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社会的公共治理

　　“以区块链技术为驱动的、独立的、屹立于联合国的主权国家”，通过开放的、规范化管理的区块链交易金融体系，将颠覆现有的以主权国家货币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秩序。互联网的出现，尤其是区块链技术的兴起，已深刻影响了公共治理模式，无疑将对目前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作出改变。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指出，我们已经从以实物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纪律社会进入了以信息和金融化商品为基础的经济社会。这就是互联网社会，是指以互联网支配社会生活，构建社会形态的社会。公共治理首先涉及公共权力体系的构建，在互联网社会，互联网正在承担着某些以往国家所承担的职能。

　　现代民族国家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的签订作为诞生的标志。现代国家理论以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为起点，基于此，霍布斯主张性的主权者的必要性。而洛克则更加强调政府的另一面，即政府拥有的权力是一种委托权力，这种权力来源于社会契约中人民的信任。但无论如何，现代首先是主权国家的形成。在现代国家中，国民通过社会契约，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力，组建政府，政府对个体生命安全和财产提供保护。

　　国家机器的本质是中心化，是人类在互不信任的原始状态中摸索出来的稳定组织形式。而互联网的本质是扁平化、去中心化，旨在实现真正的平等和自治，把人类从“人与人是狼”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种种迹象表明，在互联网社会，现代民族国家形态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实很早之前就有了关于国家终结的论调，马克思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马克思对于国家的制度基础给予了彻底性的批判，并由此提出了一个否定国家的理想主义的主义社会。哈贝马斯则构想了一个没有政府的世界治理形态。黑格尔早就揭示，人的现实的生活应是超越国家的，国家只是提供了一个制度上的保障。可以说，即使国家不能完全消亡，国家的地位、作用也将逐渐弱化和分解。互联网社会对国家和公共治理的改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互联网增进自治。网络是的，它使公民在上变得更知情、更有选择、更积极参与。网络是自由的，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网络是平等的，它不受现实世界的民族、种族、性别、家庭出身、阶级分层等社会不平等因素的约束。网络是多元的，扩大了言论和思想市场的规模，为理性的公共辩论和商议提供了可能性。网络是去中心化的，以分布式的技术解构精英决策过程，把不活跃的公民动员起来表达意见、组织起来参与。网络是全球化的，网络连接一切，搜索一切，收集一切，形成一个“全球信息社会”。总而言之，网络是的、自由的、平等的、多元的、去中心化的、全球化的，网络可以连接一切，这承载着人类社会诸多美好价值目标的新技术，必将打破旧的版图，而创造一个的美丽新世界。

　　第二，互联网提升公共治理的质量。在互联网社会，信息不对称问题得到最大的缓解，权力透明化，普通公众由参与者变为了治理者。互联网为公民的广泛参与提供了平台，公民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对公共决策施加影响。互联网可以集众人之智，凝结最大程度的共识，符合更多人的利益。基于互联网的公共治理可以节约治理成本，方便治理行为，提高治理者的积极性，强化治理效果。

　　第三，互联网极大地增强了个人的自由度和自组织性。互联网促进了知识与信息的传播，提高了人们的智识水平。大数据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做决策，从而使每个人更加接近理性的经济人。互联网作为媒介增强了人们的自发组织和自主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断进行交互传播、协作生产和价值创造。比如维基百科就是网民自组织协作的典型，在维基上，个体之间互相纠错，共同创造知识成果。

　　第四，互联网改变了社会结构，催生了新的组织类型以及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模式。“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看，互联网促进了社会利益结构多元化的发展，导致社会群体的关系更加复杂化。”由于信息发布和获得的自由化，社会变得更加扁平化。

　　第五，互联网可以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基于互联网的共享经济模式，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以前，如果人们缺钱会怎么办？可以找人借，但是亲戚朋友的数量有限，不能总找人家借钱。银行的钱往往借给有钱人，而不是穷人。这时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违法犯罪，二是借高利贷，三是自暴自弃。这三种选择其实都不好。互联网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互联网上的P2P金融模式，可以使有闲钱的普通人把钱借给需要钱的普通人，成本远低于高利贷。对于急需用钱的弱势者还可以发起募捐众筹。互联网充分调动了各方资源，实现了更好的资源配置。

　　区块链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对于当前的政府治理构成颠覆性的冲击。通过区块链，可以实现社会自治，而无需政府的介入。以人口登记为例。新生儿出生当天，其信息可以被打包进区块，并被分配到身份证号码。新生儿父母发出户籍申请，就可以自动完成登记。父母双方的基因信息也记录在自然人链中，户籍登记可加入亲子鉴定验证，一旦新生儿与父母的基因信息不匹配，就可触发另一个合约寻找基因匹配的父母，同时报备到人口贩卖的监控应用上，从而防止人口贩卖。这个过程完全可以通过互联网系统自动完成，政府的作用大大降低。

　　传统的主权国家主要运用科层组织进行治理。在互联网社会，更多依赖社会关系的嵌入结构来发挥效力，通过信息共享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以达成集体共识和许可，而不是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进行运作。互联网主要通过以下机制发挥公共治理的作用：

　　互动机制是互联网的内生机理。互联网社会具有自组织性，提高了大规模协作的效率。自组织是相对于他组织而言的，即个体之间自发组织和协作的系统和过程。自组织不是个体的简单叠加，而是通过个体之间的非线性互动，产生协同效应。在互动机制中，参与者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纽带对其他参与者施加影响，或做出反馈。

　　在现代的陌生人社会，通过法律来解决社会信任问题。而互联网技术，尤其是区块链突破性的技术体系可以帮助企业和个人在各类交易、信息共享的过程中建立完善的自动信任机制。互联网的信任机制可以增强个体的安全感，减少道德风险，有利于增进合作，减少冲突。

　　在经典的“囚徒困境”中，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则入狱十年；若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实，二者都判刑八年。这是基本的博弈模型，参与博弈的两个人存在着合作与不合作两种选择，我们以判八年为基准衡量二者的收益，如下图所示。

　　可见，如果一人合作，一人不合作，不合作的人就可以占便宜，但是二人都合作会使总收益最大化。不合作的情况一般发生在短期博弈中。在互联网中，由于可以集合众人之智，且一个人的行为可以被永久记录在案，于是会使人们更着眼于长远，变得更加理性，从而可增进社会信任，实现合作的最大化，降低不合作的收益，改善囚徒困境。

　　博弈中的关键问题是人的行为的不确定性，长期博弈可以降低这种不确定性，而互联网的大数据机制可以使人们做出更好的预测，降低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我到一个陌生地方去饭店吃饭，可能会遇到“欺生”问题，但是我可以借助网络上对这家饭店的评价进行判断，我本人也可以在消费后对这家饭店进行网上打分，网络上的这些信息使得饭店无法只考虑短期利益。在互联网社会，信息的丰富度和确定性会大大增强，这会深刻影响博弈策略。

　　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和平等性，本身就是一种保护弱者的机制，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弱者的能力，改善弱者的处境。比如，在之前，记忆力是一项重要的技能，但是互联网出现后，个人之间记忆力的差别对于个人的成长的影响减弱。

　　以上三种机制主要着眼于个体层面，而助推机制着眼于管理者的角度。互联网是一种传播媒介，传媒具有议程设置的工程，在公共治理中可以发挥助推的作用，通过大数据、算法等指导人们选择。互联网使得信息充分流动、易于获取和分享，打破了信息的不对称性，使人们能够对周边未知的、不确定的环境进行及时的信息获取，准确预判可能的变化，了解自己的状态，消除未知状态下的恐惧感。人们担心搜索引擎会窄化选择，限制人们获取信息的范围。但搜索引擎也可以成为一种助推机制，引导人们做出更好的决策。

　　个人选择难免受“先入之见”的影响，或者“感情用事”，从而做出不利的决策，无法实现最优选择。互联网的助推应尽量使人们避免感情用事，更加理性地决策。但是，互联网的助推不能强制人们做出选择，应允许个人偏好的存在，只是让人们掌握更多的信息，进行更好的预见。比如，近来美国对于含糖类食品征收糖税，因为过多吃糖不利于健康，政府通过税收手段进行引导，但是喜欢吃糖的个人依然可以吃糖。在此，关键问题是使这种“助推”的副作用降低到最小，避免“算法的”。对此，应掌握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避免通过误导性启发影响人们做出错误决策。比如，人们往往认为能经常想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更大，而认为不常见的事情发生概率更小。互联网可以通过控制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网站内容来影响人们的判断。此处，应避免误导性启发。

　　第二，保持默认选项的中立性。一般而言，人们选择默认选项的概率要大于其他选项，因而默认选项具有强力助推的作用。通过互联网的公共治理对于默认选项的设置应尽可能中立，在特定情况下考虑弱势者的利益，并且使该选项易于操作，从而方便更多的人做出好的选择。

　　第三，拓展信息的渠道。措辞对人的理解影响很大。比如对同一件事，说“100人中10人死亡”与“100人中90人生存下来”，其效果完全不同。为避免权力机构操纵信息的发布，应允许多元的信息发布渠道。

　　治理不同于管理或统治，主要不是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单一的权威，而是依赖多元的、合作的自治，其实质是建立在认同之上的合作。互联网可以帮助人类社会实现更优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