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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 温故1984:那一年中国有多厉害没经历过的人根本无法想象

  1984年年初,28岁的孙延林接到国庆阅兵通知。为参与这一重大时刻,他忍受着零下18℃的低温,一天站4小时军姿。为改掉脑袋右偏的毛病,他在脖子上别了颗别针。站到5月时,孙脖子上全是血。那年夏天巨热,地面温度45℃,几个月下来,孙延林掉了近10公斤。9月28日,完成最后一次合练。回到阅兵村,已是凌晨两点。后来的一切告诉他,所有的汗水都是值得的。他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人。国庆35周年阅兵一事,早在1981年就发了话。由于各种原因,阅兵中断了25年。这次阅兵,处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要搞成新中国以来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其宗旨也很明确,叫做:振奋民族精神、鼓舞爱国热情、检阅建设成就、增长四化志气。为此,一汽挑选最好的材料和技术人员,造了一辆“红旗C770TJ型”活动顶篷高级检阅车。北京近郊专门建了阅兵村,有公路、有营房,食堂、医院齐备,日常设施一应俱全。10月1日,1000人组成的军乐团奏乐,一万多人组成的42个地方方队雄赳赳地走过长安街,自研武器纷纷亮相。

  1984年,中国迎来了一个重要的年份。从年初到年尾,广袤国土上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里面,有突破禁区的艰难,有收获荣光的喜悦,有个人的奋起,有群像的突围,有当时激荡的争论,也有日后变革的伏笔。那是拥抱世界的一年,也是展现自我的一年。后来人们说起那一年,往往会用四个来形容,叫做:春潮涌动。

  1984年2月,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还专门把时间写为1月26日。

  为深圳题字4个月后,“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成立,王石把倒玉米的经验用在了新业务上,开始倒卖进口办公设备,一步步积累资本。4年后,王石大刀阔斧地改革,将公司更名为“万科”。同年,40岁的柳传志,也生猛起来。他离开办公室,创建了一家计算机发展公司。启动资金是计算所给的20万,全公司11人,都年过40岁,在20平米的传达室里,靠着几张烂桌子创业。旱冰鞋、电冰箱,他都卖过。为了倒彩电,一次性被骗走了14万。就在柳传志近乎绝望时,中科院验收计算机的业务,为他带来了70万服务费。一年后,柳传志说服倪光南进入公司,保证能把一个汉字识别系统卖出来。那个系统的名字,叫“联想”。

  柳传志创业的传达室这一年,张瑞敏出任青岛日用电器厂厂长。彼时,青厂濒临倒闭,资债相抵还亏空140多万。张到任时,来了53张请调报告。工人8点钟来,9点钟走,10点厂子就空了。张瑞敏没怕,一口气上了13条规章制度,第一条是“不准在厂里大小便”,违规者一律开除。一年后,他把76台不合格产品砸成废铁。后来公司改了名字,叫“海尔”。1984年,在深圳南油集团工作的任正非,去一个子公司当副总。第一笔生意,他被骗200多万。幸好任正非没被挫折,他开了家电子公司,帮朋友卖起了程控交换机。3年后,在一间杂草丛生的房子里,创办了“华为”。还是这一年,潘宁拿着手锤,硬生生凿出一台双开门冰箱。研发成功时,潘宁冲进雨中嚎啕大哭。是年10月,“容声”横空出世。同年,李东升在一家农机仓库里和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TCL”就此诞生。曹德旺去武夷山游玩时,发现汽车玻璃生意,高兴得合不拢嘴;李书福修鞋时,发现冰箱原器件赚钱,开始了创业之路。还有一些人,正伺机而动。他们是刚进入工作岗位的史玉柱,是拿着46元月薪的潘石屹,是刚毕业的冯仑和刚当上文员的张近东。这些初入社会的青年,会在之后的几年,投身商海,开辟新的战场。1984年,上海微电子技术应用汇报展览会,站在一个叫李劲的孩子身后,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10年后,一种叫“信息高速公路”的东西来到中国。谁也没想到它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何等巨变。至于娃娃们,1984年,只有李彦宏和马化腾知道计算机是个什么东西。20岁的马云,刚刚被破格录入杭师。商业二字,跟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也是那一年,还在上班的王中军,一心想做大他的《购物指南》,将其办成中国最优秀的杂志。复旦新闻学院的新生王长田,求知若渴,最大的遗憾是一晚上只能听一个讲座,上两门选修课。无法想象,35年后,由他创办的光线传媒投资的动画片《哪吒》,会收割近50亿的票房。但也就是那年,阿城他爸,钟惦棐老爷子说:“中国人并不笨,我们有充分的信心赶上世界水平,尤其是中青年导演,将会成为前进的主力军。”老爷子说得没错,1984年,青年队伍里,要出厉害导演了。

  1984年,最火的电影是《人生》。电影上映,造成全民热议。此前,拍《没有航标的河流》时,路遥的《人生》在剧组里传来传去。导演吴天明看了,想拍,一打听,说有人抢先了。再一打听,说要去九寨沟拍。吴天明心说陕西故事怎么能去九寨沟拍呢,立马找到了路遥。随后,两人带着队伍,踏遍陕北采风。这期间,吴被任命为西影厂厂长的消息传来。那两年,要求干部“年轻化、专业化”,43岁的吴天明成了全国最年轻的电影厂厂长。他怕自己当不好,路遥说:“你怕啥,回去先弄它一个月的会,让干部向你汇报,啥也不说就行。”这个生猛的厂长,很快就办了件大事:扶第五代上位。

  路遥和吴天明吴天明拍《人生》时,两个年轻人正在拍《黄土地》。导演陈凯歌,摄影张艺谋。两人遇到困难,找他求助。他又是给车,又是给钱,让他们在陕北几千公里选景。电影上映,轰动影坛,拿下好几个国际大奖。以至于在太原学油画的文艺青年贾樟柯,看了电影非要去考北电。同时,吴子牛《喋血黑谷》田壮壮《猎场札撒》黄建新《黑炮事件》纷纷出现。《黑炮》引起争议,吴天明说:“是我让拍的,要找来找我。”同样重要的前辈,还有广西电影厂的韦必达。陈凯歌本来想拍《孩子王》,他觉得太沉重,推荐《深谷回声》,让陈拍成《黄土地》。那时,陈凯歌意气风发,拍片,誓要打破传统电影叙事。那时,张艺谋极为苛刻,为一个完美画面,带着剧组踩了4个小时,在山坡上踩出一条白色小路。拍片时,陈对张说:“你呀,心比天高。”果然四年后,张就拍出作《红高粱》,拿下柏林金熊,轰动世界。

  那时候,张艺谋写信感谢韦厂长说:“也许,我们将来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名人,但我们永远记得年轻时,我们是怎样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搀扶我们。”

  1984年,300多家音像公司出现在中国内地。此前,《乡恋》在春晚上得到正名,还有了一个新称号,叫“通俗歌曲”。各式各样的磁带,出现在市面上。张行的《成功的路不止一条》,2个月卖了350万盒,朱晓琳的《歌林新苗》,一年突破240万。这些出磁带的歌手里,还有个年轻人,叫崔健。一个叫周亚平的商人,找他出了盘《浪子归》。专辑都是甜腻民谣,连《浪子归》的词都是校园民谣推手黄小茂写的。这显然无法满足崔教父摇滚的心。他已经组建了“七合板”乐队,窝在家里琢磨原创摇滚了。同时期,“不倒翁”乐队成立,丁武、臧天朔等人为找排练场跑断了腿。好不容易接到商演,人到齐了,演出却被取消,哥儿几个只能在火车站过夜。也就在前一年,法国马克西姆餐厅开入崇文门西大街2号。很快,初代摇滚老炮儿们天南地北地赶来,在那里聚会、狂嗨。不过,老百姓不知啥叫摇滚。在1984年《群众喜爱的十五首歌曲》这张磁带里,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的蒋大为,一人占了三首。大家喜欢《牧羊曲》《美丽的心灵》和《大海啊,故乡》。尤其那首《在希望的田野上》,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充满祈盼的心声。

  广受欢迎的蒋大为1984年,电影乐团的一位小提琴手问女儿,云南音像想签年轻歌手,要不要去试试。女孩儿去云南录音,很快,《东京之夜》诞生,换来1400元的巨款。万万没想到,起印60万张的专辑迅速销售一空。云南又花了6倍的价钱邀她录制第二张。在那个紧绷的年代,大街小巷都在放她的歌,那摇摆的歌声,令人心生欢畅,以至于唱片卖破千万张。两年后,这个名叫张蔷的姑娘,登上《时代》周刊。人们给她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叫“迪斯科女王”。而那时,10岁的彭磊还在学画画,“新裤子”的《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还早得很,更别说什么《乐队的夏天》。至于马东,正要去澳洲留学。1984年的中国,广大劳动人民只熟知他父亲在春晚上那一口幽默的唐山方言。说到春晚,当年所有歌手,大概都红不过一个人。那就是香港电子表厂的工人,张明敏。

  1984年的春晚,就是1984年的气氛。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春晚导演黄一鹤就想,能不能找中国香港歌手来参加?他听到了《我的中国心》,一下子就被击中,四处找人问是谁唱的。几经波折,黄终于联系到了张明敏。而这首歌,也由此传遍大江南北。

  1984年春晚上的张明敏由于首届春晚成功,黄一鹤觉得这么大一台晚会,应该有首压轴曲。于是找到乔羽,希望他能写出表达家国团圆的作品,这便是《难忘今宵》。

  马季先生的《宇宙牌香烟》,一开始想说对口,但觉得捧哏作用不大,改成了单口。相声讽刺欺客现象,为了保险,马季先生一定要求去全国核查有没有“宇宙”这个牌子的香烟。

  1984年还在做演员的陈佩斯,和同事朱时茂排了个小短剧。本来是为了慰问演出活跃气氛,没想到演一次爆一次。一次在某餐厅演出,厨子笑得衣服扣子都崩了。两人被黄一鹤带到剧组时,有人就说,节目让人笑成这样?是不是太不严肃了?

  小品《吃面条》而当时,赵本山还在演戏曲电视剧《摔三弦》。三年后,他和潘长江在东北连演六百场《大观灯》,被姜昆挖掘,才有机会在1990年的春晚上《相亲》。也正是看了《相亲》,高秀敏才转行去演小品。

  1984年,文坛的,简直是滔天巨浪。那一年,写出《人生》的路遥,决定写一部更宏大的小说。分为《黄土》《黑金》《大城市》3部,六卷,一百万字,取名《走向大世界》。做完前期准备,整个冬天,路遥都在为小说的开头苦恼。不过那年,这部最终更名为《平凡的世界》的作品,刚刚起笔。真正给文坛带来震动的,是另一位陕西作家贾平凹。收到127封退稿信的他,终于在这一年写出代表作《商州初录》。远在北京的阿城看了,想到在云南插队时遇到的一个会下棋的知青,立马开始写《棋王》。那时,他家紧挨马路,每晚都能听见赶羊声。初稿完成,阿城特意去见了贾平凹,带了一大堆泥塑狮子、手工布老虎回家。《棋王》发表后,震动更大。那年,文坛一堆人在杭州开 “寻根会”,《人民文学》的主编王蒙,开始有意识地扶持新人。第二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带着颠覆气息闯入文坛,释放一个巨大的信号:年轻作家们,要登场了。那一年,在待了七年的马原,丢出《拉萨河女神》,率先吹响先锋号角;莫言冬天写完《红高粱》,写信告诉他哥说,自己要把文坛炸平;张承志《北方的河》出来后,王蒙说“30年之内没人敢写河了”;韩少功写完《爸爸爸》之后发表《文学的根》,受到感染的王安忆,写完第一部长篇《69届初中生》,立马就投入《小鲍庄》的创作…当时,开完文代会,李育杭去她家吃了顿饭。回浙江的路上,有人给他推荐了写《竹女》的作家余华。看完作品,李就想,文坛这帮人不识货,有朝一日这小子一定能出头。后来,“这小子”遇到马原,告诉他自己要写一本媲美《红字》的小说。一年后,他就写出了够吹一辈子的代表作,《活着》。

  同样是那年,做生意没出路的王朔,把《空中小姐》来回改了9遍,抄了一百万字,总算登上《当代》。另一位王姓作家,为了跟妻子李银河在一起,一整年都在忙活出国。8月中旬,他飞往纽约。飞机起飞时,天空中一个炸雷,把送行的人吓了一跳。后来他把那时期的很多事,写进了《三十而立》。那一年,刘震云刚毕业,池莉在读书,这俩人的“新写实主义”,八字还没一撇。跟他们一样默默无闻的苏童,被分到南京艺术学院作辅导员,审核学生资料,发放助学金。多年以后,莫言、余华、苏童这一批先锋作家,一定还能想起被马尔克斯带到马孔多的那个遥远的午后。由于接触大量西方现代文学,这拨年轻人在创造上爆发出极强的颠覆和反叛性,他们一个个万丈,彻夜不眠,甚至为写作出现幻觉,就为了写出一部小说,轰炸文坛。那时候,谁想得到莫言能拿诺贝尔啊。1984年,诺奖还太遥远、太陌生。国人最期待的“零的突破”,是奥运。

  奥运会前,纪录电影制片厂拍了个《零的突破》,对着五环问:“朋友,你可理解每一个零对新中国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1984年,新中国首次参加奥运,展现运动风采。能够在洛杉矶摘金,对于国人而言,无疑是一针兴奋剂。当时,首金任务一直压在王义夫肩上,谁也没想到,完成这一历史的人,成了许海峰。小时候的“弹弓王”许海峰,算是跌跌撞撞进了国家队。1983年,他才知道有奥运会这个东西。参赛当天,最后一枪,瑞典的斯坎纳克尔和王义夫打完,暂列第一、第二。如果下面一枪不中十环,金牌就没了。结果,许海峰一枪命中,中国人在奥运会上实现零的突破。那天颁奖,延误了40分钟。主办方也没想到,这么早的项目上,就有一个国家,一次性拿下两块奖牌,赶紧派直升机空运了一面五星红旗回来。

  那一年,背负着巨大压力的女排,完成三连冠。此前的亚锦赛上,女排以0:3输给日本,全队落泪。在小组赛中,一度发挥不佳,十分艰难。然而,决赛中,女排顶住压力,一举夺冠。国庆35周年盛典上,女排专乘一辆花车,上面排着八个大字: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同样顶住压力的,还有跳水冠军周继红。当时,她与“跳水女皇”陈肖霞闯入决赛。前四个规定动作,陈十分稳定,但从自选动作开始,突然失误,排名降到第三。最后一跳,如果周继红出现一丝小失误,金牌就将旁落。偏偏向前翻腾三周半屈体这个动作,周一直做得不够好。然而这次一跳,极其完美。最终,冠军落到周继红手中。当然,最耀眼的人,还是李宁。在体操团体、全能都落败后,李宁一人独得3枚金牌。加上两银和一铜,成为获奖牌最多的运动员,被西方媒体誉为“力量之塔”。

  体操王子李宁而最能体现拼搏精神的,当属栾菊杰。因为训练过度,栾患上了急性肾炎。4年中,栾每天吃中药、打吊针,坚持训练,直到奥运会,依旧是中国剑坛第一人。由于击剑是西方引以为豪的项目,裁判常有偏袒。参赛时,栾菊杰每场都会狂喊。赛完后,嗓子都哑了。决赛时,栾菊杰势如破竹,连赢五分,以绝对优势获胜,大声道:“你再想错判我,也没有办法了!我终于拿到冠军了!”多年以后,50岁的栾菊杰,再次出现在奥运会上。那一年的东道主,是北京。

  不止奥运会,1984年对新中国而言,有太多的第一次。那一年,第一家西式快餐店“义利快餐厅”在北京西单开张,中国有了一家名为“中山温泉”的高尔夫球会;那一年,首家中外合资五星级饭店“长城饭店”开张,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成为全国首家试行股份制的国营商业企业。1984年初,印度尼赫鲁金杯赛,中国以1:0战胜世界强队阿根廷,随后夺得亚洲足球锦标赛亚军,取得当时队史上的最好成绩。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例》发布,中国人开始有了第一代居民身份证。5月,中国女子羽毛球队连克丹麦、韩国、日本,第一次获尤伯杯。6月,《中国妇女》杂志第6期38页,一位27岁的煤矿工人希望寻求心灵伴侣,中国第一则征婚广告,和有情人见面。9月,第一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要求放开生产资料的计划外价格,史称“莫干山会议”。10月,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举行奠基典礼,桑塔纳汽车将在中国刮起一阵旋风。同月,“体育发展奖-1984年北京国际马拉松赛”奖券开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发行彩票。11月,第一支南极考察队从上海出发,奔赴南极。同月,上海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支股票“飞乐音响”。在一张巨大的海报下,副经理胡瑞荃背上钱箱,一手交钱一手交股。不到六小时,32.5万元股票售罄。12月,作协第四次文代会,有人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把《金瓶梅词话》排好了,就该出版发行。会后,社长韦君宜向上打报告,申请印行《金瓶梅词线万部。那一年,在提倡“读书无禁区”的《读书》杂志的目录上,赫然印着聂绀弩文章的名字,《谈金瓶梅》。

  从年初到年尾,建设、奋起、改革、突破、创新、松绑,迎接挑战、拥抱世界,片刻都没有间断。整片热土,欣欣向荣,无数的人,奋发向上。虽然有争议、有坎坷,有惶恐、有曲折,但前进的脚步,始终不停。

  1984年,全国上下都洋溢着活力。连姑娘们最喜欢的颜色,都变成了红色。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引领风潮,该片讲述了棉纺厂女工陶星儿冲破旧观念、大胆追求生活之美的故事,激起无数人的共鸣。那年,主管纺织工业的领导针对自己穿“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长裙”时说:“我们有责任把全国人民打扮的漂亮点,不能用老着装来看待现在的问题。”那时候,中国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纪录片《自行车的王国》里说,它就是城里人的腿。当时,拥有一辆自行车是一件很“壕”的事。越来越多品牌,开始给自己打广告。除了“永久”和“风凰”,还有蝴蝶、五洲、金鹿、飞鱼。那时的人绝对想不到,30多年后,一度离开国人生活的自行车再次占满大街小巷,这一次,它背后站着的,是一个叫互联网的东西。比起拥有自行车,更“壕”的事,就是有电视。上海的“金星”“凯歌”“飞跃”,一度驰名全国,在1984年就有了上门服务。就在第二年,一部叫《上海滩》的电视剧登陆内地,女孩儿们开始为许文强疯狂,周润发风靡全国,大风衣、白围巾的装扮,成了男人们的撩妹利器。

  1984 年社科院门口,来自全国各地的的教师、干部、记者、返乡知青、工厂学徒都想见一个叫丁学良的人。他们随身带着本子,希望记录下和丁的谈话内容,并把记录带回去传授他人。丁学良之所以受到如此厚待,是因为一套名为《走向未来》的丛书。他是丛书的编委。

  这套书,于1984年开始发行,发行5年,共74种,涉及各个学科。它代表着当时最前沿的思考,堪称一代青年人的思想启蒙读物。那些关注家国命运、关注时代趋势的知识分子,无一不受到它的影响。那一年,所有知识分子心中,都怀揣着一个心愿:这个饱经沧桑的民族,一定要把握历史机会,要改变,要富强,要崛起。要昂首阔步地,走向未来。

  1984年,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可以说。那年,马胜利胜利了,年广久长久了。北京的舞厅逐步开放,海南的汽车漫山遍野。长春炒红了君子兰,天津有了我国第一个地质自然保护区。大锅饭时代彻底结束,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进城。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投入建设,第一颗试验通信卫星被成功发射。振奋人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在历史的转折中,个人的奋斗、团体的努力、行业的革新,犹如万千河流奔腾汇聚,铸造了一个民族崛起之初的火热群象。

  这里面,有智者的深谋远虑,有突围者的挺身而出,有自我实现者的不惧艰险,有怀揣理想者的飞溅。

  1984年《人民画报》,中国女排队长,张蓉芳35年过去了,温故1984年的人与事,它们是那样的不可思议,又是那样的理所当然。

  35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它可以让一个婴儿变成青年,也可以让一个青年变成老年,它可以让年轻人追逐梦想,也可以让老人转身回望。

  在这35年的岁月之河上,想必有着和1984年类似的故事,举步维艰的变革,被巨浪带走的面孔,令人下泪的碰撞…尤其重要的,是那些奋斗不息的个体。

  这里面,有你,有我,有每一个人。老话说得好,温故,而能知新。在这个时候,重温1984,重温的不仅是一段段民间故事,关键是勇气、是担当,是清澈的,是向上的冲劲,是满怀的希望。

  正因为拥有了这些可贵的品质,面对一次次挑战,才能够泰然处之,迎难而上。对一个个体如此,对一家企业如此,对一个行业、一个国家,亦是如此。1984年,冯骥才发表了小说《神鞭》。

  这所谓的“神”,说白了,小到每一个人,大到一个民族,无非就是他们历经辛苦后仍保留着的坚韧底蕴、可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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