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移民视角解析美国多元社会的

　　移民及在上世纪初引起美国本土主义者的警觉，他们主张采取移民限制政策以便维护欧裔白人主控的社会。然而移民浪潮不可抗拒，少数族裔为美国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让美国政府和公众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双语教育、多元文化主义运动为的逐渐化解提供了可能。

　　回顾美国的历史，主流民族与少数族裔之间的关系经历了多种模式的变迁。民族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加强了群体内部忠诚爱国之情的自然发展，同时，却引发了原住民和移民等外部群体的敌对情绪。随着反歧视行动、非法移民和多元文化主义等术语日益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各族群之间业已形成的关系不断暗示主流群体和主流文化正在受到严重威胁。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就以下问题加以探讨：(1)民族性在当今美国社会有怎样的重要性;(2)对移民和同化问题的关切是否理由充分;(3)美国的种族和民族有怎样的未来。下文从民族意识、民族的演变发展、合法和非法移民问题、双语教育和多元文化主义运动等视角来回答上述问题。

　　社会学家一直关注来自不同文化的民族移居到另一个社会后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模式。如，哪些因素鼓励或阻止移民保持自我民族意识和原有文化?如果移民后代对祖国和血统的认同逐渐减弱，该如何解释近年来不断涌现的众多白人民族的复兴现象?对于第三代美国公民，在社会迁移、社会变迁和行为模式方面是否存在民族差异?社会学家不断提出类似问题，并且给出大量阐释，目的是科学描述民族体验的多样性。

　　玛丽·圣斯道克宣称关注移民与原籍国的关系将更好地理解其同化程度。①她强调当今认为一个移民群体主要受接收国的影响是不正确的，尽管对于一战前 (由于交通和通讯手段有限)的美国移民来说，这种观点较为准确。况且，上世纪20年代的移民限制大大减少了新移民的数量，为同化进程助了一臂之力。然而，在当今世界，移民群体可以通过各种媒介保持与祖国最密切的联系，如远程通讯、迅捷交通和随时到来的新移民。这种联系也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亚裔美国人的生活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陌生阶段 (当移民的生活仍与祖国相系之时);反对阶段 (当移民组成了组织来保护自身利益和反对歧视);认可阶段 (当他们表现了很大程度的文化和制度歧视)。①移民原籍国的发展状况与美国民族和种族不平等的程度有关，由于日本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前列，日裔美国人便拥有“名誉白人”的身份。鉴于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很快华裔也会获此殊荣。祖国的稳定和社会变化大大影响着移民社区的文化形式和生活风格;原籍国的社会制度构成也能解释移民群体的民族情感和他们与所在国其他族群的社交模式。

　　历史学家马科斯·汉森创建了一个民族复兴的标准模式，他称作“移民第三代回归法则”②。由于第三代拥有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美国身份，因此他们会感兴趣于本民族传统，这对致力于克服歧视和边缘化的第二代而言是无暇顾及的。这种假说主要基于中西部瑞典裔美国人的生活经历。随后，约翰·戈尔灵在对罗德岛的爱尔兰和意大利天主的研究中发现：居住在少数族裔聚居区的第一和第二代移民比居住在聚居区外的第三代更像“美国人”，更能容忍美国社会。这些评价遵循了汉森的法则，认为第二代移民把民族性视作被美国社会接纳的劣势，但是戈尔灵认为第三代成员中不断增加的民族意识并非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退步，是对难以实现的诺言的憎恨而采取民族隐退回归的消极应对。其他社会学家认为这种现象是出于不同的动机，包括在大学校园、族群竞争和冲突中一种民族身份的觉醒，认为同化是一个辩证过程，它并非呈线性发展，而是经过几代人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尽管大多数亚裔和西裔美国人接受了第三代假说，但是日裔美国人给出了更深刻的回答。由于高出平均值的教育、职业和收入水平及更高的与他民族的通婚率，他们成为受同化最深的亚裔，尽管如此，他们却保留着传统的符号印记，坚守着传统的价值观，把它们作为自我意识和族群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文化群体对于主流社会的反应各不相同。保守的社会学家托马斯·索维尔认为与主流文化价值观相融或相冲突的文化特征决定一个族群向上层社会的流动。③自由主义社会学家斯蒂芬·斯坦伯格则降低了文化特征的重要性，强调社会制度的变量。他坚持认为多元主义只能吸引那些因保持民族界限而受益的群体，处于劣势地位的族群则愿意以牺牲自己民族特征而换取经济保障和社会接纳。④文化和社会制度的相互作用既能促进又能阻止族群获得经济上的成功。

　　上世纪80年代，社会学家把研究重点从六七十年代的民族复兴转向提出一个建议：民族目前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 (至少对拥有欧洲祖先的民族来说)。对于较新的移民群体，民族性就是他们日常生活的真正组成部分，并且将延续下去，正如第一和第二代欧裔美国人也是这样一路走来。

　　通常，文化休克和不断显现的自我意识导致移民群体以民族身份来认识自己，并使之成为获得社会和情感支持的民族社区的一部分，他们要以此为契机开始在移居国展开新的生活。这个社区由于新移民的不断涌入散发出生命的活力。一些社会学家认为民族不应被视作先赋属性，因为它只具有同化和多元化两个不相关联的类型，而应被视作一个连续变量。回顾文献综述，威廉姆·晏塞、尤基尼·埃里克森和理查德·朱莉安尼总结民族行为受职业、住所和制度关系 (即族群发现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控制。①工业之前的移民居住分散，随后，由于大规模集中的城市就业和就近寻找价位低廉的住房的需求，新移民往往居住比较集中。每当他们到达移居国，就被吸引到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连锁迁移 (他们的亲戚和朋友)会延续这种聚集定居模式。族群意识是在工作关系、共同居住区、共同的兴趣和生活风格中形成并日渐清晰。而且，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正常交往和参与民族组织能够让居住分散的族群不断增强民族身份意识。

　　对于大多数居住在民族社区或网络的移民，人际间共享的交往使得民族身份成为日常生活的主体。他们并未受到制度性同化，他们的民族性为他们的一言一行、参与的活动、接触的友人或选择的配偶都提供了一种联系。移民后代将体现出怎样的民族性依靠的是他们所处的当前环境。正如理查德·艾尔巴在1990年关于阿尔伯尼和纽约的研究中重申：附近有民族街区和民族组织的出现将帮助维持一种强烈的民族身份感。②他谈到白人民族处在民族发展的初始阶段，族际通婚率的攀升不仅减少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特征的世代相传，而且让欧裔第三和美国人的民族世系过于丰富。一个联合的新民族——欧裔美国人，已经在美国呈现，他们的个人与自愿身份在以下活动中表露：参加教堂礼拜和犹太人集会，加入哥伦布庆祝日的队伍，为一个来自相似民族的候选人投票，支持与自己祖国相关的事业等。③

　　尽管第三和欧裔美国人已经被同化并融入中产阶级社会，他们仍然与祖国保持平静的联系。如，家里摆放着富有民族意义的物件，偶尔参加祖国举行的盛大仪式，或者钟爱本民族菜肴，对自己的移民经历保持浓厚的兴趣，参加本民族的和经济活动，甚至访问故里，所有这些私人的娱乐消遣活动可以帮助移民保持民族的象征意义，为生活在美国白人同质文化的世界里的人们保持一种特殊的自我感觉;非裔美国人通过音乐、时装 (编织饰品、畏惧锁、香蕉头带、Kufi草帽、非洲珠链)、菜肴 (黑人传统食品)和节日 (Kwanzaa，一个传统非洲庆丰收的节日)等各种非洲元素来表达民族的特殊象征。

　　美国目前有两大争论热点不断干扰国内种族和民族关系：移民和双语教育。尽管后者属于较新的问题，但是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对以上两个问题就出现了强烈的反对意见。美国本土人士担心由于主张文化多元主义，他们会被太多的非美国人所控制，从而失去了社会凝聚力。

　　输出国向美国输送移民的数量和程度决定这些移民对美国社会带来的文化影响。1820～2002年，为美国输送移民的前五个国家为：德国 (7219222人)、墨西哥 (6560312人)、意大利(5442044人)、英国 (5309331)和爱尔兰 (4785052人)。④但是随着1965年美国移民法的改变，五大移民输送国随之改变。虽然很多移民仍然来自欧洲国家，但是由于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的迅速加入，欧洲移民的比例缩减到不足18%。1991～2000年，约910万合法移民来到美国，超过了1901～1910年所创下的880万移民的记录。反对当前移民政策的观点源于美国能否接受如此庞大的移民群体，忧虑美国人会把国家的掌控权让给外国人。他们并非恐惧那些信仰不同宗教的天主或犹太人以及肤色黝黑的地中海白人，他们恐惧的是与日俱增的宗教和体貌均与他们迥异的有色移民。明显的差异以及除英语之外的其他语种的广泛盛行，让美国人对这些生活在他们中间的陌生人耿耿于怀。尤其是阿拉伯人和美国穆斯林被反移民政策的拥护者看作是真正的威胁，他们认为这应当归因于过于自由的移民政策允许恐怖主义者现身于他们周围。几乎所有阿拉伯人和美国穆斯林公开指责恐怖主义的事实也难以削减公众的恐惧。另一种对移民政策的关切表现在经济方面。公众担忧移民夺走了工作、压低了工资、使用了太多纳税人所付出的政府服务设施。这些忧虑真实吗?尽管调查结果表明移民恐惧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但是一直以来，甚至在“9·11”恐怖袭击之前美国人对移民总是各执一词。上世纪90年代早期，大部分美国人执反对意见，例如，1992年商业周刊 (哈里斯民调)显示，68%的调查者认为移民对国家有害。①随着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的迅猛增长，移民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彰显，此时，公众对移民的态度发生了彻底转变。2001年7月盖洛普调查显示，62%的公民认为移民是有益国家的好事，只有31%的人认为不利。然而，仅仅三个月之后，恐怖主义的残酷之举重新点燃了反移民情绪，一部分人把反对焦点仅限于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移民。2002年1月盖洛普的调查显示，58%的美国人认为移民数量应降下来。但是美国精英与大众观点不尽相同，2002年只有18%的政界要人认为应当减少合法移民的数量。由于反恐是一项长期的斗争，它势必影响美国公民业已改善的移民态度。曾经出现的移民恐惧，尤其是对穆斯林移民恐怖袭击的恐惧会长期占据美国公众的心头。反移民情绪何时得以消除依赖于国际反恐斗争能否取得最终的胜利，这更需要美国政府与民众认真反思恐怖主义向美国开炮的真正原因，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本土主义者与移民的紧张关系。

　　美国法案明确规定人人享有公平的教育机会。正是基于这种理念，为了让所有美国非英语民族的移民学童获得同等的学业水准，具有掌握挑战所有科目未知领域的能力，双语教育政策得以出台。双语教育，即用英语和学生的母语来传授课程，主要包括三项具体方案：过渡计划 (多年逐渐分阶段按计划使用英语教学)，保持计划 (继续通过母语教育来保持学生的传统，同时有限地强调英语能力的培养)，沉浸式计划 (结构型沉浸是以学科双语教学为基础，通过学科语言;双向式沉浸是让移民学生与本土学生共同学习与活动，以增进双语能力)。然而，许多美国人认为双语教育的盛行 (尤其是保持计划)是美国人的痛处，它减缓了同化进程，降低了社会凝聚力，使族群相互隔离开来。但是双语计划的倡导者认为他们正在开展的双语教育，可以让来自各族群的孩子们流利地使用英语及母语交流，通过熟练的英语技能完成各学科更高层次的深造，通过母语的系统学习传承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加强民族身份的认同感。更重要的是帮助他们迅速适应美国主流社会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克服因语言障碍而引起的就业困难和减少各种形式的歧视行为。1968年国会通过了双语教育法案 (仅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公共基金开始对双语教育提供资助。两年后，卫生部、教育部和福利部要求少数族裔学生人数超过学生总数5%的任何学校有法律义务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双语教育。1974年，双语法案删除了低收入要求，鼓励孩子们学习欣赏其文化传统的各种课程。从此，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计划 (ESL)开始在大约125种语言中加以广泛推广，其中包括25种土著语。根据美国应用语言学中心1999年统计，美国实施双语教育的学校遍及全美24个州 (其中包括哥伦比亚特区)，分布在143个学区的259所学校。目前，一千万移民子女加入城市和郊区的公立学校，这些学校的教育者正在努力克服文化、语言和读写障碍，为孩子们提供卓有成效的教育。①

　　双语教育在美国历经几十年的坎坷发展，目前遭遇了重大挫折。反对者认为该项计划鼓励了“民族部落主义”，促进了社会的而不是凝聚。这一呼声主要针对拉美裔倡导的“语言权利”(即拉美裔美国人在学校和工作间有权保持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而提出。随着成千上万的西班牙移民涌入美国，西班牙语的广泛使用让许多本土主义者感到恐慌。2000年的统计显示几乎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在家不用英语交谈。事实上，1005万的美国人承认很少或根本不使用英语，而10年前仅有650万人。专家认为这主要源于新移民人口的迅速增加，其中包括数百万的非法移民。本土主义者为了阻止这种态势，他们迫切要求让英语成为所有公共事务的官方语言。到2003年，23个州通过了“英语为唯一语”的立法，然而，其他13个州则拒绝此类议案。尽管该项立法的拥护者宣称这项行动对于保护一种共同的语言，为国内不断加深的语言障碍架设一座沟通的桥梁极为重要，但是大量的民调和研究表明该行动没有必要。

　　美国政府实施双语教育的主观目的是通过统一的语言使人们形成共同的态度、目标、文化和价值观，从而加速形成一个健康、稳定、统一、和谐的国家。这项政策实质上是为同化服务，但是它在客观上却保护了移民本民族语言和文化在美国生根开花。该项政策的反对者秉持的是殖义和同化主义的衣钵，恐惧白人掌控的主流社会被少数族裔抢占，英语受到其他语种的威胁，鉴于此，才会出台“英语为唯一语”的立法议案。作为移民大国想禁止所有移民使用母语，这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歧视色彩，更会给移民带来巨大的心理怆痛，即使暂时帮助他们解决了语言困境，但是就长远来看，这只能加剧移民与主流群体之间的心理距离和民族隔阂。笔者认为双语教育政策之所以面临挫折主要应归结于政府对双语教育的复杂现状没有做好充分的估计，没能及时调整教育中出现的问题，没有统一衡量教育成果的标准，缺乏科学系统的双语教育指导方针，因此出现难以应对的局面。联邦政府如果能从长远观点考虑，关注民族间的团结与和谐，那么就应对双语教育进行彻底反思，真正使之成为移民提高社会地位、生存质量和民族自信的有力武器。

　　20世纪7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运动的早期发展阶段倡导在学校课本中应补充编写那些非欧裔民族对美国历史发展做出贡献的相关内容。随后，美国初、中、高等教育机构的所有课程都进行了改革，突出反映美国社会多样性的特色和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及欣赏非欧裔文明对美国文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这项运动的宗旨是丰富不断拓展的美国身份的内涵，从前被排斥的族群，无论是从历史或从当前的现实出发，都被承认为美国公民不可分割的部分。后来，一些多元文化主义者抛弃了同化和一体化途径，拒绝在不同的少数族裔中建立共同的身份联系。新型多元文化主义者则倡导“少数民族主义”和“独立派多元主义”，其目标是建立特别的、单独的族群身份，摒弃一个共同拥有的国民身份。②他们为了创建一种积极的族群身份，超越了单纯传授和保持本族群文化风俗、历史、价值观和节日的多元思想，采取了拒绝主流文化、风俗、历史等有效性的实践行动。如，那些反对哥伦布节的美洲原住民和非洲中心主义者断言西方文化只起源于非洲埃及文化。多元文化主义者的另一项举措是在西方文明中增加或删除某些课程。例如在罗德岛州的普罗维登斯学院增加了多元文化的必修课程。在许多教育机构中，课程改革的计划包括让所有学生选择非西方和妇女研究课程作为他们学位必修课程的一部分，同时把西方历史和文化等课程全部排除在必修课之外。以上各项措施体现了校方对多元文化主义的理解，在课程改革方面表现了较强的自主性。无论多元文化主义者抱有何种目的，他们一直在与同化主义者进行着持续斗争，由于双方均为美国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所以他们的斗争难分高下。但是，由于同化主义已经在美国延续了数个世纪，它仍然禁锢着大多数人的心灵，尤其是移民的子孙。多元文化主义，正如过去民族内部的团结宣言，并未减弱同化的过程。把非洲中心主义运动视作运动的人们需要考虑从殖民时代到O.J.辛普森案件的裁决所引发的启示，美国内部一直存在的种族世界的现实，这个的世界并非源于多元文化主义学说，而是由于系统的种族主义。只有打破现存的种族屏障，彻底消除制度性歧视，为每一位公民打开通向良好教育和工作良机的大门，整个社会才能逐步为少数族群，尤其是有色族裔建立较为公正与平等的氛围，增进不同族裔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融合。

　　美国人口普查局预测，21世纪中叶美国社会的人口构成将产生巨大变化，估计在今后50年，每年进入美国的移民数量会达到100万，还有20万非法入境者。普查局指出移民的累积影响要比出生和生活在美国本土的公民更重要，到本世纪中期，21%的人口 (预计8200万)将会是1991年后到达美国的移民或者他们的孩子。美国部分观察家已经对这一发展态势作出回应，他们深感忧虑，坚决主张采取移民限制政策。更多的美国民众却对美国愈加多样化的社会现实报以欣赏的姿态。

　　在美国多种族、多民族的大家庭中，除了在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模式中体现了愈加显著的多样性特征外，种族间的交往模式，文化互动也为美国多元文化社会的积极融合增添了浓重的一笔。跨种族婚姻成为美国社会各族裔间交往的标志。2000年，170多万西裔美国人与其他族裔通婚。在全美婚姻中，2.5%属于跨种族婚姻，其中黑人和白人通婚数量达363000对，超过跨种族婚姻总数的四分之一。目前，300多万双种族混血儿童生活在美国，许多黑人和白人宣称他们是跨种族婚姻的后代。族际婚姻意味着：尽管民族文化各不相同、种族差异无法更改，但是只要本着尊重、仁爱、包容、谅解之心以诚相待，那么种族障碍、人际间的误解与冲突将最终得以化解。

　　虽然各族裔之间缺乏深层理解，不能公开承认彼此的平等地位，但是一个核心文化和共享的某些理想信念却能把美国民众团结起来。然而，美国社会团结强大的背后却一直笼罩着种族关系问题的阴影。随着美国逐步走向多种族化社会，它将遭遇更加恶化的种族关系。如何化解各族裔之间此起彼伏的冲突，如何彻底改变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全体美国公民需要共同深思的课题。当众多美国人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当严格的种族制度在美国境内彻底消除，当政府为非白种美国人提供更多的选举席位和真正意义的决策权，让他们与所有白人共同分享各项应有权力 (权利)，他们才能有望走上切实解决民族和种族关系问题的道路。如果知识就是力量，那么现实将引领美国人相互欣赏和容忍对方，让多元文化主义意识镌刻在美国公民的心中，让多元文化教育普及在美国各级教育机构中。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成为美国经验的一部分，民族和种族的多样性是国家和民族的力量，如果全体美国公民能够达成此共识，那么美国的未来将更加强盛。

　　作者简介：魏莉，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刘忠文，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基础部副教授 (辽宁大连 116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