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焕文 冯平山与景堂图书馆

　　中国近现代图书馆的历史，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就是一部国人立足图书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历史。从林则徐、魏源等“睁眼看世界”，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译介西方图书馆的相关资料，到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变革维新，倡导新式教育，创办新式图书馆；从二十世纪初新式图书馆的兴起，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新图书馆运动的广泛开展，再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各类型图书馆在全国普遍设立，广开民智，救国救民，振兴中华，一直是广大图书馆倡导者、创办者和经营者的终极目标。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海外华人华侨始终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和可歌可泣的卓越贡献。

　　翻开中国近现代图书馆的历史画卷，我们不难发现：自二十世纪以来，不断有海外华人华侨慷慨捐资在中国创办图书馆和支持图书馆的活动，并且出现过两次华人华侨兴办图书馆的。第一次出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那时，初立，国弱民穷，民智未开，一大批海外华人华侨秉承开启民智、造福乡邦的朴素族群热情，纷纷慷慨捐资，或在家乡创办私立图书馆，或资助家乡建设图书馆，其影响大多囿于各自的家乡。第二次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时，百废待兴，一大批海外华人华侨秉承爱国爱乡、振兴中华的优秀文化传统，或捐建各类型图书馆新馆，或捐赠各类型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其影响则从各自的家乡推及全国各地。两次的时代背景各异，捐资建馆产生的社会影响也不同，但是，华人华侨的爱国精神始终如一。

　　第一次华人华侨兴办图书馆的出现正值新图书馆运动在全国普遍兴起之时，因此，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开创意义，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些 华人华侨捐建的图书馆 已经闻名遐迩。这类图书馆文化遗产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学校图书馆。这类华人华侨创办的学校图书馆起初多为私立，其后逐渐转为公立，以新加坡爱国侨领陈嘉庚的贡献最为突出。一九一八年，陈嘉庚在家乡福建集美创办（私立）集美学校与图书馆，一九二〇年集美学校图书馆新馆落成开放，一九五六年由人民政府接办，现为集美大学图书馆。一九二一年，陈嘉庚在家乡创办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私立）厦门大学，图书馆亦随之设立。一九三七年，陈嘉庚将厦门大学无条件地捐献给政府，厦门大学遂由私立转为公立。今天，厦门大学图书馆已成为中国著名的大学图书馆。

　　其二，公共图书馆。这类华人华侨创办的图书馆起初多为私立图书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才陆续转为公共图书馆。迄今影响最为深远的主要有以下两端：一是旅港侨领冯平山在广东新会创办的景堂图书馆，一九二二年奠基，一九二五年新馆落成开放，一九六七年收归政府管理，成为新会县图书馆；二是旅缅华侨在云南腾冲创办的和顺图书馆，一九二八年创办，一九三八年新馆落成开放，一九七六年移交和顺公社管理，一九八〇年正式成为和顺公共图书馆，现为云南腾冲的著名旅游景点。

　　其三，宗族图书馆。这类华人华侨创办的图书馆以兴旺家族为目的，起初由宗族共同管理，现在转为乡镇族群集体管理，其宗族性质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影响最大的是广东开平市赤坎镇美加华侨资助创办的两个宗族图书馆，即一九二三年奠基、一九二五年新馆落成开放的司徒氏通俗图书馆和一九二七年奠基、一九二九年新馆落成开放的关族图书馆。这两个宗族图书馆现在也是民众赴开平旅游的打卡地，影响十分广泛。

　　如今，和顺图书馆、司徒氏图书馆和关族图书馆已经成为华人华侨图书馆文化遗产的公众展示地和旅游打卡地，产生了创办者意想不到的历史文化影响，但是，其原本的图书馆功能已经发生了异化。新会景堂图书馆则始终如一地呵护创办者的初心，致力于倡导和推动全民阅读，现在已成为江门市新会区图书馆总馆，在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系统研究新会景堂图书馆的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新会景堂图书馆的创办人是冯平山。冯平山是何人？他为什么要创办景堂图书馆？这是我们认识景堂图书馆的前提。

　　冯平山原本是一个普通农家子弟，经过数十年的奋斗，最后成为二十世纪初闻名省港的企业家、银行家和慈善家，其成功的秘诀和人生哲学不外乎“立品做人”四个字。冯平山晚年曾坦言：“予少受景堂公庭训，以‘立品做人’为宗旨，至今已六十余年，犹忆弱冠时，偶见《格言联璧》一书，不外‘立品做人’四字，遂笃好之，每出一言，作一事，期与景堂公遗训符合，间有错失，事后辄自知之，不敢再误。”又言：“余生平从商之日多，而为学之日少，但处世接物，律己待人，幸少陨越者，全得力于金兰生先生所辑之《格言联璧》一书，故稍暇即持以诵读。”正因为如此，冯平山晚年还特地自编《冯平山自记》，记述个人“立品做人”的人生经历，“为家人告”，作“庭训”用，以垂教后人。一九三〇年，又因“近见此书（《格言联璧》）日渐散佚，乃翻印五千册，分赠亲友以及世之同好者”。由此可见，“立品做人”与《格言联璧》对冯平山影响之深远。

　　冯平山（一八六〇—一九三一），名朝安，字昆炎，号平山，英文名Fung Ping Shan，一八六〇年生于广东新会会城镇浐湾街高第里一个小康农家。父冯洪福（一八三三—一八八三），号景堂。一八六六年七岁时开始在私塾读书、习字、背诵，一八七三年十四岁开始听教师讲解字义，一八七四年十五岁尚未学习作文便开始随六叔前往暹罗（今泰国）从事贸易活动。一八七五年其六叔觅得铺位，开设广同兴商铺，经营苏杭杂货生意，冯平山开始坐店当学徒。一八七八年受叔父委派，定期回省港两地办货。一八七九年回国办货时返回家乡，娶李氏为妻，时年二十。一八八一年二十二岁时自暹罗回国，因拗不过其岳丈的规劝而留乡。一八八二年二十三岁时与岳父合资在新会古井镇慈溪村种植甘蔗四十余亩。一八八三年六月遇台风甘蔗损失殆尽，九月父冯景堂病卒。在经历了三年的守孝和彷徨之后，决定继续赴外经商。一八八七年随表伯叶槐光赴四川从事贸易活动，其间返回广东，在澳门置办陈皮，在香港置办砂仁、木香、桂皮等货物，从此开始成为中药材商人。一八八八年二十九岁时，冯平山在重庆自行开设安记字号商行，开始独资创业，经营省港渝三地的药材货物贸易。他于年初到重庆销售省港货物，秋后再办理回货，年底返回省港销售，形成省港渝三地坐庄的贸易模式。一〇年渝港间开通电报业务，在其他商家尚未留意时，冯平山认为非用电报难以争胜，乃自编暗码和明中之暗码各一部，供自己与同事间相互传递商务贸易信息，是以生意顺畅，逐渐兴隆。此法沿用十余年，直到有一伙计辞职转投其他商号后泄露，方不再使用。一一年，冯平山委托同伴前往重庆长期坐庄管理安记字号，自己则返回广州经营华记行，在香港经营广丰和。一三年，携带妻儿出省，旅居香港。此后十年间他一直经营省港渝三地货物，因自置两艘英国商船，自己寄运香港与重庆间的货物，生意年年增长，盈利百万。一九〇三年四十四岁时携带家眷返回新会居住，是年五月其母卒，七月原配李氏病卒。一九〇六年，娶李颖璋为继室。同年，因深感钱庄对贸易的制约作用，冯平山略具资本，即在广州创办安隆银铺，涉足金融业，其后陆续开办岐丰行（一九〇七）、兆丰行（一九〇九）、南生行（一九一〇）。一九一〇年，次子冯汝槐、长子冯汝材相继病逝。一九一一年，纳郑雪卿为妾，是年五月二十九日继室李颖璋生三子冯秉华、四子冯秉芬双胞胎。一九一二年举家迁居香港。一九一三年任香港东华医院首总理，并且在洋人垄断金融业的情况下，创办维吉银号。一九一四年任香港保良局首总理。一九一八年再任香港保良局首总理，创办亦安银号。一九一九年任香港团防局总理，创办用行押和用行银号，并作为大股东发起成立东亚银行，任东亚银行永远董事，成为香港著名的第一代华人银行家。一九二〇年后，东亚银行相继在中国上海、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中国广州和九龙各处设立东亚银行支行。一九二二年，创办余庆公司。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鉴于冯平山的商业成就、慈善奉献和社会地位，港督司徒拔爵士（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授予冯平山名誉英国公民和香港公民身份，其后又颁赠“太平绅士”荣誉头衔。一九二五年续任香港团防局总理，三月开办西贡东南兴，十一月开办广兴公司。一九二八年任东华医院总理。一九三一年八月二日逝世，享年七十二岁，安葬于香港华人永远坟场。

　　《格言联璧》有言：“竭忠尽孝，谓之人。”正因为如此，冯平山始终把尽孝作为做人的根本。一九二三年，冯平山因“近闻某公有仇孝之说”，专门从《上海报》抄出《王中书劝孝歌》，特为刊出，分送各界，并附跋语道：“深望青年男女，熟读歌词，对于父母之恩，当能发现天良，各图报答，不至转眼为人父母时，乃悔木匠担枷，自作自受，则予心甚安，即凡为父母者之心，亦无不安矣。”冯平山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更是这样做的。

　　一八八三年二十四岁时，其父冯景堂病逝后，冯平山将父亲安葬于新会仙人岭，“冢内用金英泥（水泥）尺厚，以为久远之计”，并在家守孝三年。

　　一九〇三年四十四岁时，其母与妻卒后，冯平山将二人合葬于仙人岭，“冢内亦用英泥尺余厚，内外修得十分坚固，亦以为长久之计”。

　　一九〇四年四十五岁时，冯平山经商已颇有成就，于是，遵照父亲冯景堂“如果有建祖祠之日，必要先建始迁祖祚祥公祠乃可，亦木本水源之意”的遗训，在新会会城小富冲购得吴姓之屋，个人独立出资，建造冯氏迁居新会始祖冯祚祥祖祠。一九〇五年，祚祥冯公祠落成，题其堂曰“务滋”，以示后人勿忘树德之意。

　　一九一九年六十岁时，冯平山已是旅港侨领，仍不忘先祖，出资修理自祚祥始祖以下各祖山，于墓地两旁立华表，以便族人认识。

　　在尽孝的同时，冯平山一生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全力捐助和救济贫苦民众，因此享有慈善家的美誉。冯平山一生捐助支持的社会公益事业涉及面甚广，在省港两地影响尤为显著。例如：

　　赈济灾民。一九〇五年广东灾荒，爱育善堂等善院举办平粜，推举冯平山赴港购米以赈灾民，米商深为冯平山的诚笃所感动，在汇款未至的情况下，应允先运米后付款，饥民赖以存活者甚众。一九一三年七月，新会天河围崩决，北江水患泛滥，灾民逾万，冯平山与东华医院同人赴穗，与救灾公所会商赈灾办法，得多方支持，筹款四万多元，赈恤灾民。一九二一年华北五省旱灾严重，灾民逾两千余万，冯平山与何东、陈廉伯等捐输巨款，赈济灾民，获国民政府颁发四等嘉禾章。

　　济贫解困。冯平山于一九二一年春回家乡新会时，见乡中同姓族人和亲戚朋友中的贫苦者，以及老人妇女，多因谋生维艰，以至饔飧不给，殊为可怜，于是按月助以给养，或三五金，或十金八金，年末则加倍，以示亲亲之义。

　　救死扶伤。一九一三年，冯平山任香港东华医院首总理，鉴于香港规定，华人殡葬者葬后七年必须捡拾骨石迁葬别地，不合华人习惯，乃向香港政府提议拨给地段作为华人永久坟场，获得批准。由是，香港政府拨出鸭巴甸山为华人永久坟地。其后，冯平山一直担任香港东华医院首总理、永久顾问等职，全力资助东华医院救死扶伤。

　　团结乡人。一九一三年，香港华商公局改组，成立香港华商总会，冯平山捐款一千，用于购置会所之用。一九二〇年，冯平山发起成立香港新会商会，捐资一千元购买会所。在商会之中，冯平山屡次被推举为主席而不就，衹担任顾问、干事、值理、司库等职。

　　纪念先贤。一九一九年，新会李淡愚提议建设白沙公园和象山公园，以纪念新会明儒陈白沙和名人张象山，冯平山捐助六千余元，供两园内分别建设养拙亭和嘉会亭之用。

　　冯平山以“立品做人”为宗旨，自奉俭约，乐善好施，热心社会慈善事业，始终不渝。一九二九年七十寿辰时，冯平山仍将社会各界的贺品和礼金全部捐赠给慈善事业。冯平山的哲嗣冯秉芬、冯秉华、冯秉芹在《敬领戚友隆礼拨捐各慈善机关一览》中言：“家严之意，无非谓糜财以庆于家，不如节费以益于众。若亲友之致贺者，除文字外，悉请代以贺仪，将来集得总数，概拨作慈善事业之用。”“谨将拜领所得，属于器物者，按其价格略为估计，约值三千元，属于贺仪者，则核计共一千八百一十三元八角。复由家严之意，于贺仪之数特酌加两倍有奇，共四千一百八十六元二角，合计共九千元。并承家严命，按照下列办法分配。”具体的捐赠方案为：陕甘豫旱灾两千元、宜昌广东医院三百元、香港东华医院两千元、广州方便医院一千二百元、广州贫民一千元、江门四邑明善医院五百元、新会城监狱工艺所一千元、新会城爱群善院五百元、新会城仁安医院五百元。

　　冯平山一生衹读过几年私塾，受教育程度极低，虽驰骋省港渝商界，贵为香港第一代华人企业家和银行家，但是，既“不识英文，又不识英话”。十六岁随叔父去暹罗，因为坐店才临时抱佛脚，学习算盘。十九岁受叔父委派自暹罗返省港办货，因文字未甚了了，乃顺道回乡禀告父母补课，再从师听讲解字义，并学习写信。每半月出港，在付货后立即返回新会上课，月月如是，得六七个月内之功课，才学会写信。尽管如此，冯平山弱冠时偶见“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贫富，家家置之于案，人人背诵习读”的大众读物《格言联璧》而笃好之，并引以为人生圭臬，始终不渝。

　　冯平山虽然个人读书甚少，但是，因深受景堂公“立品做人”庭训之影响，对于《格言联璧》所言“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和“为善最乐，读书便佳”有深刻认知，并身体力行。

　　冯平山曾言：“尝考外国富强之术，莫不先注重家庭教育，尤以栽培女子为急务。缘女子为国民之母，苟女子识字明理，将来自能教育子女。若子女受过家庭教育，年长亦能受师长培植，将来挟科学以问世。是为国家富强之嚆矢。”正因为如此，冯平山在治家教子中颇为重视家庭教育。一九一二年五十三岁时，冯平山仍聘请女家庭教师，教妻妾读书，持续多年。自一九二一年起，先后聘请谭荔垣、莫浣卿、黎等先生为家庭教师，教子女学习中文和英文。一九二七年六十八岁时，冯平山的儿子冯秉华、冯秉芬自汉文中学毕业后考入香港大学汉文科，其后二人均成为香港的名人，且对社会公益和家乡发展贡献良多。

　　冯平山深知贫寒子弟无缘读书的痛苦，所以在经商有所成就后首先创办贫儿义塾，为贫寒子弟提供免费读书的机会。

　　新会平山贫儿义塾。一九一七年，为解决贫家子弟无钱入学的困难，冯平山慷慨捐献十四万元，租借位于新会金紫街的莫氏世德祠，委托新会人李淡愚，开办平山贫儿义塾，贫家子弟除免收学费外，一切书籍纸笔墨也由义塾供给。一九二〇年由于学生逐渐增多，于是增租凤池里叶氏祠堂，以广其学。一九二四年，冯平山将会城大新街、南门直街、滻湾街、河南猪栏街各铺业，一概拨由祚祥冯公祠收管，并将贫儿义塾拨归祚祥冯公祠办理，将每年收得的商铺租金用作族费、义塾经费，及各子孙男女学金和奖励金。平山贫儿义塾开办达十三年之久，直到一九三〇年与新会高小学校合并，成立平山小学方才终止。

　　香港孔圣会男女义塾。一九一七年，冯平山在香港与孔圣会合作，创办男女义塾三所，直到一九二六年停办，前后有十年之久。

　　新会平山小学。一九二二年，冯平山捐赠建筑费六七万元在新会开办平山高小学校，聘请李淡愚担任校长。一九二三年秋，平山高小学校在会城犀山脚下的仓边街得胜庙守府遗址上兴建新校舍。一九二五年五月，新校舍竣工。新校舍采用欧陆风格，呈“日”字型，造工精美，规模雄伟，迄今仍然巍然屹立，堪称学校建筑之典范。一九三〇年，冯平山将会城的贫儿义塾与高小学校合并，改为平山小学。为此，冯平山专门组织了平山小学校董会，亲自担任主席，增拨经费，延聘教师，使平山小学声誉日隆。冯平山逝世后，其哲嗣冯秉芬弘扬祖德，承先启后，多次斥资扩建。该校一直办学至今，为社会的基础教育事业做出重大贡献，成为广东著名的百年侨校，影响深远。

　　国立中山大学附小校舍。一九二二年九月，冯平山在赴广州参观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时，决定捐款十一万元资助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附小兴建新校舍，并捐款一万五千元作为奖励高小优等学生基金。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发布命令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成立国立广东大学。一九二六年，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附中、附小亦随之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附中、附小。同年，国立中山大学附中、附小新校舍落成，为感谢冯平山的捐助，中山大学将冯平山捐建的两层楼高的课室命名为“平山堂”。一九二九年，冯平山七十寿诞时，国立中山大学校长戴传贤、副校长朱家骅鉴于“平山先生热心教育，中山大学附属小学前承捐资建筑校舍，故校中有平山堂以纪念。今先生七秩良辰，谨赋四章以伸庆悃”。在联名赠送的四首诗歌中，校长戴传贤、副校长朱家骅称颂冯平山对国立中山大学附属小学的贡献，“指囷济众慈云荫，兴学储才教泽长”，“最是景堂留纪念，琳琅珍籍足清娱”，“急公屡见输财勇，爱国无如建学先。艳说平山堂轶事，莘莘儒子勒陶然”。

　　国立中山大学附小学生宿舍。一九三〇年，国立中山大学扩建，应金曾澄（广东省教育学会会长，后曾任中山大学校长）的请求，冯平山捐赠十万余元建设国立中山大学附小学生宿舍。一九三一年，上下两层建筑面积一千七百六十一平方米的宿舍楼竣工，国立中山大学将此楼命名为“景堂院”，以纪念冯平山的父亲冯景堂。

　　国立中山大学附中、附小历经近百年的发展变化，现名广东实验中学，是省级重点中学，中国科学院院士蔡睿贤、范海福、邓锡铭、姜伯驹，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岑可法、黄耀祥等均毕业于此校。一九九〇年，广东实验中学校园改造，平山堂的大部分被拆除，但仍保留了有平山堂牌匾的灰檐。景堂院历经七十年风雨沧桑后也已属危房，广东实验中学决定将之改建为景堂体育馆。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景堂体育馆奠基，二〇〇二年一月落成，馆内有冯平山先生铜像和勒石铭文，以示纪念。

　　香港孔圣会中学。一九二四年四月，冯平山偕东亚银行总司理简东浦等往伦敦参加赛会，顺作环球之游，途经日本、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瑞士、意大利、埃及、印度等国，九月返港。“此行凡关于商业、学校、图书馆，均留意考察”，冯平山深感“港地学子多趋重于西文一途，而对于中国文反漠不关心”，“子侄辈之毕业小学而欲递升中学者，每苦无适当之学校可入”，于是，决定在香港创办孔圣会中学，专门教授汉文，是为香港第一所汉文中学，亦为香港金文泰中学的前身。

　　一九二五年，精通中文和广东话的金文泰爵士（Sir Cecil Clementi）就任第十七任香港总督。为推动孔圣会汉文中学和汉文教育的发展，冯平山“商请政府接办，改称官立汉文中学，使港地之学子，得一完善之汉文学校求学”。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冯平山与香港绅商周寿臣、罗旭龢、李右泉、曹善允、尹文楷、李景康、俞叔文等，于华商俱乐部叙会，进一步商议请求政府拨地，创立一所汉文中学，以中文作为学校的教学语言。此议获教育司庵氏（G.N.Orme）赞同，乃委派汉文视学官李景康负责草拟办法。一九二六年，金文泰中学（Clementi Secondary School）正式成立，是为香港第一所由港英政府开办的中文中学，也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官立中文中学。金文泰中学成立后，李景康任首任校长，冯平山任校董，年中亦酌助学额经费。一九三〇年冯平山七十一岁时在个人《自记》中言：“香港汉文中学，近年升港大中文一科者，人数寥寥，不有奖励，无以鼓励生徒向上之心，故特捐学额基金，俾收取子息，以为补助高材生及贫苦生之用，如此或可多所成就。”冯秉华、冯秉芬自汉文中学毕业以后升入香港大学汉文科，一生秉承父志，全力支持汉文教育，对金文泰中学颇有捐助。现在，校内有以其名命名的金文泰中学冯秉芬爵士图书馆。

　　新会书院。一九一五年，粤官产处变卖新会县署，新会邑人竭力承回，改建为新会书院，但是，巨款一时难筹，冯平山主动借款。在新会书院建设中，偶有资金不足，冯平山亦全力捐助，从而使新会县署得以改建为新会书院。

　　新会木工职业学校。一九二三年，冯平山购买新会旧守府衙署，拆平新建，开办木工职业学校。虽然该校因省港大于一九二六年停办，但是从中可见冯平山扶助乡邦之可贵。

　　香港圣保罗女书院。一九二三年，冯平山任香港圣保罗女书院建筑委员会委员，捐款一万元为建校经费。

　　香港仔儿童工艺院（Aberdeen Trade School）。一九三〇年，冯平山捐赠十万元，作为香港仔儿童工艺院建院经费。一九三五年，儿童工艺院建成，更名为香港仔工业学校（Aberdeen Technical School），成为主要为失学青年提供皮革、裁缝、木工、机械等工艺培训的工业中学，迄今仍在开办。

　　香港大学。一九二三年，冯平山向香港大学捐赠五万元基金和两千五百元购书经费，因此获得香港大学永远值理和永远应得免费大学额四名，该名额可自用亦可送给戚友。冯平山认为“为昌明国学，保存国粹起见，大学汉文科之设立，实刻不容缓”。因此，冯平山与热心汉文教育的香港绅商积极呼吁在香港大学设立汉文科。一九二六年，香港大学为筹办中文学院募捐经费，冯平山出任值理会司库，全力募集筹办经费。冯平山曾言：“本港大学与夫热心此事之人，曾商议多次，卒根据政府之意，先由华商捐足二十万之数，缴交政府开办，于是劝捐款项。余助一万元，并欲速其事之早日成立也。对于各界举余担任司库之职，亦乐就之而不辞。”一九二七年，香港大学中文系成立，邀得清朝翰林赖际熙、区大典等执教，加上其时又有富商邓志昂捐款建立中文学院、冯平山捐款建立中文图书馆等，在香港涌起了一股重视中文教育的潮流。一九二七年，正值冯秉华、冯秉芬自汉文中学毕业，于是，二人一起入读香港大学中文系，成为第一期学生。从冯秉华、冯秉芬自幼接受汉文家庭教师教育，到入读汉文中学，最后考入香港大学中文系可见，冯平山对于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的高度重视。从开办汉文中学到倡导支持香港大学创办中文系可见，冯平山在香港弘扬中国语文和中国文化的卓越贡献。

　　冯平山衹读过几年私塾，因偶见《格言联璧》一书，便以“立品做人”之庭训为圭臬，成就一生的辉煌。因此，冯平山特别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在惜字如金、凡非个人作为均不赘述的《冯平山自述年谱》中，竟有“图书馆为社会教育之一”之语，可见冯平山对图书馆之重视。在年逾花甲的最后十年间，冯平山先后在省港两地创办和捐建了新会景堂图书馆、香港中华总商会图书馆和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影响极为深远。

　　一九二一年十月，六十三岁的冯平山返回新会时出资购买新会会城镇中心地段的仁寿坊谭氏大屋，决定创建景堂图书馆，以纪念其父。为此，冯平山特地安排他所经营的香港祥兴公司负责设计和承建，并亲自审定图纸。一九二二年，谭氏大屋拆除，景堂图书馆正式动工。一九二五年五月，景堂图书馆落成开幕，六月二十九日正式向读者开放。

　　景堂图书馆为融合欧洲图书馆风格和中国园林特色的钢筋混凝土西欧式建筑，馆舍面积一千二百五十平方米，分前后两座。前座两层，正立面中央一楼为入馆大门，大门上方为二楼的两扇方窗，二楼顶端为弧形水泥门楼，门楼的内墙有“景堂图书馆”“King-tong Library”“中华十一年秋冯平山购筑”浮雕字样；后座三层，正立面中央三楼顶端弧形水泥门楼的内墙上鎸刻有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兼黄埔军校部主任，一九二六年后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的戴传贤（季陶）亲笔题写的“智识府库”四个大字和“戴传贤题”落款，后座中空设有花园、水池、小桥。前后座之间由东西两侧的风雨走廊相连，走廊内侧为方形石柱，外侧为墙壁，墙壁上镶嵌着通廊木质玻璃画框，展示画作。前后座与东西走廊之间为内庭花园，园中有水池，池中有与前后座平行的拱桥，拱桥正中为八角平台。在景堂图书馆动工兴建后，冯平山即在英国伦敦定造冯景堂铜像，直到景堂图书馆开馆四年后才运抵新会，置于景堂图书馆的八角平台正中的石墩之上。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五日，冯景堂铜像揭幕。冯景堂手执书卷的全身铜像与后座顶端的“智识府库”四个大字相得益彰，成为景堂图书馆的标志。

　　一九二九年，鉴于“景堂图书馆原为纪念先严而设，开办以来，差幸略具规模，然而基础不立，难期永久”，七十岁的冯平山“遂拨定现款五万元，为该馆基本金，贮存东亚银行，收取利息，以为经常费之用”。由此奠定了景堂图书馆持续发展的基础。

　　一九三一年，冯平山逝世，享年七十二岁。景堂图书馆成为冯平山奉献给家乡新会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并因此受到新会人的精心呵护。抗日战争期间，会城沦陷，景堂图书馆同仁历经千辛万苦转移和保护藏书，并将部分线装图书运往香港存藏在冯家。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该批图书运回景堂图书馆，保存至今，成为特藏。因此，景堂图书馆在二〇一一年被列为广东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一九六七年一月，人民政府接办景堂图书馆，将之列入国家正式编制，改名新会县图书馆，成为公共图书馆。一九七九年恢复景堂图书馆名称，其后，冯平山的哲嗣冯秉芬、冯秉华、冯秉芹继承先父冯平山的遗志，捐赠了大量设备与图书，继续支持景堂图书馆的发展。一九八六年，冯秉芬、冯秉芹捐资扩建景堂图书馆。一九八八年三月，新馆竣工，与旧馆连通使用，建筑面积增加到五千二百八十平方米。二〇一二年，霍宗杰捐资装修原检察院办公楼，建成霍宗杰阅览室，使景堂图书馆的建筑总面积达六千五百一十平方米。

　　二十一世纪以来，作为全国文明图书馆和国家一级图书馆，新会景堂图书馆在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已基本建成以景堂图书馆为总馆、乡镇图书馆为分馆和社区服务点密布的总、分馆服务体系。二〇一六年，新会被列为广东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景堂图书馆成为示范区的一面旗帜。

　　“图书馆为社会教育之一”，鉴于“景堂图书馆，颇见进步。但回观港地，求一稍具规模之图书馆，尚付阙如”，冯平山乃“向华商总会提议，增设图书馆一所”，并“捐一千元以为之倡”。在冯平山的倡导下，香港中华总商会于一九二八年正式开办图书馆。香港中华总商会成立于一九〇〇年，是中国香港历史最长以及最具规模的商会之一。因香港中华总商会为一非牟利华商团体，因此香港中华总商会图书馆向全社会免费开放，任人阅览，开办后每日入馆阅览人数达千余，极受欢迎。

　　一九二九年，冯平山向香港中华总商会图书馆和圣士提学分别捐赠《万有文库》书籍一千种，成为香港的佳话。香港中华总商会图书馆职员李明若、莫国梁和汤铭钧在庆祝冯平山七秩荣寿时曾撰写这样一副对联：上联“一千元捐助经费一千种惠赠图书教育为怀架满琳琅资博览”，称赞冯平山对香港中华总商会图书馆的贡献；下联“七十载卓著信诚七十万广行慈善声名盈耳寿添海屋祝遐龄”，称赞冯平山一生的慈善奉献。

　　香港中华总商会图书馆虽非政府设立的公共图书馆，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香港，则是香港市民唯一可以享有的真正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的图书馆，堪称香港最早的“公共图书馆”。翻开香港图书馆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港英政府完全漠视香港市民的文化需求，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一直处于十分落后的地位，与英国在世界领先的公共图书馆事业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一八六九年，港英政府在新落成的香港大会堂内设立公共图书馆，是为所谓的香港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但是，该馆并非真正的公共图书馆，衹为少数英国殖民者服务，普通民众无权享用，其馆藏亦以英文藏书为主，鲜有中文藏书。一九三三年香港大会堂拆除，香港大会堂图书馆亦随之终止。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日寇占领香港后，港日殖民统治者曾以香港大学图书馆的部分馆藏为基础，加上部分从日本购入的图书，成立所谓的“香港市民图书馆”，以推广日本殖民文化。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该馆解散，馆藏交由香港大学图书馆收藏。直到一九六二年新的香港大会堂落成，港英政府才在其中成立了一所公共图书馆，是为今日香港公共图书馆系统之始。由此可见，香港中华总商会图书馆在香港公共图书馆历史上的重要价值和历史作用。

　　如前所述，早在一九二三年，冯平山就已向香港大学捐赠五万元基金和两千五百元购书经费，因此获得香港大学永远值理。在任职期间，冯平山看到香港大学衹重视英文和欧洲文化，而漠视汉文和中国文化，乃以振兴中华文化为己任，积极倡导香港大学筹办中文学院，以推动香港的汉文教育，弘扬中华传统文化。香港大学中文系成立以后，为了支持师生教学、学习和研究的需要，一九二九年，冯平山捐款十万元给香港大学，以建筑中文图书馆，另外再捐款两万元作为图书馆基金，存储于银行，每年收息，用作维持经费。

　　为了建设香港大学中文图书馆，冯平山在七十一岁时仍然不辞辛苦，专程赴江浙考察图书馆建筑与设备。冯平山在个人《自记》中这样记述：一九三〇年，“偕照薇（陈赞垣，景堂图书馆馆长）北上旅行，游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西湖等处，此行目的，专在考察图书馆建筑与设备，以为将来建筑余去年所捐立港大中文图书馆时，有所参考”。回港后，鉴于大学维持经费之困难，冯平山又追加捐赠五万元，以增加中文图书馆基金。

　　一九三一年，香港大学中文图书馆动工兴建，八月，冯平山逝世。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香港大学中文图书馆落成开放。为纪念冯平山捐建图书馆的功绩，香港大学将中文图书馆命名为“冯平山图书馆”。是日，香港总督贝璐爵士（Sir William Peel，一八七五—一九四五）主持冯平山图书馆揭幕典礼，绅商云集，成为香港开埠以来之盛事，冯平山图书馆亦成为香港现代图书馆之发端。

　　冯平山图书馆捐资建馆的初衷是“昌明国学，保存国粹”，“一以使香港大学成为南中国搜藏与保存中国古籍之重心，一以鼓励华人研究祖国语言及历史风俗习惯”。因此，从创办之初开始，冯平山图书馆就一直十分重视中文古籍的收藏和保护。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陈君葆馆长（一九三四—一九五三年任馆长）在力保馆藏不失的同时，还接受和保护各方送来避难的图书，全力保护香港本地文化和内地中华古籍。因此，冯平山图书馆成为寄存私人、学校及政府机构藏书的重要场所。

　　一九三八年，为避免日寇劫掠，郑振铎、徐森玉等将南京中央图书馆的三万册古籍善本寄运到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存放，以备整理后从水路转运到缅甸，再经过滇缅公路运至重庆。一九四一年，日寇占领香港，日寇将其中已装箱还来不及转运的一百一十一箱古籍劫运至日本参谋本部，后转至东京上野公园的帝国图书馆匿藏。战后，陈君葆全力寻查此批书的下落，于一九四六年帮助中国政府找回了这批古籍。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君葆将自己以“李宝棠”名义寄存在冯平山图书馆的五百余册古籍寄回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和郑振铎处。

　　抗战胜利后，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杜定友曾托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在香港寻觅中山大学在战前寄存在香港九龙仓但已不知去向的珍贵图书，共寻得两批图书三万五千六百八十六册、古物等七百二十一件，其中归广东省立图书馆的有三百二十箱两万七千四百六十六册，归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善本、方志、碑帖等有一百七十三箱。一九四六年三月，这些古籍、碑帖陆续运回广州。

　　一九五一年，冯平山图书馆划归香港大学图书馆馆长管理，成为香港大学图书馆的一部分。一九六一年，香港大学图书馆新馆馆舍建成。一九六二年，冯平山图书馆的全部藏书迁入新馆大楼四楼，保留冯平山图书馆的名称，原馆舍改为冯平山博物馆，成为展览场地，由东方文化研究院管理。一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冯平山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一九九四年，徐展堂楼落成，成为冯平山博物馆的新翼，冯平山博物馆改称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如今，香港大学冯平山楼（Fung Ping Shan BuildingUniversity of Hong Kong）已经成为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的代名词，并被列为香港一级历史建筑和香港法定古迹。

　　今天，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已是享誉世界的中文古籍收藏单位。二〇〇三年，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在香港大学文学院饶宗颐教授所编《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一九七〇年）的基础上增补修订，编辑出版《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录》（香港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三年）。该善本书录共收录冯平山图书馆藏主要为清乾隆六十年及以前的善本七百多种，其中宋刊本四种、元刊本十九种、明刊本二百余种、清代刊本三百余种、抄本稿本一百余种。从中可见冯平山图书馆的善本古籍精华和冯平山开创之功的深远影响。

　　二〇二二年是新会景堂图书馆建馆百年。为此，景堂图书馆同仁在馆长谭红霞的率领下，将近百年来精心保存的时期景堂图书馆馆史档案汇集整理，作为四川大学姚乐野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清末时期图书馆事业档案整理与研究”的研究成果出版，同时得到了“文献与时期文献保护计划”的大力支持，成为景堂图书馆建馆百年纪念之大典。

　　《景堂图书馆卷》收录时期景堂图书馆的档案约七千件，包括历年的各种图书馆规程、报告、表册、单据、书目、出版物等相关资料，种类之繁富、内容之翔实、记载之细致、时间之连贯，在我国图书馆档案史料的编辑出版上甚为罕见。在编辑体例上，《景堂图书馆卷》采用由总论概述，到分年叙事，最后专记藏书的总体框架和依时序编排的方法，将全部档案分为十二册，详列一九二四—一九四九年各年的档案资料，清晰地反映了时期景堂图书馆的历史发展脉络，堪称是一部图书馆档案断代编年史。需要注意的是，各年度表册内现有顺序与原封面所列次序偶有不同，此次均以原表册装订顺序为凖，未作调整。部分表册后附有其他杂件，亦不再进行细分。

　　一九二四—一九三八年是景堂图书馆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景堂图书馆卷》第一—十册和第十二册极为细致、完备地记录了这十五年的发展。第一册记录了景堂图书馆的创办缘起和过程。第二册收录的《本馆各种报告表（一九二四年八月至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有景堂图书馆的馆员办事规程、工役职责规程、阅书人应知事项、检查目录卡片应知事项、新书编目例、新书分类、旧书编目例、各月事务报告表、决算分类表、支发薪金工金办法、支发薪金日期表、支发工食日期表、馆历、职员表、组织系统表，真实地展现了景堂图书馆创办初期建章立制的全貌，堪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新图书馆运动高涨时新式图书馆建馆的典型案例。第二册至第十册的主要内容为各年份的各种报告表和各种表册，收录各年份的职员表、预算表、馆历、各月事务状况、各月支出决算表、全年收支比较表、年度概况、本馆普通规程、馆员办事规程、各月馆务报告、各月阅书人数统计表、各月阅览图书种类及次数统计表等，档案记录前后一致，系统完整。这些报告表和表册看上去枯燥琐碎，但是十分真实地记录了景堂图书馆的历史发展细节，相对于常见的宏大叙事来说，越发显得弥足珍贵。正因为如此，这些历史细节串联起来也就构成了完整的景堂图书馆发展史，是深入考察和研究一九二四—一九三八年间我国图书馆发展基本状态的典型案例，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是景堂图书馆的艰辛抗战时期。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凌晨，日寇从惠州大亚湾登陆，继而入侵广东全境，华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从《景堂图书馆卷》来看，仅第十册（一九三七—一九三九年）和第十一册（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中有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七月之间的历史档案，没有一九四〇年八月至一九四五年之间的任何档案记录。这本身就是日寇侵略和破坏我国图书馆的真实见证。在这两册断断续续的历史档案记录中，可以窥见景堂图书馆在抗日烽火中的艰苦卓绝。《图书仪器运澳转港支数表（一九三九年六—七月）》《图书仪器运澳转港新会县政府令（一九三九年八月）》《李明若写给李缉光、李仪可关于转运图书仪器赴港之信件（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九日）》《胡启辉写给李明若关于转运图书仪器赴港之信件（一九三九年七月二十九日）》等档案生动地记录了一九三九年景堂图书馆同仁历经艰辛转移、保护馆藏图书和仪器设备的过程。同一时期的凌冲分馆、罗坑分馆的收支数表、财务报告和《景堂图书馆由天亭运回馆具图书登记册（一九四六年二月）》，虽然衹是财务报表和图书登记，但仍然从一个侧面真实地记录了景堂图书馆在抗战时期将藏书转移至山村，先后开办凌冲分馆（一九三八—一九四〇年）、罗坑分馆（一九三八—一九四三年）和天亭分馆（一九四一—一九四五年），保护中华文化火种，延续图书馆服务民众的艰辛历史和奋斗精神。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是景堂图书馆复员与恢复时期。第十二册收录的《景堂图书馆旧存图书清册（一九四六年一月）》《景堂图书馆由天亭运回馆具图书登记册（一九四六年二月）》反映了景堂图书馆由山村复员会城清点藏书的大致情形。第十一册收录的《三十七年度九、十、十一、十二月份各种收支统计表》《一九四九年度各种表册》中有：收沽港货及所得现金报告表、现金收支报告表、稻谷购进支付报告表、阅书人数统计表、阅览图书种类及次数统计表，与所附的《景堂图书馆临时阅览室近观》《景堂图书馆普通阅览室复办计划》互为表里，生动地反映了景堂图书馆从复员到恢复图书馆服务的过程中在经费来源、复员措施和服务效益等多个方面的具体情况。这类档案史料在目前已经公开出版的时期图书馆历史档案著作中并不多见，其史料价值也就不言而喻。

　　《景堂图书馆卷》是一部图书馆档案汇编著作，但是，其中亦藴含着一些不可忽视的图书馆学术思想，可以视为研究时期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的学术史料。

　　如前所述，景堂图书馆的创办人冯平山衹读过几年私塾，《格言联璧》中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以及“图书馆为社会教育之一”的现代观念，成为他创办景堂图书馆的要旨。在时期，景堂图书馆创办和发展的主要贡献者是两位馆长，一位是第一任馆长陈赞垣（一四—一九五四），另一位是继任馆长李文象（一九〇三—一九九〇）。陈赞垣，字照薇，新会人，毕业于两广高等师范学堂（国立中山大学的前身之一），曾任冯氏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兼平山小学校董，自一九二二年起协助冯平山筹建景堂图书馆，一九二五年景堂图书馆落成开馆时担任第一任馆长，直至一九三三年离职。第二任馆长李文象，字仪可，新会人，一九二四年国立广东大学法科毕业后在平山义塾任教，一九二六年入职景堂图书馆，在陈赞垣馆长离职后继任馆长（一九三四年一月—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一九四八年八月—一九五二年五月）。两任馆长虽然均未受过图书馆学教育，但是，都是新会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精英。因为两位馆长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均出自华南第一高等学府国立中山大学，时期顶尖的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自然而然成为他们学习、借鉴和模仿的榜样，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杜定友自然成为他们的专业导师。

　　第一册开篇收录的《筹办景堂图书馆之次序（办理景堂图书馆的一个计划）》是一本手写油印小册子，虽未署名，但是从景堂图书馆的创办情形可知，是最早参与筹建的陈赞垣所为。《办理景堂图书馆的一个计划》开宗明义地写道：“景堂图书馆是冯平山先生纪念他的先君景堂翁而设立的。就设立的目的来说，是一间纪念的图书馆；就设立的机关来说，是一间私立的图书馆。可是创办这间图书馆，照冯平山先生的意思，固然一方面是为纪念而设的，却是一方面还注重在能达教育的目的呢。”这体现了二十世纪初新式图书馆兴起的社会原因和社会作用。

　　有趣的是，这个小册子在宣明景堂图书馆的设立有纪念、教育两重目的之后，作者特别帮助：“我还要声明一句，我编这个计划书的时候，是参考下列的书籍：《图书馆指南》（顾实编）、《图书馆学》（杨昭惁编）、《图书馆简说》（蔡莹编）、《图书馆与市民教育》《世界图书分类法》《编目法》（以上三本杜定友编）、《新教育》（第七卷第一、第四共两期）、《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廿二、廿三共两期）、《东京市立图书馆一览》。”从其参考的图书和期刊出版时间来看，这个计划大概完成于景堂图书馆开馆前的一九二四年。初年，我国图书馆学尚处在初创时期，各地创办图书馆大多无所凭据，上列早期出版发行的图书馆学著述和期刊杂志文章便成了社会人士创办图书馆的指南和依据。这段声明充分帮助了图书馆学对于图书馆实践的指导意义。

　　《办理景堂图书馆的一个计划》包括：本馆的组织，本馆内部地方的分配，本馆的设备，关于图书选择的标准，关于图书购买的手续，关于图书的收受，关于图书的分类和编目，关于藏书的排列、整理和保存，关于图书的阅览和出纳，关于图书的装订，儿童阅览室，关于本馆的各种统计，馆员规程，关于图书的卫生，关于本馆的广告，维持本馆永久的意见，共十六个部分。分别阐述工作的具体细节，与前面的《筹办景堂图书馆之次序》所言购置设备、采编图书、招聘馆员、制定规则、确定预算等开馆前的筹备事宜前后呼应，是一本地地道道的新馆筹备和建设操作手册。这类文献今日难得一见，其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值得重视。

　　在“本馆的组织”部分，提出在馆主下设馆长，馆长下设第一科（选书科、购书科、收受科、编目科）、第二科（藏书科、出纳科、阅览科、参考科）、第三科（会计科、庶务科、文书科、装订科），并对各科的具体工作做了帮助，虽然总体构想过于宏大，机构设置过于细小，但是符合现代图书馆的工作流程。有关“馆主”的设置，即设立董事局管理图书馆，则完全是现代图书馆管理方式，其管理思想颇为符合私立机构的规范。

　　在“本馆的设备”中，详列出纳台、书架、目录柜、目录盒、阅书台、阅书椅、杂志架、新闻纸架、阅书证架、图画架、图书押、消毒橱、消毒器等各种图书馆家具和用品的规格形制，乃至具体图样。这些今天看起来不值得一提的内容，在二十世纪初则是图书馆的新知识和办理图书馆的必备，包括杜定友在内的许多图书馆学专家都做过专门研究，且颇有创造发明，留下的相关文字也不少，可惜今人研究图书馆学术史时鲜有涉及。

　　特别值得重视的图书馆学史料是《办理景堂图书馆的一个计划》中的《馆员规程》。这个《馆员规程》包括积极方面、消极方面和具体办事三个方面的具体规定：

　　其一，馆员在积极方面应注意的事项：在外观上，有关容貌、举动、声音的具体要求；在一般事务上，有关机械的事务、文笔的事务、精神和社交、品格和性情的具体要求；在高等事务上，有关毅力、天才的具体要求。这些有关馆员精神风貌、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的规定在近百年后的今天不仅不落后，而且仍然具有先进性。

　　其二，馆员在消极方面应注意的事项：“一、不可加入政党。图书馆是教育事业，应当无偏无倚，馆员一入政党，一切举动，必有所偏倚，有失图书馆本旨。二、不可涉于急躁。图书馆馆员如同商店商伙，应事接物，要不惮烦琐，若稍涉急躁，必失阅览人欢心。”这两条馆员“负面清单”可谓振聋发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图书馆学著述中可能是绝无仅有的。陈赞垣没有接受过图书馆学教育，仅仅参阅过几本通俗的图书馆学著作和期刊文章，竟然具备如此纯正的“图书馆本旨”理念，这其中的究竟的确令人很难想象，且令人十分佩服。

　　其三，馆员在办事时应注意的事项。此部分共有八项具体规定，其中“交付图书于阅览人，不可表示职务已了的气色”，“若有他类图书和阅览人所借图书相类的，当指导或介绍其书名”，这两条看似平淡无奇的规定，实际上道出了图书馆服务的真谛，其思想在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景堂图书馆卷》第二册收录的李仪可、李明若撰《参观广州市图书馆报告书（附购书及顺道香江情形）（一九二七年八月）》（李明若执笔），则是另一篇具有图书馆学学术价值的重要档案。

　　《参观广州市图书馆报告书》包括：行程日记，参观广州市图书馆记事表，与杜定友、谭卓垣先生谈话录，参观后对本馆应改良之意见，杂录备考，旅费及购书费进支数表，共六个部分。该报告巨细无遗地记录了李仪可、李明若二人在一九二七年八月自新会景堂图书馆赴广州参观广东省立图书馆、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广州市立第一通俗图书馆、广州市立第二通俗图书馆、广东省教育会图书馆、岭南大学图书馆，再赴香港参观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大会堂图书馆，以及顺道到文明、武学、光东、广益、中华、民智、商务、林记书庄等书店购书，然后返回新会的详细情形。

　　李明若在“行程日记”中写道：“八月十一号……往香港大学图书馆及大会堂参观。大会堂书籍残旧，管理乏人，徒具形式耳。大学图书馆中文部藏书虽多，皆旧法管理，无目录以供检查。西文部则设备管理，颇有精神，书架装置，尤觉可取。”这段记录言简意赅，帮助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港英当局统治下香港图书馆事业之凋敝落后和不足以为范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新会景堂图书馆在创办之初将广州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作为学习、模仿和取经的对象。

　　这份报告书的第二部分《参观广州市图书馆记事表》分馆名、性质、馆长、所在地、组织法、建筑及设备、每年经费、预算编配、藏书总数、分类方法、卡片样式、目录卡排列及检查、馆员人数、馆员工作分配、杂志处理、借书手续、开馆时间及假期、阅览人数、有无馆外阅览、有无妇女阅览、有无书目刊物、中书有无改装、器物有无特点、其他特异之点、备考，共二十五个栏目，以表格的方式，记录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岭南大学图书馆、广东省教育会图书馆、广东省立图书馆、广州市立第一通俗图书馆、广州市立第二通俗图书馆的具体情况。这份表格不仅是上述所列图书馆的历史记录，颇有馆史的史料价值，而且反映了景堂图书馆同仁的公共图书馆理念。例如：“有无馆外阅览”“有无妇女阅览”栏目虽然衹有“有”“无”的记录，但是，这两个栏目的设置本身就帮助了景堂图书馆特别重视巡回文库与平等服务的公共图书馆观念。

　　《与杜定友、谭卓垣二先生谈话录》是这份报告最为精彩的部分。李仪可、李明若二人与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杜定友“谈话甚多”，因此“为明了起见”，分三个类别，逐一记述谈话内容：关于总括者（五个问题）、关于分类法者（九个问题）、关于杂项者（四个问题）。与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谭卓垣的谈话有暑假期内开馆办法、分类法如何编制、新旧书是否混合分类、目录卡排列方法、彩色目录卡片的用意、是否全用开架式、中文线装书排架取书七个问题。这个谈话录在形式上是景堂图书馆馆员李仪可、李明若与图书馆专家杜定友、谭卓垣之间的一问一答，涉及到图书馆管理的各个层面，既可以窥见杜定友、谭卓垣的图书馆管理理念与方法，又反映了当时图书馆管理的发展现状，字里行间无不显示李仪可、李明若对杜定友、谭卓垣的敬重。为此，谈话录特地把《中山大学图书馆中文部目录片检查方法》《中山大学图书馆中文部分类法》《广东省教育会图书馆分类法》《中山大学图书馆职员薪俸之预算》《广东省立图书馆经费》《中山大学图书馆之目录卡片样式》《广东省教育会图书馆卡片样式》《特异器物之图形》等列入“杂录备考”，作为景堂图书馆改进的依据。

　　李仪可、李明若坦言：“我等此次参观，最满意者当推中山大学图书馆，故此文对该馆所言独多，他馆可取者附焉。”因此，李仪可、李明若以中山大学图书馆为圭臬，向景堂图书馆董事局和陈赞垣馆长提出《参观后对于本馆应改良之意见》。这份意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分部办事之便利、分类问题及图书目录之改善、应用书籍宜采开架式、开馆时间及放假问题应从新规定、本馆宜略事扩充及添置用具、基本金之指定、继续派人出外参观。每个方面均有值得注意的图书馆理念和思想。例如：在“应用书籍宜采用开架式”方面，鉴于“岭南之书，一律公开（闻该馆将来改组或拟有些变更），中大之一部分应用书籍亦公开”，李仪可、李明若认为“应用书籍用开架式，亦为本馆可法之一”，并言“曾以易散失事询诸杜定友先生”，杜定友回答“宁失去好过与阅者生一层隔膜”，李仪可、李明若认为“此言实含至理”。很难想象，在二十世纪初开架服务初兴之时，中国的图书馆馆员竟然具有如此与时俱进的先进图书馆理念。正因为如此，《参观广州市图书馆报告书》也就成为新会景堂图书馆一九二七年以后工作的重要参考和基本遵循。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掘文献中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基因，是图书馆的时代使命之一。 《景堂图书馆卷》中藴含着许多值得我们发掘和弘扬的优秀传统文化。

　　其一，创办人冯平山“立品做人”的人生观。《景堂图书馆卷》第一册收录的《冯平山自记》正是其“立品做人”的真实写照。图书馆是社会教育之机关，图书馆员非“立品做人”无以“立德树人”。

　　其二，华人华侨和侨乡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景堂图书馆卷》以历史档案的形式生动地记录了新会的港侨、乡贤和图书馆员热爱家乡，推广中文教育，开展平民图书馆服务，保护图书，传承中华文化的历史。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永远值得继承和弘扬。

　　其三，景堂图书馆的公共图书馆精神。景堂图书馆虽为私立图书馆，但是从创办之日起就坚持为平民免费服务，进而开展开架服务和巡回文库服务。如今，免费、平等、自由、开放、共享已经成为全世界公共图书馆的共同价值观，而这些共同价值观在景堂图书馆的百年历史中均有充分的体现。

　　综上所述，景堂图书馆编《近代图书馆档案汇编：第三辑 景堂图书馆卷》既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县级图书馆历史档案汇编，也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的侨办图书馆史料著作，不仅填补了我国图书馆档案史料编纂中的一项学术空白，而且为深入开展时期海外华人华侨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学术资源，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特别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值得弘扬的文化价值。 （本文为《近代图书馆档案汇编：第三辑 景堂图书馆卷》序言，标题和配图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