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纽带 ——从血缘到地域从文化到文明

　　人是无比强大的，但是又是无比脆弱的；人是无比高傲的，但又是无比孤独的。人因为脆弱而需要同类互助，因为孤独而渴望同类认可。人天然具有群体属性，内在的根源可能是基于生存与安全的本能需要。

　　人类比地球上所有的生灵都要高级，而且是一枝独秀，遥遥领先，因此人类群体的关系也十分复杂多样。人类主动设计了各种纽带，通过这些纽带把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人类社会群体组合。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形成群体的最基本纽带有这么几种：血缘纽带、地域纽带、文化纽带和文明纽带。

　　人类最早的关系纽带是血缘纽带，作为最本能最原始的纽带，其根源在于生物性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这个关系后来被人类主动加以设计而不断扩展。血缘关系扩展以后就形成包括祖辈和孙辈的大家庭，由大家庭再进一步扩展，就形成家族和氏族。氏族是人类早期最典型的社会性组织，若干个具有共同祖先的近亲大家庭在一起，形成一个利于合作谋生的氏族群体。

　　我们现在不能确定人类何时形成氏族组织，但是人类早期至少有数万年都是生活在氏族组织里。当农业相当成熟以后，在氏族基础上又再度扩展，从而形成了部落。不过在部落基础上再发展出来的部落联盟不但与血缘有关，有些已经与地域和文化有关了。

　　血缘纽带因为是出于最本能的血缘关系，因此也是最具有稳定性的纽带。但是血缘纽带的影响力从金属工具出现以后，就开始出现减弱的迹象，主要表现是是村落和城邦的大量出现，因为村落和城邦的出现更多是由于地域关系的作用。当然血缘纽带十分顽强，所以其松弛的过程十分漫长，而且各地区的差异性也非常大。

　　在古代两河流域以及古希腊地区，早期城邦就是若干部落的联合，血缘纽带在城邦形成以后就慢慢地淡化。发生在公元前六世纪以后的雅典城邦制度改革，明确规定以地域部落取代血缘部落，这既是血缘纽带作用不断减弱的必然结果，更是主动削弱血缘纽带的行为。以后的希腊，既是基于地域的城邦共同体，更是基于信仰和理念的文化共同体。城邦和文化都突破了血缘关系，血缘纽带对于古希腊人的作用日渐式微。

　　在古罗马，血缘纽带因为罗马城邦的不断扩大，影响力也不断被冲击和稀释。到万民法取代公民法的时候，血缘纽带的作用逐渐缩小到只限于家庭和家族内部了。当然，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其影响力减弱的程度和速度各有不同。

　　在中国，商周时始逐渐形成天下共主意识，标志着血缘纽带的影响力在进一步矮化，地域纽带的作用不断上升。周天子实行分封制，其实是对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的双重认同。周天子影响力衰落的过程，也就是分封制不断瓦解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在国家层面上，血缘纽带的作用不得不让位于地域纽带的作用。到了秦汉以后，在宏观的国家层面上，地域纽带已经彻底取代了血缘纽带。血缘纽带从此基本只存在于社会基层，只在家族内部才能发挥作用。不过由于中华帝国的疆域过于辽阔，农耕经济又相对十分稳定，基层血缘家族的影响相当稳固而持久。在整个农耕时代，乡村的家族对于政权的影响力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在乡村内部的日常生活中，还是一直能够发挥相当大的作用。直到今天中国的乡村生活中，家族的影响依然不可完全忽视。但是迅猛发展的城市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加速家族影响力的崩溃。而在游牧民族，氏族的解体更加缓慢，十三世纪，蒙古人开始用刀剑和弓箭征服整个亚欧的时候，氏族依然是他们基本组织单位。满族人甚至在十七世纪依然以氏族和部落为基本组织，他们的盟和旗，实际上就是氏族与部落的变称。不过今天满族人散居全国各地，血缘氏族的影响也已经荡然无存。

　　因此，作为最原始的人类社会的组织纽带，血缘关系至少在数万年的漫长的时间里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工业文明和城市时代的到来，才慢慢成为历史的遗留。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是，血缘纽带的影响日益弱化。

　　地域纽带也是非常自然形成的，在同一个地区生活的群体，基于协调互相关系和公共安全的需要，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以地域为基础的社会组织。早在原始时代晚期，因为人类生产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互相交往、冲突与联谊不断增多，相同地域的血缘氏族逐步结成共同地域上的部落联盟，然后，村社、民族和城邦国家也在地域基础上慢慢形成。部落联盟可以说是地域关系开始成为人类纽带发挥作用的最早标志。

　　当然，部落联盟和村社出现以后，并不是地域纽带马上取代了血缘纽带，在漫长的时间里，这两种纽带是共存的。血缘纽带更加原始更加天然，而地域纽带往往是基于利益的需要，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带有一定的外部强制性，所以两者长时间共存，血缘纽带很难被地域纽带完全取而代之。不过血缘组织因其狭隘性，在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以后，在大范围地区的影响力不得不让位于地域组织。客观而言，当村社联盟的国家或者城邦国家的时候，地域关系就已经开始成为主导性的社会纽带，人类的地域观念开始更多的发挥作用。国家的扩张，把不同氏族和不同民族甚至不同种族都囊括于一个国家内部，地域观念的国家就完全凌驾于血缘观念的氏族之上了。此后，不是天然的血缘纽带，而是依靠军队和法律和经济活动加以强化的地域纽带日益发挥重大的历史作用。这个时候，人类主要的身份归属标记除了姓氏以外，就是地区与国家了。

　　在古代世界的所有地区，城邦都是相同地域的不同氏族和部落组成，帝国则更是完全建立在地域基础之上。罗马帝国把周边的区域不断纳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其征服区都在罗马军队和法律的分区管辖之下。罗马帝国周边基本上都是不同的蛮族，而帝国内部则只有不同的行政地区。帝国的行政管理不依照部落和民族进行，而是完全依照行政区来进行。西罗马帝国瓦解只后，依据地域的差异形成大大小小的区域性国家，近代以来这些国家又在民族和地域的基础上而不是血缘基础上，不断地分化和重新整合。

　　印度本来就是一个地理名词，这个广阔的地区生活着很多部落、民族和土邦，有时候也曾经出现跨越部落和城邦的大帝国。新航路开辟以后，英国人来到印度次，逐渐把这个地区置于一个总督的统一管辖之下，从而形成了近代印度。最终在英国人长期管理的基础上，依照宗教和地域原则，形成了现代的印度、巴基斯坦以及孟加拉等地域国家。

　　中国则在两千多年前的秦汉时代，就以地域为基础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大帝国，地域基础上的郡县完全取代了有着一定血缘色彩的封国。

　　地域纽带基础上还形成了乡土观念和国家观念，在国家行政权力的影响力下，国家观念的影响力也日益深入人心。现代社会，经济区域合作日益发展，甚至形成了超越国家的地域观念，比如欧洲人、东亚人，等等，这也是地域纽带作用下形成的概念。

　　也许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地域国家将还是人类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地域纽带以武力、法律和行政手段加以维护，更加以宣传和文化教育为手段进行强化。地域纽带既是脆弱的，也是坚固的，我们不知道国家还会存在多久，但是其存在的时间肯定短于血缘纽带基础上的氏族。

　　也许人类最复杂的纽带是文化纽带，因为文化不但是形而上的，而且与血缘、地域、民族和国家关系交织在一起。文化的基础因素是语言，而核心因素可能是信仰。文化纽带基于共同的血缘和共同的地域而产生，并且推动了民族和国家的形成。

　　在人类的生产发展和人类自身的进步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文化逐渐出现。早期的文化仅仅限于一个氏族或者一个部落内部，部落文化可能固守不变，也可能在吸收外部文化中不断发展演变，但是大多数部落文化的结局，是随着部落自身的消亡而消亡了。只有极少数的部落文化很幸运，随着部落的不断扩大，其影响范围也随之不断扩大，最后形成包含若干部落的民族，部分民族和他们的文化幸运地保留到了今天。

　　希腊文化形成以后，一方面随着希腊人的不断殖民而主动扩大了影响的空间范围，另一方面，因为希腊文化本身的魅力，其不断地被周边的民族所接收，并从而形成了广义上的文化意义上的希腊人。

　　相对于希腊文化的温文尔雅，罗马文化的扩张似乎更加野蛮。罗马人首先是通过武力征服，在广阔地域上，把不同的部落和民族置于其军事管辖之下，然后，以罗马法为代表的罗马文化，在经济和行政的作用下，潜移默化中被更多的民族所接收。一神教的教可以说与多神崇拜的罗马文化是对立的，但是也可以说，教是罗马文化缺陷的补充。最后教的影响力甚至取代了罗马原有的法律文化，成为帝国境内的主流文化，而且后来其影响还超出了罗马帝国的范围。当西罗马帝国瓦解以后，教信仰的文化纽带在不同的地域，不同民族和国家间更加持久地继续发挥作用。在中世纪，整个欧洲虽然说有很多国家，但是理念上都是在上帝的主宰之下，在现实中都在教会的控制之中。

　　在印度地区，新的种族和部族源源不断地进入，早期居民也不断游走和迁徙，导致不同部落和种族，不同的国家和土邦，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信仰产生，它们又互相影响，互相利用，互相对抗，各自发挥其影响力，从而形成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今的印度文化，可以说就是互相区别又互相影响的多种文化的集合体。

　　犹太民族在共同的血缘和地域基础上，经过犹太教这个文化纽带的作用而形成，逐渐地，犹太人主要是一个拥有共同信仰的人类群体。随着犹太人的大迁徙，血缘和地域的作用在犹太民族中大大减弱了。即便是长期生活在不同地区，使用不同的语言，甚至大量融入了其他民族的血液，只要是信仰犹太教，就被认同为犹太人。犹太人流落世界各地以后的两千年的漫长时间里，犹太教信仰就是犹太人唯一的联系纽带，也是犹太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主要标志。犹太人固执的文化坚持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他们的伟大之处，也是他们被其他族群排斥的重要原因。

　　而在东亚地区，中国传统文化在商周时代的不断融合中开始逐步形成，商人的鬼神崇拜，周人的等级礼仪，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最后在两汉时期逐渐汇流，基本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中国的主体民族之所以称为汉族，主要就是因为汉代是这个地区的文化基本在此时定型。因此汉人的形成主要不是基于血缘，而是在特定地域的基础，形成的一个文化共同体。汉族周边不同地域和血缘的人，只要接受儒家文化，都可以被逐渐认同为汉人。不断吸收和同化其他民族，也是汉族人口众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文化和信仰可以超越血缘、地域和国家。某一种文化或者宗教可以被不同的血缘群体和不同的民族接受，这在教文化世界中可以看到，在伊斯兰教文化世界中也十分明显。另一方面，相同语言甚至相同血缘的群体，可能会因为文化与信仰的差异而走向分离。中国与新加坡的主流民族都是华人，现在由于文化的差异，他们已经不能称为一个民族，只能说是拥有共同的族源。印度与巴基斯坦之所以走向分治，本质上与民族无关，而主要是文化与信仰的差异所导致。

　　血缘纽带的主要作用是形成了氏族和家族，至今至少有几万年历史了。地域纽带的主要作用是形成了国家，满打满算也有五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纽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宗教信仰上，如果按照原始宗教算，可能早于国家，如果按照比较成熟的宗教来算，大概稍晚于国家的出现。

　　通过这些纽带形成的人类社会组织结构，开始是为了自我保护，后来往往成为大规模战争的根源。毕竟，如果没有氏族和国家，人类只会有个人与个人的私斗，顶多是家庭与家庭的群殴，而不可能有大规模的战争产生。

　　不同血缘的氏族之间互相冲突延续了几万年，不同地域的国家之间的冲突也延续了几千年。不同文化的冲突大部分和国家的冲突、民族的冲突交织在一起，比较鲜明的文化冲突出现在十一世纪以后的教对伊斯兰教的十字军东征。不同宗教之间的杀戮会造成大量的信徒死亡，宗教内部不同教派的互相杀戮造成的死亡人数也不在少数。

　　显然，上述纽带的出现虽然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也有严重的局限性。这些纽带具有一定的欺骗性，最重要的是，这些纽带所构建的人类组织往往被人利用，造成了压制，更是带来了无数的战争和。

　　有没有一个可以超越血缘和民族、地域和国家，甚至超越文化和信仰的东西，可以成为人类共同的纽带呢？这个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人类自从形成以来，就在寻找获得幸福的途径和法门。这种探索在公元前十世纪以后逐渐结出了累累硕果，这就是后来传遍世界各地的各种宗教、文化信念以及思想主张。即使是在人类早期的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中，我们就已经能够发现许多人类共同的愿望和追求。佛教宣扬慈悲为怀，儒家推广仁者爱人，教和伊斯兰教也同样强调人与人相爱。这些宗教固然有很多差异，但是明显地也能够找到共同的理念。因为这些宗教都是人类理念的产物，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人的智慧结晶。在近代，出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这些思想也是立足于人性之上，而且相比各种宗教，显得更加符合人类理性。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明其实已经越来越明显地在发挥纽带作用。现在的世界，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大部分国家和民族对于种族和暴力战争手段解决冲突是发自内心的的。在关于和平以及平等自由的理解上，虽然存在很多差异，在实行中也会扭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人是认同这些基本的原则的。即使是在冷战时代，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也能找到共同点，也有双方都无法反对也不敢公然反对的一些原则。

　　人类的伟大之处正是具有理性。依靠人类所具有的高级的理性，在共同的人性基础上所构建的共同价值观，完全可能成为人类共同的信仰。这个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就是超越一般文化的真正的文明，也只有人类共同的理性的文化，才能称为真正的文明。文明比宗教和文化更高级，可以超越民族和种族，超越地域和国家，超越所有的不同体系的文化。

　　只有符合人类理性的共同文明，是任何人都可以进行自由审问和公开辩驳的，也是任何人都可以自主选择的。只有野蛮，愚昧和落后是文明的唯一敌人，野蛮就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以暴力和禁锢来阻碍人类走向文明，愚昧使人盲目跟随，懦弱使人麻木顺从，而理性的人终究会选择追随文明。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在全球的交流和碰撞中，必然会不断地思考和寻找共同的文明理念。不同民族在面对文明的选择过程中，有的自由，有的受限，有的敏锐，有的迟缓。但是当人类的理性觉醒的时候，人们会越来越发现一个事实：人类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本质上不是民族和国家的冲突，也不是文化的冲突，而是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人会冲破谎言和暴力的束缚，突破血缘和民族的限制，突破地域和国家的限制，突破文化和信仰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符合人性的真正的文明，越来越多的人会自觉自愿地站到文明的一方。当大部分人选择与文明同在，那么教派、民族和国家也只能向文明妥协。

　　不管你是否看见，文明正在代替的纽带而成为人类的主要社会纽带，人类正在向共同的文明靠近，这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