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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苏联试图掩埋的秘密往事

前苏联试图掩埋的秘密往事

  “切尔斯基是俄罗斯东北部的一个小镇。这里寒冷而偏僻,是地球上最荒凉的地区之一:到处是一望无际的泥地、沼泽和湿地,这里就是西伯利亚冻土带。小镇位于一片泥潭沼泽区内,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冻结的,面积和法国一样大。这里的人口有两万,多数是雅库特人,他们以放牧驯鹿为生。这个地区因为苦寒和偏远而闻名,因此,斯大林把它选定为有名的‘’战俘集中营,这里可以不费任何力量的把那些囚犯关起来,并且丝毫不用担心他们逃跑,因为在这里他们去无可去。”这段BBC科普三部曲之一的《地球—行星的力量》里这样介绍。

  是苏联劳动管理总局的简称,归属于苏联内务部。它是苏联机构,全称内务人民委员部。多年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著作《群岛》中揭开了那些尘封在岁月之中的往事,这一几乎被现代人遗忘的名词才再一次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西方口中的大多指斯大林时代贝利亚管理下的营。最早斯大林为了压制异己,大量逮捕。而关押这么多人成本很高,同时斯大林又相信那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逻辑,于是雅戈达就把人力集中起来负责工程建设。他和继任者叶诺夫都是缺乏能力的人,所谓犯工程的政绩多数属于浮夸,像北海运河实际上就是失败的。贝利亚是个有见识有能力的人,他决心发掘体系的潜力,把它改造为一个苏联特有的经济系统。从这时候起,性质就变了,原本是“抓了这么多人要给他们找点事做”,现在是“要做某某事,需要某某人,于是特地把他抓来”,那时候抓人的随便程度现在的人难以想象,抓来先打一顿然后让嫌犯自己写罪行再签字就完了。

  二战著名设计师佩特利亚科夫,因为工作失误(设计的飞机坠毁了)被逮捕,安排在“特别技术部门”(直属内务部管理的部门)负责一个高空战斗机的设计,为了方便他工作,原本在设计局的团队整个被“请”来了,其中一个年轻人就是后来米亚设计局的创始人米亚西舍夫,在那里他还遇到了老同事图波列夫。这个事情的背景其实有点尴尬,最开始抓人是斯大林拍脑袋决定的,没考虑到航空设计是个系统工程,只抓一两个人没有用,最后只好把相关专家栽赃成特务然后抓来干活……斯大林自己后来也有点不好意思,特意向图波列夫道歉了。

  实际上贝利亚是很清醒的,奴隶制不可能有高生产力,再加上监狱的管理成本,绝对要比正常的工厂效益低的多,每年补贴的钱是天文数字。但是他比两个前任聪明,斯大林怎么喜欢他就怎么弄,绝对不唱反调。斯大林的荒谬性在此时体现得淋漓尽致,很多卫国战争时期被释放的指挥员,或者是刑满释放的人,在48年又被抓回来了,这次连罪名都懒得编,“领导高兴”。有个被抓的官员妻子找到法院,说你们怎么可以用同一个判决结果抓一个人两次,这不违法了吗?

  斯大林死后,作为三套马车之一的贝利亚很快就下令平反,以惊人的速度释放营里的人。后来所说的赫鲁晓夫平反大潮,很多工作都是贝利亚做的。后人推测,他是准备彻底毁灭这个体系的。但是大规模的平反也给苏联的稳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于是“乱平反”就成了马林科夫他们除掉贝利亚的一个借口,没有说出来的理由是,平反可能为贝利亚在中高层干部中带来一定的人望,方便他今后掌权。

  赫鲁晓夫接手后,放人的速度有所减缓,但还是在稳步推行。直到勃日列涅夫时期,体系逐渐稳定下来,这次比较接近中国人熟悉的监狱概念了,关押的都是刑事犯和持不同意见人士。而下一次大规模特赦,要等到戈尔巴乔夫时代了。

  而制度的诞生则始于列宁时代,苏俄内战刚刚结束的那几年,社会动荡,土匪和白俄分子依旧横行,沙俄政权从快从重逮捕了一大批罪犯,各地方政府的监狱里住满了犯人,这给地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不少地方政府首脑给克林姆林宫写信诉苦,捷尔任斯基给列宁出了主意,内务部接管各地监狱,脱离地方财政。由契卡负责管理,然后这些监狱被编制成企业,契卡为他们下达工程任务,犯人充当原始的劳动力,所获得的收入去补贴监狱运行。

  萨利托在《新论》中提到,极权主义这个词是1925年出现的,它是法西斯主义者们的发明。这个词的词根是“total”,即总体的、全面的意思,墨索里尼曾经用“总体国家”来形容他的伟大计划。1941年弗洛姆出版的《逃避自由》,其中分析了现代自由所滋生出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和都市人群的孤独,它驱使人们站到自由的反面——极权主义的旗帜下,从而缓解孤独。

  1944年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揭示了所谓“国家干预”、“计划经济”所存在的巨大危险——经济活动中的垄断控制,会导致所有领域的控制包括私人生活,丧失经济活动中的自主性,是社会全面进入奴役的起点。

  波普尔和哈耶克锋芒所向,是社会组织过分的人为设计,是过分信任人类的理性能力,他们都十分推崇在长期人类实践中形成的自发秩序。

  1984年奥威尔的《1984》中描述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各种技术比如修辞术、认罪术、来实现对于全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思想行为的严密控制。这部小说被认为影射了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对极权主义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全面恐怖的极权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它针对的是切断了与他人联系的原子化的个人,‘恐怖只有对那些互相隔离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这种‘孤独’带来的后果则是,不能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验,从而丧失判断事物的基本常识,将反常视为正常;不能感受到和他人呼吸在一个天地之中,于是造成对于他们产生的莫名的仇恨,感到这个世界正在联合起来对抗自己,同时也把自己放置到反对一切的位置上。感到自身无根,缺少意义的焦虑时,一方面,丧失了对于自己的信心,失去对于自身行动的任何信心和力量;另一方面,由于某种虚无所造成的真空,以某种反常的、不可思议的举动来证明自己。

  一个恶性循环就这样产生了,极权主义政权想尽一切办法造成这种孤独和虚无;而孤独和虚无又滋生极权因素和强化极权政府。

  区别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是必不可少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共性,比如一个由力量和军队保障的政府;意识形态控制,以及残酷、拷打、杀戮等。但极权主义更加全面,它的领域往往渗透文化、社会、经济和所有人的衣食住行。

  极权主义至今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已经销声匿迹了,但在部分地区的部分人民之中,极权主义的恶灵仍然徘徊在他们的头顶。而对于极权主义的类似研究和“反乌托邦”主义的传播,则更加有利于让人类社会彻底脱离极权主义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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