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金斯伯格：这关乎的不是女性独有的权利而是男女平等的原则

　　2015年，美国《时代》周刊将金斯伯格列入年度全球百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她是唯一入选的最高法院官

　　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官，而从1972年她成为首个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以来，其身影活跃在争取男女平权的舞台上。在那段时间里，她一共在美国最高法院辩护了6宗争取女权的案件，包括在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里德诉里德案（Reed v. Reed 404 U.S. 71） ，这是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推及到妇女权益保障的案例。

　　这位官说：“我认为我在那十年间致力诉讼的案子，关乎的不是女性独有的权利，而是男女平等公民权的宪法原则。”以下内容节选自《异见时刻：“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官》，由出版社授权发布。

　　1971年8月20日，新泽西州斯普林菲尔德市一位名叫兰妮·卡普兰的女邮递员写信给美国民权同盟新泽西分部，投诉邮局不允许她佩戴男性邮递员佩戴的邮帽。“女邮递员的帽子是没有帽檐的贝雷帽或者小圆帽，我的徽章没法别在上面，”兰妮在信中解释道，“而且，男邮帽的帽檐可以遮挡阳光直射眼睛，女邮帽却不行。”

　　当时，金斯伯格正在准备去哈佛法学院做一学期的访学教授，她也已经成功将一些案件诉到了最高法院。但对她来说，没有什么性别歧视的案件是无关紧要的。“男性邮帽的某些功能特征可以促进工作表现，通过邮帽样式来区分男女邮递员是以牺牲这些功能作为代价的，这样的规定无疑是武断的。”金斯伯格在给邮政局局长的信中写道。

　　金斯伯格清楚地知道，写言辞激烈的信件来对抗性别歧视只是杯水车薪。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总会有更多性别歧视的法律规定出现。女权主义活动者应有大局观。不管是在邮帽样式的小问题上还是联邦政策的规定中，美国需要的是更广泛的对性别平等的认同。几十年来，一部分女权主义者认为，达成性别平等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在宪法中加入一条平权修正案：“美国联邦及州政府不应基于性别区别对待而损害法律中的平等权利原则。”

　　1923年开始的每一次国会会议中，这条缩写为ERA的修正案都会被提出，但从未获得通过。金斯伯格觉得这也许是因为现行宪法中已经提供了达到性别平等的解决方案。毕竟，宪法序言的第一句话就以“我们人民”开头，女性也是人民的一部分。虽然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受到了各种限制，但女性难道不配与其他人民一样得到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下承诺的平等保护吗？

　　问题是，金斯伯格要如何让最高法院上的至少五名官认同她对于宪法的理解（编者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各类提交的案件，一般由九位官以简单多数票的表决方法来决定）。20世纪70年代初期，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唯独最高法院还故步自封。也许，如果可以把一个合适的案子诉到最高法院，官们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一天晚上，金斯伯格照常在卧室里工作，思考着诉讼策略。“有个案子你一定要读一下。”照常在餐厅里工作的丈夫马丁突然大声说道。“我不读税法的案子。”金斯伯格回应道。但她后来很庆幸自己读了这个案子。

　　查尔斯·莫里茨是位经常需要出差的推销员，他跟自己八十九岁的老母亲一起住在丹佛市。每次出差，莫里茨都需要雇人照顾自己的老母亲，但当他想要申报这些费用来申请税务减免时却遇到了麻烦。

　　美国国税局只允许女性、鳏夫或者妻子丧失行为能力的男人申报照顾家人的费用来减免一部分税务，但莫里茨却是个从未结过婚的男人。显然，政府从未考虑过男人也有可能需要独立承担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

　　读完这个案子，金斯伯格咧开嘴笑了，她对马丁说：“我们来接这个案子。”这是她和马丁第一次职业上的合作。

　　表面上，“莫里茨案”很不起眼，莫里茨雇人照顾母亲的费用不过区区600美元，而且此案与对女性的不公似乎也无太大关联。但马丁和金斯伯格有着更长远的打算。在他们看来，政府毫无正当理由，而是仅依据性别就拒绝给予某个性别的公民政府福利。如果法院判定该政策有误，此案将作为判例广泛促进对于性别平等的认知。

　　金斯伯格写信给了她年少时在夏令营认识的老朋友梅尔·沃尔夫寻求支持。沃尔夫现任美国民权同盟的全国法务总监，他决定支持金斯伯格夫妇对该案的诉讼。沃尔夫后来告诉作家弗雷德·斯泽贝夫，自己知道金斯伯格在新泽西做一些“底层的女性权益工作”，他还向斯泽贝夫吹嘘他要让金斯伯格“从默默无闻中脱离出来”。他会帮她诉到最高法院。

　　金斯伯格夫妇在辩护状中提出，“当男女的生理差别与问题中的事务并无关联时”，政府不可区别对待男性和女性。金斯伯格把撰写好的辩护状发给了沃尔夫。她知道美国民权同盟已接下“里德诉里德案”在最高法院的辩护。在“里德诉里德案”中，爱达荷州的法律规定男性相较于女性拥有处理遗产的优先权。

　　在此案中，莎莉·里德的丈夫塞西尔·里德常对莎莉拳脚相加，后来又抛妻弃子，但当他们的儿子后，按照爱达荷州的法律规定，因为塞西尔是男性，因此他拥有处理亡子留下的不多遗产的权利。金斯伯格认为，如果把“莫里茨案”和“里德案”合并成一个案子诉到最高法院，就有可能让官们意识到性别歧视对所有人都是一种伤害。

　　“这些材料里应该有对‘里德诉里德案’有利的东西。”金斯伯格在1971年4月6日给沃尔夫的信中写道，信里附有她撰写的“莫里茨案”的辩护状，“你有没有考虑过也许加一个女性共同辩护律师会对此案有利？”金斯伯格几乎从未因为自己的性别而要求别人给予她特殊考虑，但她觉得如果这么做可以让她去最高法院辩护，那也是值得的。

　　很多年之后，沃尔夫告诉斯泽贝尔，“好吧，也许我并没有让金斯伯格从默默无闻中脱离出来。也许是她自己让她不再默默无闻了”。他没说错。沃尔夫告诉金斯伯格他确实需要她的帮助把莎莉·里德的案子诉到最高法院。

　　尽管斯伯格很少追求他人关注，但她逐渐声名鹊起。“金斯伯格不像格洛丽亚·斯泰纳姆那样简单直接，也不像贝蒂·弗里丹那样强劲有力，”金斯伯格的一位学生描述道，“她的头发一般绑成马尾辫。她说话语气平淡，有时带着些许犹豫，但内容却总是很精准。她穿着保守。学生们私下亲热地称她为鲁蒂，就好像她是自己的犹太婶婶一样。学生们即便跟她不太熟悉，也会感觉到和她很亲近。”金斯伯格的学生们在一次课程评估中写道，金斯伯格“非常智慧”，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教师”，但同时“与学生保持距离”且“个性相当保守”。

　　1972年，在拒绝雇佣金斯伯格九年之后，金斯伯格的母校哥伦比亚法学院终于认识到了她的价值。哥大邀请金斯伯格成为其法学院第一位拥有终身教职的女性教授，并同意她留出一部分时间在美国民权同盟的工作上，金斯伯格接受了这个邀约。

　　《纽约时报》的报道写道，哥伦比亚大学“刚刚取得了巨大成功，它毫不掩饰自己对于法学院获得了一位女性全职教授的喜悦”。毕竟，在法学院的院长看来，不像之前一百一十四年间所有应征并被拒绝的女性，“金斯伯格太太”是够格做教授的。

　　在这次采访中，金斯伯格发表了一段出人意料的直白讲话。“对我来说，唯一的限制因素就是时间。我不会为了让他们高兴而限制自己的工作。”显然，她话中的“他们”指的是哥学院的教员和行政部门。“我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她过了一会儿又补充道，“人们表面上都会很和善，虽然心里可能会对我做的事情有所怀疑。但我认为他们不会把这种怀疑表达出来。”

　　确实有一些人对金斯伯格怀有疑虑，但是哥大的女性员工们都在等着她的到来。金斯伯格刚入职就有许多人联系她，向她诉说自己对哥大的不满。金斯伯格帮助一百位实名原告代表哥大所有女性教员和行政人员提起了集体诉讼。她们赢得了诉讼。

　　金斯伯格给哥大校长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她把开除女清洁工的决定称为“会给哥大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严重错误决策”，并督促校长“不要走上该错误道路以免需要去联邦法院中应诉”。金斯伯格还参与各种会议来给哥大施加压力。她甚至得到了美国民权同盟及其纽约分部的配合，尽管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帮助金斯伯格在罗格斯法学院得到教职的哥学教授瓦尔特·吉尔霍恩。

　　吉尔霍恩写了一封信给美国民权同盟的“先生们”，指责他们过于草率地得出了哥大存在性别歧视的结论。（金斯伯格愤怒地在该信的行间写下了潦草的批注：“他完全误解了这个案子的本质。根本不是这样的！！！”）

　　“现在这种情况，”吉尔霍恩说，让他担心美国民权同盟“在不公还未发生时就开始叫嚷着要争取平等”。遗憾的是，“mansplaining”（编者注：男释，大意为一个男人毫无必要、居高临下或恩典式地解释某件事，尤其向一个女人，这种态度被认为反映出沙文主义态度）这个词离被发明还有好几十年。

　　哥大最终决定不开除任何一位清洁工。金斯伯格虽然在哥大拥有终身教职，但她并不是非得引起这些战争，特别在她的一些同事还对她心存疑虑的情况下。“金斯伯格在哥大存在的本身就引起了一定的敌意，还有一些人认为她被雇佣完全是因为哥大出于压力而不得不雇佣一名女性。”金斯伯格的一位名叫戴安·齐默尔曼的学生回忆道。

　　金斯伯格知道，当时一些人说“平权行动”时是把它当作一种侮辱。“而其他人则认为，”金斯伯格后来写道，“至少，‘存在歧视’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美]伊琳·卡蒙/[美]莎娜·卡尼兹尼克《异见时刻：“声名狼藉”的金斯伯格官》 骆伟倩译 博集天卷·湖南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