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绣十九大】十九大说文解字之三：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报告做出的一个重大理论判断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从字面上解释指的是历史上、经济、文化等状况发生具有进步意义的重大变化的时期。时代与年代不同，除了时间维度的界定外，更加糅合人文地理、社会历史等诸多方面要素，类似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的概念，是对一定历史时期内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全方位、立体化“体检”和中观层面判断。

　　十九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新时代”超越了史学意义上的断代区分，以中华文化为底蕴和根基，把握每个时代的最强音和基本脉络，从现实中求新求变、吐故纳新，贯穿、建设、改革等不同时代，从一个胜利走向又一个胜利的“新时代”聚合体。

　　“新时代”的起点在1921年的兴业路76号。李汉俊等早期的党人在筹备一大时，在此设立公开的新时代丛书社，发起者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邵力子、周建人、沈雁冰、夏丏尊、陈望道、经亨颐等15人。从书社相继推出《马克思学说概要》、《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遗传论》、《进化论》、《妇人和社会主义》、《儿童教育》、《社会主义与进化论》等10种书籍，为渴望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先进分子提供了全新视野和理论武装。同时，文本翻译过程，也是智慧交流碰撞过程，从书社的译者多为学贯中西的大家，他们将艰深晦涩的“西学”用中国化的思维和表达方式进行转换，将其与中国哲学、中华文化进行融合阐释，“洋为中用”指导实践。在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新时代丛书封面上，象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的紧握双手符号，不仅是珍贵的史料，更标志着从十月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逐步中国化，开启了中国近代新主义的新时代。

　　“新时代”的力量源自1929年的古田会议。三湾改编以“支部建在连上”的形式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古田会议则将具体措施予以固化，并确立思想建军、建军总方略，赋予人民军队源源不竭的力量源泉。这种“赋能”深深植根于中国自古以来建军思路中的人本主义关怀：宋代时，“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因为岳飞带领的这支军队肩负着抵御外侮的重任，救民族于危亡、救黎民与水火的信念，让他们面对金戈铁骑岿然不动；明代时，戚家军面对在东南沿海烧杀掳掠的“倭寇”，寸步不退血战到底，戚家军纪律严明闻名天下，但凡出征时有扰民行为的一律斩首示众，所以戚家军无论在哪里作战都能够获得当地百姓的支持，就连苗瑶等少数民族都愿意为之誓死效命；清末时，曾国藩在打造“湘军”时坚持以儒家爱民思想治军，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陶冶官兵，《爱民歌》写道“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时，蒋介石黄埔建军时将《爱民歌》分发学生影响甚大，著名的“三律八项注意”（当时为六项注意，后扩充到八项）据称也以此为蓝本。因此，当同志提出“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政权等项目标，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论断的时候，他不是机械教条地引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是从过往的文化积淀中寻找源泉、引发与广大官兵的共鸣、成为指引红军前进的不竭动力。红军之与当时军阀的不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不是为了金钱、权力和其他现实利益而卖命，而是为了帮助群众、组织群众，为群众谋最大福祉而战斗，标志着人民军队进入了有信念、有灵魂的新时代。

　　“新时代”的精神源自长征的伟大胜利。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长征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更重要的是它体现的伟大长征精神。长征精神简而言之就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说起来虽然简单，但如果一个民族以及它的文化中没有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内涵，那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空中楼阁。但中国人以及中华文明不是！因为，在过往，我们有大禹治水三年过家门而不入的坚定决心，我们有张骞只身走西域的大漠孤烟，我们有玄奘法师西行数万里求取佛经的历经磨难，我们有郑和下西洋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万丈豪情。这些种种汇聚成为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基因，这种文化基因不断传承放大并与长征这一中国的伟大实践相结合，成为新的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我们脍炙人口的“艰苦奋斗”精神。“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艰苦奋斗就意味着我们要持之以恒、永远奋斗，正如同志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指出的“全体党员、模范青年要把干到底，要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新时代就是要把长征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成为体现中国人精气神的鲜明时代标签。

　　“新时代”的坐标在1945年的延安。当时，同志与知名爱国人士黄炎培有过一番类似“隆中对”的著名对话。黄炎培提出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同志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条新路外在是的形态、内在就是“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尚书·五子之歌》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管子·牧民》提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老子·第四十九章》提出“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史记·殷本纪》提出“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明朝张居正的《答福建巡抚耿楚侗》提出“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清朝万斯大的《周官辨非》提出“圣人之治天下，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民之事，毫末必去”。1949年，当中国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同志在西柏坡提出“我们是进京赶考”，考生是中国党员的每一名党员，而考官就是我们的广大群众，这是“新时代”永恒的坐标。

　　“新时代”的新气象在上海。从石库门到，标志着的胜利和建设发展阶段的开始。而在之后的在不同历史阶段，上海所扮演的角色，不是西方所谓的上海史研究里建构的“十里洋场”、“风花雪月”等等魔都形象，而是与每个时代的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始终引领风气之先。在计划经济阶段，上海是“共和国的长子”，不仅要自己发展好，还要为全国做贡献，当上海的纺织品、自行车、小家电、家化用品等风行全国的时候，“上海制造”就是体现新时代匠人精神的最好名片。在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特质就是奉献，伴随着产业结构转型而来的是“百万工下岗”，而这些下岗的工人们并没有气馁和失落，很多人凭自己的双手勤劳致富，还有很多人进入到了我们的基层社区，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坚力量。在改革发展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上海承担的是排头兵和先行者的角色，不仅要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上走在前列，还要争当标兵、做好标杆，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不断深化，直到建成。

　　《大学》第三章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从个人自身修养来说，只有不断自我反省和革新才能有所成就，才能勇立潮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指出“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把握新时代的深刻内涵，需要从“新时代”的过往穿越到现在，展望到未来，始终保持少年之蓬勃朝气，始终求新、鼎故革新、日益创新，在为少年中国之崛起而努力，为中国梦之实现而永远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