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霁翔谈博物馆之都：成都人享受文化知道文化的意义

　　有些微胖的身材，脸上总挂着笑容，青色对襟衣服，宽松的棉质长裤，脚下一双布鞋——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每次见到单霁翔，他几乎都是如此装束。

　　3月21日，在安徽省黄山市黟县拍摄《万里走单骑——遗产里的中国》（以下简称《万里走单骑》）综艺节目的单霁翔，行走在西递、宏村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地，从早上8点忙到晚上8点，单霁翔的精神一直很饱满。

　　今年66岁的他，说话声音依旧洪亮，走起路来腰杆挺得笔直。即便忙完一整天，坐在回酒店的车上，面对记者的提问，他仍然能条理清晰地侃侃而谈。

　　采访当天是《万里走单骑》倒数第二期的录制，单霁翔已经开始计划第二季的拍摄。“三星堆最近有重大的发现。它和金沙遗址一起在申报世界遗产名单。我们准备第二季去这里。”

　　记者采访当天，《万里走单骑》已经拍摄到第11期，对比拍摄初心，单霁翔认为基本达到了目的，整个节目认真地探讨了每处世界遗产地的价值和文化意义。

　　在节目中，单霁翔不断地告诉观众该“怎么去看”。他认为，当你提前做好功课、知晓旅游目的地的文化价值后，再特意前往参观，所收获的体验是不一样的。

　　比如，了解两千年前都江堰如何实现无坝引水、自流灌溉；西湖十景究竟有哪十景，各有什么文化深意，什么时候去才能欣赏到；武当山的庙宇和故宫由同一个皇帝（永乐帝）在同一时期修建，对于不同地形不同内容的建筑，怎么贯彻“天人合一”的理念？

　　他也说起鼓浪屿：这个海岛上有很多近代建筑，其实它也是个“历史国际社区”，中国人和外国人在这里共同生活了上百年的时间，建起了一个怎样的居住社区关系？

　　单霁翔在每一期节目中，都在尽力讲好世界文化遗产的内核，讲好它对于现实生活的意义，为世界文化遗产以某种形式或多种形式、鲜活存在于今天人们的生活中做着努力。

　　除了讲好世界遗产的故事，单霁翔还希望给大家好好讲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在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中所作出的具体贡献，让大众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加了解和重视。

　　单霁翔：我本来学的是城市规划专业，毕业论文是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我的专业就是把建筑城市规划和文化遗产保护结合起来的专业。回国后我先从事城市规划工作，后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再回到城市规划工作，又去了文物保护工作，在这两个专业里面来回。但在我看来，它俩其实是一个专业，便是“在城市规划中如何保护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怎么能够在城市发展中发挥作用”。

　　我在北京市规划局工作时，负责联系文物局，在城市规划中我们一直努力把历史街区的古迹保护好，所以当时建立了一个联席会议制度。北京市规划局和北京市文物局每周或每两周开一次联席会议，这就把两个单位在实际工作中联系起来了。后来我在规划局干着干着就给我调文物局当局长去了，因为我也了解文物。

　　开始说在文物保护和城市规划两者之间来回跳就是这个原因，在规划部门工作的时候，我呼吁文物编制保护规划，其他人就认为你到文物局合适，到文物局后，我又觉得有些应该纳入城市规划去（如大遗址历史街区应该纳入城市规划），所以我回到规划局。

　　红星新闻：从文博调研员到故宫守门人，从文物守护者到文化遗产推广者，您在职业和事业上有过多次角色的转换，对于参与的每个角色，您都身体力行。在这些角色中，您有没有自己更喜欢的呢？

　　单霁翔：这个转换是连续的，因为上半场有转换，才有下半场转换的可能。因为做过规划师，做过文物保护人，有了属于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后，我才会想要通过某种方式把这些讲出来。

　　从事这几种不同工作的经历也让我体会到：每个工作之间都互相有联系。城市规划需要考虑如何保护文化遗产，城市建设中也需要考虑如何把一个博物馆设计得符合人们的参观需求。

　　我的老师吴良镛先生（两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倡导，要把各方面的知识融会贯通，综合研究。他也倡导建筑学要走向广义建筑学，所以我觉得把这些体会通过某种形式跟更多人交流，是一种责任。

　　我一直都主张，让文化遗产走出自己的小圈子，进入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中，让更多人感受到文化遗产对现实生活起到的积极作用，才会让更多人关注、热爱文化遗产，从而加入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序列中。

　　红星新闻：您当初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时，起初对故宫这个文化大IP未来的规划是怎样的？为此做了哪些工作，现在回头看，达到当时预设的目标了吗？

　　单霁翔：故宫是世界遗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博物馆。在故宫工作第一年，我们喊出了三个口号，一个是“平安故宫”工程，也就是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安全方面的力度；二是从“故宫”走向“故宫博物院”，虽然故宫在1925年10月10号就成为博物院了，但是我希望它能真正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博物馆而不仅是古迹；第三是“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就要修缮和保护很多文物。

　　头两年做事，都是围绕这些来做的：第一，打开所有房间以后，找出故宫存在的问题，然后报国家，批准了平安故宫工程；第二就编制了《故宫保护总体规划》；第三启动了维持三年的环境大整治，把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让其能够开放；第四是在原来已经进行了历时七年的文物普查清理工作基础上，又进行了三年的故宫文物藏品彻底清理；第五个就是加强学术研究，成立了故宫研究院；第六个就是加强对外文化传播，成立了故宫学院。

　　头两年就主要做或者启动这六件事，有的一直持续到我退休，有的在两三年之后完成。这个实际上是给故宫的基础工作，给钉了六根桩。有坚实的基础，才能把后来的工作做好。

　　红星新闻：2005年8月，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评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据了解，太阳神鸟在评选之初，曾一度被淘汰，是这样吗？后来在您的力荐下，太阳神鸟又被重新被认定，您为什么如此看好太阳神鸟，其背后的古蜀文明在您心中有着怎样的地位？

　　单霁翔：对，当时评审的时候有1600多个方案，最初挑选出来的方案里面没有太阳神鸟，但初期的推荐方案我们又觉得不太满意，不太适合制成标志，在后期宣传的画、印或者放在其他地方都不太合适。我们又才从被淘汰掉的方案中重新筛选来看。

　　太阳神鸟诞生于距今约3000多年的商周时期，又在21世纪第一缕曙光照耀在中华大地上之时出土。这图案多漂亮、多神气，多么富有动感，作为国家的文化遗产标志，我认为是很好的选择。

　　红星新闻：在出任故宫院长之前，您曾担国家文物总局局长，这期间，您为成都的文博事业做了很多推动工作，尤其是汶川大地震时期的四川震后文物抢救工作，您亲自来到成都多次，对于当年那段经历，有什么是印象比较深的吗？

　　单霁翔：成都是有3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尤其金沙遗址发现以后，我跟成都这座城市一直联系比较紧密，到这里的次数最多。震后3年间，因为工作原因，在成都去了29次，其中多数都去了都江堰，因为是在震区，必须要把很多精力放在文物抢修上。

　　我觉得四川的文物部门很了不起，在抗震救灾同时还做了很多事，文物普查没停。2008年5月19日我来成都时，当时听广播说可能有强烈余震，然后看到2万多人进了金沙遗址博物馆的大广场，还有武侯祠、草堂等地，都接纳了很多市民……这给我很深的印象和感触，我觉得一个城市就是要有这样的地方。

　　红星新闻：成都目前是全国博物馆最多的城市之一，其中，非国有博物馆的数量及质量均位居全国城市第一，已是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都，在您看来，为什么成都的博物馆能发展出这样的规模和质量？

　　单霁翔：博物馆之都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需要看博物馆究竟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成都人比较爱享受文化，也知道文化的意义，所以2016年的“盛世天子——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展”在成都人的手机中刷屏，博物馆外排队也很长。

　　成都辐射西南，对西北影响也很大，不管是定居还是路过，这是一座人们经常来来往往的城市，所以在文化需求方面会比较旺盛。那场乾隆大展，两个月迎来了60多万人次的观看，在以前这是很少有的，说明成都人正日益将文化需求作为自己生活的常态。保持这样的需求，尊重这样的需求，一个城市渐渐就会有更多更好的博物馆。

　　红星新闻：中国除了故宫博物院和陕西的兵马俑等在全球享有盛名之外，长沙马王堆、杭州良渚遗址等颇具特色、文化深厚的遗址都没有打开世界级的影响力，您认为其中的问题是什么？

　　单霁翔：中国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在过去，很多外国专家、汉学家不大认同，他们认为我们所说的五千年，实际上并没有五千年。

　　所以，当良渚古城遗址在2019年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认定，良渚古城有5300年到4300年历史，这样才在国际范围确认了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事情。这证明讲好中国故事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讲，外界就不知道。我们要加大力度，讲好中国故事。

　　红星新闻：因为诗圣杜甫，成都的杜甫草堂曾被BBC纪录片重点关注；因为诸葛亮，成都的武侯祠曾被多部影视剧翻拍呈现过。让这样的文化古迹进一步走向世界，获得更多关注，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单霁翔：现在的博物馆除了需要把古建筑维护好、环境保护好，让游客能够直观感受到博物馆的保护水平和参观到的文化内容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博物馆的传播手段。比如这次三星堆遗址的再次发掘，就做出了很大的影响力。

　　每个博物馆都可以利用现代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等，加大传播辐射面，特别是吸引年轻人群体。他们基本都用手机等智能产品了解信息，所以要善于抓住年轻人碎片化的时间、以及他们不断变化的接收信息的手段等。基于此，博物馆的信息才可以更好地让年轻人接受，并让他们从中得到更好的历史文化教育。（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邱峻峰 曾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