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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超文在寂静中陷入思考，他读过一篇2014年的报道，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对媒体说：“有研究数据显示，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到34亿。这意味着现在中国两倍的人口也装得下。”

　　在过去的5年里，以黄海清为首的“二打六”艺术家团队闯入全国30多个鬼城，喝茶、做饭、过夜……把日常生活移植到鬼城，又通过艺术展览把鬼城拉进都市人群的视野。

　　这里占地340多亩，一共有166栋欧式别墅，每一栋都带有开敞的前庭、围合的后院和超大的地下室。那几片没有房子也没有高树的荒草地，应该是广告里的私家停机坪和高尔夫球场。

　　2015年秋天，收到南京艺术学院第三届“复调·中国艺术生态调查展览”的邀请之后，黄海清、林超文、刘奎纬、潘学城、陈艺儿、黄秋霞、苇风这几个职业画家，决定以“二打六”团队的身份集体完成一个作品。

　　在粤语里，“二打六”是小喽啰、小角色的意思。他们常常用广东话把“艺术家”说成“艺术渣”，定下这个名字也有一种自嘲的意味中山市最大烂尾楼。

　　那几年，广州的物价和房价都在飞涨，原本4元就能吃一顿的快餐，过个年突然就涨到了10元。讨论方案时，鬼城这个议题引起了大家的兴趣。那么多人买不起房子，却又有那么多房子烂尾或空置，“既然有房没人睡，那我们就去睡一下吧”。

　　在惠州，他们见到了“为拆而建”的鬼城。整个村子搬空了，只剩下四五层的小楼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当地村民听说要征地，往自家地皮上疯狂加盖，等着政府按照面积来赔付拆迁款，结果规划没来中山市最大烂尾楼，楼就扔在那里了。

　　到了中山圣贤山庄，他们被雄踞在山上的庞然大物镇住了。那是超过10万平方米的烂尾项目，原打算建成“中山地标式建筑”。水泥钢筋结构已完工，“人站在底下就像蚂蚁一样渺小”。

　　“到一个地方觉得已经很大了，到了下一个地方就是‘哇，这个更大更猛’。”黄海清说，等他们来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区，“基本上整个人都崩溃了”。车窗外掠过黑森林一样无边无际的空置楼群，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

　　第一趟鬼城之旅，“二打六”去了6个人，挤进一部车，后备箱塞满，踹几脚才能盖上盖。大家一路聊天、唱歌、吃辣条。

　　在赶赴下一个鬼城的途中，他们在服务区搭帐篷，每隔两三天才能住一次酒店，人洗澡，设备充电。那是一个月里为数不多的舒适时刻。鬼城不好睡，早上五六点阳光会把人照醒。有一回在郑州，半夜下起雨夹雪，冰水透过了睡袋，他们逃跑了。

　　自称“长得像钟馗”，林超文通常负责守夜。其他人钻进帐篷睡了中山市最大烂尾楼，他就坐在营地外围守到两三点，身旁放着一把40厘米长的劈柴刀。

　　鬼城里当然没有鬼，但林超文说“有也不害怕，可以平等地交流”。他更担心人，除了要小心避开保安，他们还撞见一帮人藏在废宅子里，见过吸毒者留下的针筒。

　　有一次在安徽，刘奎纬前去一个鬼城踩点中山戈雅张宏伟简历，刚翻进围墙，就发现一个上了年纪的农民工拄着拐杖看着他，两人对视了一会儿，几只鸡从他们中间跑过。为了缓解尴尬，刘奎纬把手背到身后，假装自己前来视察。往里走，他看到有不少农民工住在这儿，有人拉起绳子晾晒一家老小的衣物，还有做饭的厨房。

　　“二打六”团队最终放弃了这里。刘奎纬却觉得欣慰，“他们才是真正住鬼城的人，他们住得比我们好”。

　　大部分鬼城没有人，夜晚没有灯光，月光很亮。林超文在寂静中陷入思考，他读过一篇2014年的报道，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对媒体说：“有研究数据显示，全国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到34亿。这意味着现在中国两倍的人口也装得下中山行政划分图。”

　　这些思考让“二打六”后来的作品更加充实。2016年，他们在河南封门村的鬼城挑了一块砖，用电锯切碎，再将碎片、颗粒黏合成一块新砖，在北京的一座美术馆里展出。

　　2018年中山行政划分图，他们从各地鬼城收集建筑工人留下的布鞋、毛巾、草帽和手套，用水泥重新雕塑，标识来历，像文献一样展出。他们还用中国传统的拓印手法，把在鬼城捡到的废弃物件变成一幅幅水墨画作品。

　　过去受到作家韩寒影响，刘奎纬觉得自己有点“愤青”，他经常在微博上刷社会新闻，围绕社会问题进行创作。准备毕业绘画时，他的构思是：未来全球气候变暖，人类不再需要穿衣服，身上唯一的遮盖物是过滤有毒气体的口罩。

　　为了说服潘学城和林超文当模特，他请两人吃了一顿酸菜鱼。不过后来，两个模特谁都不愿意。最后在刘奎纬的画上，未来的人类站在冰川或荒原，身上留着口罩和裤衩。

　　他们3人还有陈艺儿是大学同班同学，也是班里为数不多选择职业艺术道路的几个。2010年毕业之后，同学大多去当教师，有一些考上公务员，还有几个回去继承家产。

　　林超文害怕按部就班地生活。他留着一头长发，从初中开始思考人生，结论是没有什么盼头，考虑出家。后来他遇到了画布，就一头钻了进去。“我有自己的路，干吗不去走？路上会有遗憾，但起码我来过，我是为自己活的”。

　　对潘学城来说，画画意味着自由。提起画笔，蘸上色彩，落下的每一笔都不可预知，也不可复制。他不想做循规蹈矩的工作，不喜欢“重复重复再重复”。

　　为了争取展示和推广作品的机会，他们经常背着一沓打印在A4纸上的作品小样去画廊毛遂自荐中山行政划分图，“要不然怎么可能轮得到你”。和同门师兄黄海清、师妹黄秋霞还有策展人苇风组成“二打六”，就像是互相支撑、抱团取暖。他们时常聚在一起想方案，以集体的形式做作品，从架上绘画扩展到装置、雕塑和行为艺术。

　　根据2016年的数据中山市最大烂尾楼，全国共享单车用户数激增700%，野蛮生长的问题也随之显现，在广州，“二打六”成员见到许多被毁坏或丢弃的共享单车。有的扔在那里无人问津，甚至堆成了“坟场”，还有一些被人为损坏，随意丢进河道。

　　那时距离ofo小黄车停运还有2年。现在回看，刘奎纬觉得，艺术作品有时扮演先行者中山行政划分图。如果日常的工作是人类发展的流水线，那么艺术更加前卫、创新，通过不断地尝试和探讨，艺术也许能提供看世界的新角度。

　　“我希望我们有力量，但它非常微弱，很多时候只够把问题提出来。”黄海清说，他希望更多人关注鬼城、反思鬼城，站在民族千年传承上去看待经济文化与生存、可能就会带来改变。

　　走进花都鬼城的别墅，黄海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这里能给我们做工作室该多好。”阳光从落地窗透进来，一楼客厅空阔亮堂，层高容得下大尺寸画框，也足够做雕塑工作间。黄海清手一挥，“给‘二打六’每人一套”。

　　黄海清用“乌托邦”来形容在伍仙桥的日子。除了各自作画，大家大部分时间都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中山戈雅张宏伟简历，每一天都充满欢声笑语，“二打六”就在那时集结起来。

　　他们在展厅举办座谈会、艺术沙龙和展览，也弹吉他、打鼓、煮茶。来的朋友不少，时不时就十几号人围在一起煮火锅，茶叶不按罐买，一买就一大提，谁手头宽裕谁出菜钱。

　　工作室环境变好了，租金也比以往高了许多。油画本身的成本也不低，一支170毫升的油画颜料十几元，林超文有时一个小时就能用完。他常用六七种颜料，一次批发100支，老板以为他是进货商。

　　“整个社会系统对刚刚毕业的年轻艺术家几乎不存在有实际意义的扶持。”广东省美术家协会汪晓曙曾经在采访中谈到，尽管广东有一些扶持计划，但是覆盖面非常有限。

　　2016年，伍仙桥的艺术家们突然收到通知，房子不能再租。“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在好山好水里唱着歌、吃着火锅，‘嘣’一声，那个锅飞了。” 刘奎纬当时接受采访时说。

　　潘学城渴望买一块地，盖一栋工作室，以免被催租、驱赶。刘奎纬总想起鄂尔多斯鬼城看到的那些豪华别墅，比广州花都区的户型规模更大，更接近他理想中的厂房。它们离他太远了。

　　在一次睡鬼城的旅程中，陈艺儿想了一路。出发前她向家人朋友借了1万多元，“很没有尊严，像过街老鼠”。在广州为了赚房租，她在幼儿园和培训机构教画画。体力和脑力的消耗让她无法专心创作。

　　陈艺儿的退出让刘奎纬很失落，有一段时间甚至不知怎么和她说线年之后，他也选择了离开。原因很直白——“欠太多钱了”。

　　坚持了7年，他始终没能找到生活与创作的平衡点。教艺考课每月能挣千元，但是挤占画画的时间。全身心投入却又到了经济的最低谷，省吃俭用也不够，2017年他已经欠债四五万元。

　　如今，他和妻子在惠州生活，工作养家，收支平衡了。“如果当时我没有去做，可能我现在会觉得遗憾”，但艺术创作暂且被他摆在次要位置。

　　黄秋霞也在2018年选择了退出。她回家乡清远当老师，生活变得规律而平淡，跟之前比像是“两个世界”。她结了婚，刚刚做母亲。

　　“我既想他们留下，又愿意他们走。”黄海清心情复杂，时常怀疑“二打六”到底有什么用。有时候一个人在被窝里控制不住流泪，但睡醒之后又振奋地琢磨接下来做什么作品，下次要去找哪个鬼城，“像恋爱一样的感觉，不断地闹、不断地要分开又分不开”。

　　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被时间、空间、身体这些条条框框所限制，殊不知，当你拥有了自由的灵魂，敞开内心去拥抱一切的变化和曲折，万物将不再是绊住你的缰绳，而成为你接触最真实自己的推动力。

　　漫长又短暂的一生，我们可以去尝试无限种可能，当你回首，才会感恩那个不浪掷光阴的自己，那个带着勇气义无反顾活出本真的自己。

　　宇宙没有停止眨眼，时间没有停止前行，无论是艰难还是喜悦，都要记得仰望星空，因为在这片星空下，你一直闪着光，当你看见了自己的光，也就看见了这个世界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