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难忘——刘悟生在战争岁月中

　　刘悟生，原名刘光，1922年生，枣强县后东漳村人。其父刘麟轩是清末举人，从事教育，曾被授予“勤奋教学”的金字匾额。刘悟生自幼跟父亲认字读书，富有反抗精神。她不受封建礼教束缚，不怕村民，不缠足，不扎耳环孔，在东村男子学堂读书，后考入县立高小，继而考入冀县六师初中。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占了国土，烧杀抢掠的消息不断传来，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面对社会现状,刘悟生无比愤慨。1938年春节，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到达南宫，树起鲜明的抗日旗帜。在进步思想的感召下，她决定去南宫投奔八路军。刘悟生离开家乡，奔赴南宫城。一进城门，就听到嘹亮的军号声，看到街道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八路军个个身穿灰军衣、头戴红五星帽、脚穿草鞋，雄纠纠气昂昂，精神奋发。她进入了八路军东进纵队冀南抗日军政学校学习，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等理论知识，学到了八路军的光荣传统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坚定了参加的信心和艰苦环境下坚持斗争的决心。

　　学习结束后，刘悟生回村积极组织发动妇女认字、学习文化，纺线月，枣强县妇女抗日救国会成立，刘悟生任宣传部长兼战委会《抗战》小报的编辑。她和妇救会的同志很快开展了工作，天天到城关区各村去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宣传、组织、动员群众抗日救国。号召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送子送夫参军，挖路破路，掩护伤病员。为了早出晚归工作方便，刘悟生剃光头发，穿上男人衣服。因刘悟生工作积极主动，成绩显著，1938年6月被吸收加入了中国党，任妇救会党团，8月任妇救会主任，10月调任县民先队妇女儿童部长兼秘书长。

　　日军占领枣强城后，环境险恶，部分干部思想动摇，她在青救会主任李晓明带领下，借春节拜年之机，动员回家的人出来坚持斗争。1939年12月，刘悟生调任冀南五地委油印科长。1940年1月，地委得到德州、衡水、枣强之敌联合扫荡该地区的情报，随即五分区和地委决定立即转移，命刘悟生及另两名干部到五地委交通站隐蔽。1月15日，刘悟生等三人离开部队前往交通站，路遇枣强县大队两名侦察员，得知交通站也在敌人的合围圈，遂决定前往枣强随同该县党政干部一起转移。当时枣强县抗日政府驻在西江官村，刘悟生等到达该地并于当晚继续转移，拂晓到达肖张西南6里地的景村，就地休息。没睡一会，

　　刘悟生听到隔壁侦察员向郭鲁县长报告敌情:枣强之敌已经出发，肖张之敌也向南移动，要大家做好战斗准备。于是，县政府决定向南转移。大队人马从路沟向南行进，没多远，就与寺上村敌人遭遇，敌人机枪疯狂地扫射，前面的人撤了回来，枣强之敌也从右翼攻来。有的同志在郭鲁县长带领下，又返回景村。这时，几路敌人开始向景村包围。李衡甫、赵步真等向正北方向冲杀出去，有不少同志冲出路沟外，分散穿过敌人密集的火力封锁，冲出了包围圈，安全脱险。刘悟生经过几小时奋力突围，已筋疲力尽，跑不动了，同行的李柱和李世英拉着她使劲跑，刘悟生推开她们说:“不要管我了，你们快突围出去!”说完就自己挣扎着向前跑，后晕倒在雪地里.........

　　太阳西沉，战场一片寂静。刘悟生慢慢苏醒过来，有了知觉。此时，传来由远而近的马蹄声，是打扫战场的日军来了，他们叽哩咕噜地说着什么。几个日兵下了马，一边检查战场上的尸体，一边说着“死了死了地!”他们来到刘悟生身边将她翻了过来，踢了几脚，上马走了。在这十分危险的时刻，刘悟生沉着冷静，一声不吭，一动不动，直到四周又安静下来，才左右看了看，慢慢地坐了起来。这时夜已降临，她已分不清东西南北。刘悟生心里盘算着: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办呢?心想，今夜不离开这里，明天日本鬼子还会来清....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决心已定，她浑身无力地站了起来。向周围望了望，不远的村中还有敌人在烧杀抢掠，火光四起，哭叫连天。为不被敌人哨兵发现，她想从两个村之间穿过去。她在未融化的雪地上咯吱咯吱地走着，下了土坡是一片松林，大西北风疯狂地呼啸着。刚要向北拐时，刘悟生发觉后面有人追来了，她认为一定是被敌人发现了，便急忙向前跑。后面的人边追边喊:“不要怕，我是二大队的。”刘悟生不相信，仍向前跑，直到后边的人追上了她才停下。刘悟生机警地问到:你们队长是谁?县长是谁?去哪里?对方一一作答并告诉她去张家里仓口找部队去，刘悟生才半信半疑地跟他一起走。他们冒着寒风，忍着饥渴，向集合点走去。黎明时终于到了张家里仓口村，见到了村长，人们惊奇地说:“刘悟生你不是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不是活见鬼了吧?!”就这样刘悟生死里逃生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1940年1月，五分区妇救会成立，刘悟生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3月任五地委机要秘书、宣传部编审干事。8月赴冀南区党委党校学习，毕业后留区党委流教团工作。1941年5月冀南总妇救会成立，刘悟生任宣传干部。1942年3月刘悟生由地方转到部队工作，在冀南第四军分区宣教科任国文教员。5月调七旅宣教科任宣传干部、国文教员。

　　1942年4月29日，日军集中3万余兵力，在武城北部刘官屯一带，对冀南党政军领导机关实行铁壁合围。该天天刚亮，起床号吹过，刘悟生洗漱完毕，打好绑腿，匆匆忙忙去给旅直机关干部上文化课。上课的操场上只有旅长易良品一个人早早地等在那。刘悟生同他打招呼说:“旅长，你来得这么早!”“带头学文化嘛!你也很早啊!”......旅长话音刚落，紧急集合号声就响了起来，旅长说:“有敌情!”随即部队紧急集合，开始转移。10点多钟，在一村边停下休整，由指导员传达了敌情，要求大家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准备突围，并告知三个集合地点，后部队继续出发。当时北风呼啸，黄沙蔽日，事后才知，敌我双方距离仅100米左右，可谁也没有发现对方。中午，部队到了刘官屯，冀南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都聚集在这里休整。行署主任刘建章向大家介绍了敌情，让争取时间休息吃饭，准备突围。话刚说完，六、七架敌机已在头上盘旋低飞，猛烈向人群扫射。大家四处突围，一边跑一边趴下隐蔽，“噗噗”地在头顶上乱飞。刘悟生正向前跑，碰到了军区宣传部的冯塞维、闫统三，他们拉着她向前奔跑。这时东西南北四面都有敌人，同志们忽而向东、忽而向西地英勇突围，十分疲劳。太阳已经偏西，只见前面有一片坟地，有几棵小松树，刘悟生等人在树旁坐下休息。冯塞维对她说:“我们要保存实力，不要作无谓的牺牲，你是女同志，目标小，一定会突围出去的。”还未说完，有人喊:“敌人上来了!”冯塞维把她一推:“不要跟我来!”只见他高举着手中的枪喊道:“党员跟我来!”便冲向前去。刘悟生望着他的身影直到看不见，才按他说的，把所有的东西埋了起来，收拾完毕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突围。路经之处，满地都是密密麻麻的马蹄印子。刘悟生终于走到了一村边，这时天已黑了来，她听到村中有马蹄声，担心是自己的部队错过会合突围的机会，她横下心，悄悄摸进了村子。村中驻扎的是突围中在此休整的我方部队，刘悟生随着他们继续往前走，不知经过了多少树林，不知越过多少路沟，不知穿过多少敌人的据点，刘悟生的两腿磨得直流血。一路上敌人探照灯的灯光交织在一起，不时发出稀疏的枪声，漫无目的地射击着。她一夜行军百余里，翌日到达了枣强县南李家瓦窑，突出了敌人的包围。

　　为适应新形势，部队进行整顿。根据组织决定，刘悟生回家养伤。一天，刘悟生听到敌人围村的消息，扔下饭碗和村民起向村东北冀家庄路沟跑去。从张秀屯方向来的日军分散满地向这边搜索，发现了刘悟生她们，有几个日军跳下路沟，伸手抓掉了刘悟生头上的假发，嘴里说着:“八路，妇救会的干活?”日军押着刘悟生往崔家庄方向走，经过东漳村时，正在村边的刘雨辰看到了她，与她一起往前走。刘悟生腿伤未好，装着走不动，以拖延时间。后边的敌人催着快走，刘悟生说:“我腿上长了大疮，走不了。”日军很着急，只好给了一匹马，让刘悟生骑着，刘雨辰在前牵着。到了崔家庄后，敌人把刘悟生关到馍馍房的院里，分开审问:“为什么跑出来?你是妇救会的干活?”刘悟生回答说:“我弟要结婚了，我刚从天津回来，是跟着大家跑出来的，不是妇救会的，是东漳村人，刘雨辰是我哥哥。”不一会刘悟生的母亲也来了，还有村中六离会扛着红缨枪、穿着红兜兜的人也赶来了。分别审问对质了一遍，日军没有抓着把柄，就将刘悟生扔在院里撤走了。就这样，刘悟生又闯过了这一关。

　　1943年，冀南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大部分村庄麦收无几，秋季严重欠收。人们以树皮、树叶、草根、野菜充饥，甚至捕食蝗虫。各级干部带头渡荒。当时刘悟生正值临产，经过党在敌伪的关系，转移到冀县北内漳村，住在一个没有院墙的农院的北房内。正分娩时，日本鬼子进了村。邻居将刘悟生住户的大门紧锁起来。刘悟生在屋里听到日军在外边又喊又叫，跑来跑去咕噜着不知说些什么，忽听几声震耳的炮声就在屋门外打响。过一阵炮不打了,邻居开门进来说:“鬼子没有进来，好险哪!”

　　1945年4月，根据组织安排，刘悟生离开前线转入大后方，到达了向往已久的延安。1945年6月刘悟生赴中央党校六部学习。

　　1948年8月刘悟生南下到达芜湖三分校一总队，后又从芜湖经孝感到达常德集结休整，准备向西南进军。校领导向大家传达了刘邓进军大西南的决定，发布了解放大西南的命令和作战部署，要求第二野战军各兵团轻装前进，力求尽早解放大西南。刘悟生书写决心书，表示要克服千难万险，不怕牺牲，向大西南进军。一路上张贴标语，出版进军报。每天行程六七十里，经过了无盐区、苗区、黄泛区，加上阴雨40余天，每到宿营地，都要烘烤被褥，生活极为艰苦。当时刘悟生有孕在身，什么也吃不下，每天只能吃几个小桔子充饥，但她咬紧牙关，坚持随军行动胜利到达重庆南温泉。

　　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里，刘悟生历经磨难，不改初衷，显示了中国党人应有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