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记江湖二三事：以此文缅过往敬同好之青春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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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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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群落，叫做娱记，他们是记者，却整天和明星打交道，和时政社会财经等领域的记者相比，有点不太正经的意思。

　　不过娱记也是记者，他们是中国娱乐圈的见证者，风起云涌于2000年，没落于本世纪2010年后，听说现在已经彻底没有这个部落了。

　　很多人好奇，娱乐记者、狗仔以及收费报道的区别，简而言之，娱乐记者服务的对象是媒体，包括电视台、纸媒或网媒，以采访调查为依据，撰写的新闻内容遵循报道准则；而狗仔以及收费报道的对象，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狗仔的服务对象其实就是大众，以为主，换取利益；收费报道也叫“跑会”，发发通稿，服务对象是娱乐公司或者艺人。

　　笔者作为一个老娱记，见证了中国娱记部落的崛起和灭亡，短短十几年，正如媒体的没落，自是不足为奇。

　　其时，平面媒体和电视台统治着我们的新闻报道，特别是报纸进入市场化运作后，党的为政府服务的办报理念被打破，新闻进入到了“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时代，为百姓服务，吸引百姓眼球成为了全国很多市场报纸的宗旨。一些都市报，比如南方都市报、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华商报等，也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华商报，也就是我所在的媒体，在市场办报的理念中崛起，成为了西安地区乃至西北地区最大发行量的报纸。不过和很多报纸一样，那时候没有娱乐版，叫“文化新闻部”。文化其实涵盖广泛，包括娱乐人物，甚至还有考古。陕西是考古大省，我进入报纸的头几个月，就是到处去考古现场，最大的规格就是享受克林顿待遇一般，随考古队下到了兵马俑的坑里采访，看兵马俑博物馆里的金缕玉衣，去各个墓地探访文物挖掘。

　　某个深夜，突然接到部门主任的电话，让我去采访歌手田震。我脑袋一下子嗡嗡的，懵逼了，我这个成天钻墓地的，怎么还采访歌星？

　　没有想到，这一次采访拉开了整个娱乐报道的序幕，2000年伊始，正式成立了娱乐新闻部，采访歌星、演员等普通读者很感兴趣的话题成为常态。明星的隐私成为了街谈巷议的话题，也登上官方报纸重要的版面。

　　而在那一年，我也成为报纸的首席记者之一，这代表着娱乐新闻已经可以和社会时政、商业财经等领域的报道平起平坐了。

　　2000年底，包括我在内的一帮娱乐记者，提出召开一次“中国娱记大会”——而且线家各省的媒体代表在成都召开了全国娱乐记者大会，最远的拉萨、内蒙、新疆都派了媒体代表前来参加。

　　一个初入行的小记者，就这样懵懵懂懂的从1999年，被挟裹到了中国娱乐报道风起云涌的最前沿。而这个时代，和新浪等门户网站以及湖南卫视的崛起还有很大关系。

　　1999年出现的互联网时代，让中国的娱乐新闻报道在2000年开始就已经突破了地域界限，大量的娱乐报道通过网络从各地汇聚到电视台和报纸版面，娱乐新闻成为了继社会新闻、财经新闻之后又一个吸引人眼球的新闻。

　　我也在这样的新浪潮中找到了“机会” ——每天盯着网上的热点做追踪报道，让原本没有什么明星资源区域报纸几乎每天都有娱乐新闻刊登在新浪搜狐网易等网站。我的名字也通过门户网站传播到了大江南北，并被各路媒体再度转载。那种排面，不比后来的狗仔之王卓伟名气小。

　　“虞纪”这个笔名也因缘际会与工作勾连在一起了。我姓虞，进了报社必须要有笔名，主任说你姓虞，就叫做虞姬好了，等我真的用了虞姬作为署名时，主任哑然失笑说你真叫虞姬啊，最后改为“虞纪”。入行时，哪里知道我这个文化记者后面要全部报道娱乐新闻呢，笔名“虞纪”也因为谐音“娱记”误打误撞有了超高辨识度而被全国同行记住。

　　1999年，湖南卫视在魏文彬的带领下，开始了娱乐立台的大时代，整个节目开始偏向娱乐化，2000年创立的一档娱乐报道栏目《娱乐无极限》收视率非常高。有一次，我们在敦煌探访张艺谋《英雄》的拍摄现场，走到沙漠深处的小村落，一个黑不溜秋的七八岁小男孩，指着同去的《娱乐无极限》记者刘冬的麦标说：我知道，你们是湖南卫视的！

　　真正的娱乐新闻大爆发，是在2000年的金鹰节。我们的稿子虽然已经每天被新浪转载，但是都还没有真正见过世面，很多人首度有了出差的机会——就是湖南的金鹰节。很多人第一次置身在巨大的娱乐集会中，不怕各位笑话，在金鹰节的很多场合中，我都要偷偷问：这位明星是谁？

　　这是中国娱记产生后的第一次大集合，全国几乎所有省市的媒体都到了场，娱记们一个都没有拉下，很多人互相都因为新浪等平台刊登稿件而都熟悉名字，东北的小妮、蕾铃、高洪、肖扬，广州的娅子、宁佐勤，贵州的胡子，成都的王潇，大连的郝岩，福州的顾伟，杭州的笑梅，重庆的彭雅，天津的马建龙等。这些娱乐记者中的大腕小腕们，都在这一次粉墨登场了。

　　先是一批东北娱记小倪、雷玲等人撺掇，广州记者娅子等人执笔，很快起草了“致金鹰奖要求公开黑幕的一份公开信”等各种火爆眼球的操作。

　　在颁奖典礼上，我们都经历了恍惚一幕。几百个记者在下面喊“黑幕黑幕”，我记得旁边喊的最响的是贵州的虎子，他比其他人都激动，跳到舞台上去喊黑幕。最后，主办方强行关了灯，黑漆漆的会场里，“黑幕黑幕”还响彻夜空。让人恍惚，是不是加入队伍了。

　　我激动地在现场给报社编辑口述了“几百名记者现场质疑黑幕金鹰主办方颁奖现场强烈关灯”的稿子，这篇口述稿被编辑转成书面文字上了第二天报社的头版头条，也随即登上新浪头条，影响力巨大。这一次我也凭金鹰节颁奖黑幕拿了报社2000块的奖励。

　　顺便插个小曲，在质疑黑幕的现场，我们连带质疑了王志文。在出发湖南之前，王志文“口香糖事件”让全国娱记相当气愤：在大连的一个拍摄现场，王志文把记者递过来的名片，直接吐上口香糖，扔到了垃圾筐。

　　颁奖礼后第二天，几百名记者当着湖南台掌门人魏文彬的面，宣读“全国记者宣言”。魏文彬并未介意，而是很有气度的邀请我们上台，气定神闲等我们读完，脸上一直挂着微笑，这就是湖南卫视当时的带队人，到现在都让我们这些娱记为之尊敬。

　　岔开一句，湖南，是我们在各地大型采访中感知到最有胸怀的地域和人群，没有魏文彬这样有气魄的带队人，或许也成就不了湖南卫视二十年来的娱乐奇迹。

　　导演张艺谋以拍摄了大量艺术片《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活着》等声名鹊起，但是随着冯小刚喜剧片《甲方乙方》开拍，张艺谋也在2000前后遇到市场瓶颈。当时，他已经开始搭档十五年后闹掰的张伟平。张伟平正筹划着张艺谋从艺术片转向商业类型，其中2002年上映的《英雄》，就是张艺谋转型之作，也为后来商业的开启做好了准备。

　　张艺谋拍摄《英雄》，玩的是神秘套路，这都是张伟平设的局，娱记当然是越神秘越好奇。在敦煌开拍的前两天，我们成都、广州、西安等各地的娱记约好了前去探班。

　　没想到张伟平先发制人，我们去了十五六个记者，剧组居住的酒店全部被包了，估计是防止我们记者私摄，为了方便管理，我们全部挤到了两个房间。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次，来报道《英雄》的还有“南方周末”的资深记者李多钰，当时的感觉就是——天哪，一向高高在神坛的南方周末也派出了资深记者前来。不过，她一样和我们挤在一个房间。我们通过门缝拍摄，用这种方式，拍到了章子怡、李连杰等明星。

　　由于剧组封锁采访，我们一大班人在酒店的公告中，得知离敦煌七八十公里的沙漠深处是他们的拍摄地。第二天，大家雇了两辆破旧面包车前往沙漠深处。路上x还遇到了沙尘暴，漫天的黄沙袭来，这种景象哪里见过，一度以为要牺牲在此了。

　　等沙尘暴过去，我们来到沙漠深处一个小村。这里居然有小卖部，有服装售卖，还有电视看。前面提到的那个认出《娱乐无极限》的小男孩就是在这里碰见的。

　　由于听说张艺谋的拍摄有部队参与，我们一行人在小店休息时，看到有那种军绿色衣服，大家提议一人买一套，混入《英雄》剧组，说干就干。

　　当我们翻过青藏公路的当金山，前面就是张艺谋的拍摄场地。我们几个人穿着军绿色服装——看着更扎眼了，刘冬和我扮演情侣前往，长江日报的朱波一个人去拍摄现场。离奇的是朱波居然站在张艺谋身边一个多小时，张艺谋拿着对讲机转身时，看到身边的朱波，突然问：你是谁啊？就这样，朱波被架出了剧组。

　　说句实话，通过这次采访，我们这拨人多少和张艺谋结了一些冤。好好的采访，故意搞得这么神秘。这部电影《英雄》上映后，我在影厅睡过去几次，可能夹杂着采访过程中的不爽，感觉这部实在没什么吸引力。

　　但张艺谋带动了商业时代的带来，引发了整个中国的热潮，陈凯歌的《无极》，同样是大阵容、大投资，但老实说，这些电影都没有以前他们拍的精彩。

　　国内娱记的产生，从源头来说跟成都、广州两地分不开。而广州又是最早的起源地，算是中国娱记中的名门正派。

　　南方都市报的崛起，使得中国的娱乐报道正式拉开序幕，不过它的对手广州日报、羊城晚报也都号称全国性大报，这里的记者综合素质相对最高，比如广州日报当年就入职了一位曾经是北大博士毕业的娱乐记者。

　　当年的南方都市报是在广州日报和羊城晚报的狭缝中绝境而生的，这也激发了南方系记者的斗志，时政社会领域一枝独秀外，南都的娱乐部门也是中国娱乐报道领域最重要的贡献地，无论在当时还是对未来产业的影响力，都相当有建设性。

　　南都的人才，可谓猛龙过江。涌现了曾光明、李多钰、鈄江明、窦婉茹、宁佐勤、李晓、陈弋弋、杨彬彬等，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各大杂志总编以及互联网高管。

　　相较而言，晚一辈的方夷敏、齐帅等人也不遑多让，方夷敏是时尚领域最火公号“黎贝卡的异想世界”的创始人。

　　南都系还创办了一份杂志《南都娱乐周刊》，由陈朝华整体负责，他后来成为搜狐总编辑，继而担任恒大品牌负责人；主编谢晓，如今仍在南方系任职。这个刊物曾携手卓伟挖了很多猛料，比如著名的“周一见”系列。如今总部设在广州的“毒舌电影”合伙人之一王澍就是“南都娱乐周刊”的早期成员，毒舌创始人何君同样来自南方系。

　　相对于南方都市报，当年的羊城晚报也名将如云，先是有肖执缨、何龙等资深记者，后又有娅子、林如敏、阙道华这样的实力派，还有广州日报的董卉，南方日报的方正，都不是无名之辈。

　　广州的记者素质高，娱乐新闻也有谱，捕风捉影的少，擅长高端人物访谈。虽然各报系的记者关系相当融洽，但由于理念不同互怼也时有发生，比如在报纸上开专栏对骂，可谓神仙打架。

　　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也是中国最早一批的都市报，虽然偏安一隅，但竞争激烈，简直到了白热化程度。对人员考核非常严苛，每位娱记的竞争压力都很大。

　　后来流行的一句自嘲“女的当男的，男的做狗用”恰如其分形容了成都记者的拼——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内卷。

　　所以，相对于广州的“正统”，成都的报纸娱乐方向多以八卦为主，只要吸引眼球的就可以报道，只要能娱乐大众的都是好内容。

　　记得有一次成都商报的娱记王潇在上海电影节采访时，深夜接到部门编辑的电话，临时要求改稿。稿子改到凌晨两点，王潇才能和我们汇合，最后喝醉酒的他，直接怒砸手机。

　　娱乐记者产生之前，成都就已经出现了不少资深文化记者，专门采访明星的不乏其人，像杜恩湖、谭飞、傅盛等人。

　　杜恩湖在一线干了二三十年，从文化记者干到娱乐记者，再到狗仔记者，到今天他的名字还时不时见诸报端，可谓娱记里的爷爷辈。

　　当年的娱记中，东北人凭着一口东北话成为了一道鲜明的风景线，虽然东北记者在当年并不是娱记中领军的团队，但在每一个场合，想挑点事情，就属他们声音大，倒是很符合娱乐新闻的诉求。因此，东北记者领头大闹金鹰奖，再闹金鸡百花。各种批评报道，没有东北娱记的加入，或许会少了很多火药味。

　　前期广州成都西安等地娱乐报道风起云涌之时，上海娱记却后来居上了，比如，新闻晨报的娱记彭骥乃北大考古系毕业。

　　有一次章子怡去上海参加一个代言活动，遇到一拨上海女娱记在下面，一开口就火力十足：“章子怡，听说你为人十分嚣张，你觉得自己嚣张吗？”在场的我，看台上的章子怡脸红一块、青一块，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时章子怡和我略为熟识，活动结束后去机场路上，她打电话给我抱怨：“虞纪，我气死了，这是什么提问啊。”她确实被气到了。

　　那个年代，西安属于娱乐的不毛之地，来的艺人相对比较少。不过我们可以迅速成为娱乐新闻的高发地，首先在于新浪等全国性互联网平台的崛起。我给自己的要求是：每个全国性的新闻都需要第一时间追踪。因此，当年也成为了网络转载率最高的媒体之一。

　　除了对全国娱乐新闻的追踪，当地也会有不少新闻，主要还有西安媒体的团结。当年在西安和三秦都市报的艾小珊，西安晚报的蔡静，阳光报的亢钟景，政协报的白磊，虽然媒体之间的竞争存在的，但是私底下却是“穿一条裤子”的。

　　因此我们一起策划了齐秦演唱会的公开道歉，在新闻发布会上集体撤场，最终齐秦给媒体写亲笔信道歉。还有“毛阿敏演唱会骗了观众”等一系列报道，让很多明星后来到了西安就胆战心惊的。

　　有个歌星到了西安，我深夜采访了他几句话，他抱怨说这个行业不好，我就问他那几点不好，我又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他说自己都不太想做了，等等。

　　我第二天就写了题为“潘劲东历数娱乐圈极大罪状，西安宣布退出娱乐圈”，这条新闻深夜就上了新浪等网站，结果他临上飞机时，和我说，“我退出就退出了，还历数极大罪状……”听语气，都快哭了。

　　2003年，我离开了工作五年的华商报，去了杭州的都市快报，那一年是我最放松的一年，快报当时的娱乐部主任是朱建，后来做了快报总编，是一位长发飘飘的文艺青年。而这种文艺范，让我们在快报工作过的人都没有什么压力。

　　在朱建手下，还有宋笑梅，以及一起从华商报过来的冯泽，从西安华商报那样激烈考核中走到快报的无为而治，一下明媚起来。

　　除了每天或者几天写篇稿子，我们每天不是和部门同事约着游西湖，就是接待全国各地来的同行去西湖。

　　总编、副总编等领导都在下面正襟危坐着，一位部门主任上台发言：“我老婆经常抱怨，我作为部门主任，回去太晚了，经常凌晨才回家，老婆说你只懂得做版、不懂得了，今年我的任务就是，既要懂得做版，还要懂得。”

　　影视公司邀请媒体第一考虑的就是北京，然后才是上海广州成都南京，从电影票房的构成来说，北京无疑是重镇。当然北京领导也多，上宣功能也是必要的考量。

　　后来，互联网崛起后，也都集中于北京。所以，各地娱记离开老东家，奔向的地方大多就是北京。不论是做娱乐营销，还是进入互联网。当年四大门户网站的娱乐频道负责人，清一色纸媒时代的佼佼者。

　　早期，北京媒体的娱乐新闻是不需要去抢的，大部分都是接受影视公司邀请，娱记自然也是享受独特待遇。

　　北京青年报有肖杨、张燕等，李星文擅写电视剧，后来与谭飞等人开创“四味毒叔”品牌；京华时报的娱乐部主任杨劲松，很早就到了保利华亿，跟了圈内牛人董平，现在做编剧有声有色。

　　不过，南都的曾光明北上创立“明星Bigstar”后局面有所改变，这是最早在北京成立的八卦垂直媒体（也是中国第一家），打法凶悍，狗仔的方式由此盛行。旗下有一位记者，叫卓伟，当时还是正经的文字记者，负责的叫冯科，两人后来合作了风行工作室。

　　“明星Bigstar”像空投到北京的一条鲶鱼，虽然创刊三五年就无疾而终，但搅动了京媒的气定神闲。

　　特别是在南都投资做了新京报后，都市报类娱乐新闻风气为之一变。时任新京报娱乐部主任杨彬彬虽然稍晚入行，但后来居上，对娱乐新闻的把控也相对激进，窦唯一怒烧车的对象就是他部门记者，那个人是卓伟，当时已转投至新京报。

　　据说杨彬彬得罪了张艺谋以前的老搭档张伟平，张使了小动作，让杨不得已离开新京报，杨彬彬对娱乐心灰意冷无奈转向财经领域。歌舞升平的北京也是暗潮涌动，张伟平这样的狠人挺多。有利益的地方，就有斗争，这是天性。

　　新京报再晚一辈的记者里，郑道森吴立湘创立了“娱乐资本论”，如今在文娱产业自媒体里也是鼎鼎有名。

　　周刊杂志也汇集了很多人才。“三联生活周刊”的孟静“孟大明白”名动江湖，她和“入门”萝贝贝的“严肃八卦”在如今八卦自媒体领域占据半壁江山。

　　门户网站时代，扛把子新浪娱乐负责人先后有窦宛茹、陈弋弋等南都前娱记，窦之后移民退隐江湖，陈近年加入快手担任娱乐业务高管。搜狐娱乐最早是陈砺志主管，离任后创办麦特娱乐名噪一时。网易娱乐前负责人王尔冈曾是南方系城市画报编辑部主任，起初以写影评知名，也是最早在《南方周末》上引入“小强填字”的媒体人。腾讯网创立最晚，娱乐频道首任负责人是王娟，同样来自南方系，现在是腾讯视频总编辑。

　　1999年章子怡出演了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她很会利用媒体来宣传。那个年代会宣传的有几个呢，估计章子怡也是艺人宣传的鼻祖了。谋女郎、国际影星等一拨拨的新闻，让章子怡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演员。

　　当然她还是凭借自己的实力和运气，不像当下的演员，作品都没有，就可以让自己火遍全国了。记得章子怡很轰动的一篇新闻是《张艺谋章子怡分手内幕》，讲述某某颁奖上，章子怡没有张艺谋的同意，就上了颁奖台，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应该是我们娱记中的一份猜测性报道。

　　有一年，张纪中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在浙江舟山桃花岛开拍，金庸被邀请来现场，全国很多娱记都到了。某都市报的女娱记抢在前面奔跑起来，第二天她在自己的媒体上刊登了一个“独家采访”。我们都很纳闷，金庸总共才接受我们几分钟访问，哪里来的独家？而这位女娱记也被我们笑话“写稿又不是靠跑步”。

　　想到她往前拼命跑步甩开全国记者的场面，实在有点搞笑。不过现在回看，也挺正常，当年我们都为媒体卖力，跑快一点确实也可以抢到新闻。

　　鞍山的娱记雷玲，这姑娘所在媒体虽然不是省级报纸，但是她硬是到处采访，成为了全国娱记中活跃的一员。据说在东北，很多明星都怕雷玲，为什么呢，她有一次和那英吵架，直接爬上桌子开骂，我到现在都不敢问她本人是不是真实的。

　　不过南都的宁佐勤和田震的故事是真的，他亲口说，有一次去深圳采访田震，具体细节忘记了，和田震起了冲突，他直接说了一句“不要采访你就滚”，现场气氛凝固了，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和大明星说话，又是女的，时间停止了一会，田震突然就哭了。

　　李亚鹏瞿颖分手，周迅大闹片场，八卦新闻开始充斥着报纸版面，一句话，娱乐至死，老百姓看着高兴就好，明星们说不定还因为这些报道火了一把，娱记们当然皆大欢喜。

　　娱乐至死的代表，要提一个人——邓建国。这位同志虽然不入流，不算名门正派，但是这位同志敢于娱乐的精神确实给那个年代的娱乐圈注入了一股强心剂，2003年左右，我们还在为娱记职业光荣奋斗的时候，成都商报的娱记谭飞已经去邓建国公司做了宣传总监。

　　这位一直染黄头发的兄弟不按照套路出牌，采访现场，先是大红包每位记者给一个，然后要求新闻稿能炒多高就多高。那时，他拉上张国立等人，确实霸占了一段时间的新闻版面。

　　最令人震惊的，恐怕就是2002年刘晓庆入狱事件。我们一大拨记者赶到北京，冲去她的别墅，也去蹲守了秦城监狱。一片歌舞升平中，这么知名的女明星居然入狱了，对娱记们来说实属百年不遇的报道。

　　也还记得女演员张钰，自称持有知名导演黄健中录像，实名举报，各种香艳细节被一一披露。其实那个时候演艺圈的“潜规则”就很多，只是很少有女演员拿出来说。这算是中国娱乐圈最早的METOO了吧。

　　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没有娱记的参与，应该就没有娱乐圈的繁荣，各种报道在全国娱记的转载中，迅速成为了大街小巷的谈资；而这也是影视公司或者明星需要的娱乐营销。

　　随着娱乐新闻的成熟，娱记从业时间的增多，很多报道对象，也成了自己的朋友。不要把明星看成光环下的怪物，他们也有血有肉。当然现在的明星高度商业化，眼里更多的是利益，所以朋友也越来越少了。

　　我最先采访的是田震，但第一个熟悉的是高晓松。这位大腹便便的兄弟一看就是来自北京能吹能侃的家伙，当年去外地跑场子，无非去酒吧挣个生活费啥的，没有后来做节目当嘉宾赚钱。但他性格属于自来熟，第一天到西安就拉着我们去吃烤串、泡酒吧，还说看看西安的姑娘怎么样。姑娘没有泡到，从酒吧出来，在西安的夜市光着膀子吃烤肉倒也无比欢乐。当然买单肯定是我们这样的地主，当年西安肉串便宜，一毛钱一串，啤酒5毛，随便吃喝。

　　那时的高晓松没有丝毫明星架子，称兄道弟把酒言欢，还信誓旦旦说去北京找他。我这毛头小伙，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呢，结果下次去北京时，还真给他发了信息，结果，一直没有回复。当时想，还是太年轻，娱乐圈哪有那么多真情？不过现在年纪大了，想想，说不定人家手机没有在身上呢。总之，后来对高晓松就没有什么好印象了。

　　刚好那阵子出了一个事儿——歌手筠子跳楼。筠子母亲跳出来骂高晓松是白眼狼，羊城晚报的娅子在整这个稿子，我也转到了华商报上。结果，我被高晓松告了。起源的羊城晚报没有被告，毕竟当年羊城晚报算是全国很有影响力的报纸，那时候华商报虽然是西北最大报纸，但和羊城晚报相比，告我们的成本低一些。那是我第一次被告，心里别提多紧张。现在想起来，其实这种官司，打不打都无关紧要，虽然是我们写的报道，但言论出自筠子母亲。

　　比如，我和《水浒》成名的王思懿（饰演潘金莲）当年就特别铁。认识，自然是因为采访，打电话采的，采访后，也偶尔通通话。后来，打着打着就成为了好朋友，有时候一打就是两个小时，其实都没有见过面。后来有一次，她来西安演出，我们报社老总都去接待，她手挽着我，老总走在后面，想起来，真是很快意的经历。我只是一个小记者，有这样漂亮的大明星朋友，自然是面上有光了。

　　其实每一个娱记，都会有自己的明星好友，毕竟明星也是血肉之躯。必须要提的是，一个过世的好朋友，也是所有娱记的好朋友——傅彪，他真的是我在娱记生涯中遇到过最纯粹、最有情谊的一个明星，他的热心肠也让所有人感动。

　　跟彪哥是在2000年的金鸡百花奖上认识的。他出演的《一声叹息》《大明宫词》已经展现了天才的演技，但是那一年他获得提名的最佳男配落选了，很多记者都为他鸣不平，也在报纸上为他的落选抱屈。落选的那天晚上我给彪哥打了个电话，安慰他，并转达了很多记者为他鸣不平的心声。

　　从那开始，我和彪哥成为了好朋友，只要他拍的戏，我都会去探班，而彪哥对朋友那种真情不是作假的。他有两个徒弟，也算是助理，他会和两个助理说，这两天不要管我了，你们管好虞哥。这样暖心的话不是说说而已，我知道他对身边很多人都如此。他自己慢慢有名气之后，不断提携年轻的导演、演员。做的事情、说的话，都是站在别人的立场。他那种暖心窝的做法，不能不让人觉得温暖。

　　每次去北京采访，他都会说，我叫中军去接你，我叫小陆（陆国强）去接你。这样的一个好人，事业稍有起色，也刚买了一栋四百多万的别墅，日子一天天好了，但是他那两年的工作几乎没有停过，他想做更多的事情，为朋友，为家庭。不幸的是，彪哥在几年后得肝癌去世，他一定是到天上做神仙去了。

　　有些内幕可以说，有些内幕不能说，相信每一个娱乐记者都是这样。当然，狗仔的理念和娱乐记者不一样，他们就是要把不能说的，说出来。

　　普通读者最感兴趣的可能就是情情爱爱，我们娱记掌握的最多内幕估计还是男女问题。比如，某女明星被投资人包养的传闻，其实也不一定是被包，或许也是心甘情愿和对方在一起，毕竟华容道只有一条，如果让很多女演员选，或许都会选择这条路。

　　一般而言，外形好的演员，才是资方或者权力阶层潜规则的对象。以前网上很多传言，大部分是真的，但一体两面，女演员可以跟导演谈恋爱，那么跟投资方也可以有恋爱关系。真真假假之间，已经分不清，是为了爱，还是为了角色。但确实不少演员纯粹为了个人利益。

　　不过，有些导演存在人品问题。一位女明星好友向我透露，有个男导演，几乎每次拍戏都会把剧组的女性睡一编，注意，是所有女性，好看的，难看的，都睡。我到现在都没办法证实真假，但圈内人士都如此说，那这位导演的人品如何就不难想象了。

　　我曾负责过某电影宣传，该片导演在宣传期间，老给有夫之妇打骚扰电话，对方不堪其扰投诉到我这里：你带的导演怎么这样？

　　但如果只带着八卦吃瓜的心态，去看娱乐圈和艺人还是偏颇的，包括现在用“流量明星”去评价所有年轻艺人，觉得演艺圈就是垃圾，或者太乱，都不客观。娱乐圈之所以显得乱糟糟，无非是被放大了，在聚光灯和显微镜下，任何负面都无所遁形。其他圈子就不乱吗？一样的，都是人性使然，只是很多行业不会被关注，处于暗面。娱乐圈大部分人还是想做好作品的，只是多数人在默默努力，他们需要时间发光。

　　我亲眼见到某当红电视剧男明星在酒吧与电影投资方应酬，为了电影角色，那种殷勤劲儿，投资人去厕所都跟着去。

　　只是，这几年某些“流量”不需要演技、不需要付出就能成功的模式误导了很多人。艺人要想长久，还是得自身够努力，而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明星，必须要有价值观。

　　大家记得冯小刚指着记者鼻子飚国骂的火爆场面吗？前阵子短视频平台还有传播，十万加的赞。小钢炮因为被曝光家庭地址而震怒，被怼的娱记叫王小鱼，王小鱼站在旁边，一句话都不说。

　　王小鱼算是娱记中的后辈，要是我们这些前辈，见到这样的场面，估计和冯小刚要掀桌开干了。如今看到这段视频，东北娱记雷玲还是愤愤不平：凭什么由着冯裤子随便骂。

　　王小鱼当时任职于“明星BIGSTAR”，前面提到过，是由曾光明所创办。曾光明入行初期任职南方都市报，后来转战互联网，成为网易的常务副总编辑，还曾担任快手合伙人。曾光明说，他当时已经离开了“明星BIGSTAR”，如果他还在，不会去披露冯小刚家的地址，这个做法确实不对。

　　曾光明开风气之先，创办“明星BigStar”并在任内招募并培养了卓伟、冯科等人，为狗仔时代的来临打下基础。

　　2004年左右，我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媒体，加入博纳，那时候还叫做保利博纳，保利刚以580万完成了博纳51%股份的收购。我们认识于冬的时候他还是中影的普通职员，2001年开着一辆破旧的桑塔纳奔走创业，到2004年，虽然有了一个像样的公司，但也就是有着15-20个员工的小型企业。

　　那时候的影视版图，国企里中影最牛，民营是华谊兄弟。于冬是民营企业中的实干家，也是最早注重媒体的人。我入职博纳的那一年，博纳全新启动了国内媒体宣传策略，用上百家的报纸和电视台为其电影做宣传，而在前期这些宣传都是免费的，因为我熟知每一家报纸和电视台，因而也算是在国内开创了全国媒体的宣传模式。而在我去博纳之前，他们就是找北京的、上海的个别媒体发几条新闻，既不专业，也没有全国规模。我当时的概念就是——电影票房来自全国，就必须启动全国性媒体的宣传规模。

　　这个营销模式，就算我一年后离开了博纳，发稿系统、人脉，都为博纳十几年所用，而当年的于冬也深谙一个道理：得媒体者得天下。

　　我在博纳期间，正好负责宣传张静初主演的《孔雀》，她还是个名不经传的小演员，私下约我到北京工体的一家咖啡馆，苦恼地和我说：“到哪里都没有记者认识我，也不愿意采访我。”问我有没有办法。我说：“我给你一套方案，可以成为国际级影星。”

　　我给她的宣传方案里，第一个角度就是“继巩俐章子怡之后第三位国际影星”，因为那时《孔雀》要去柏林电影节参赛，这个定性和标签非常恰当，而且足够吸引眼球，娱记愿意写，新浪等门户网站又喜欢转载。

　　一个月后，张静初果然成为了“国际影星”。2005年末，除了巩俐章子怡，谁敢给自己安上国际影星的名头？

　　但成为“国际影星”的张静初再见到我时，好像不认识了，更别说感激。而我后来听说，她想签约保利博纳，提出的条件就是——虞纪不能做保利博纳经纪公司的总经理。

　　当年的娱乐记者都是身在官方正规媒体，几乎没有人会去民营公司，何况我当年在娱乐记者中颇有知名度，加入博纳时，于冬的条件就是跟我合作创建一家经纪公司。私底下听说张静初的说法后，我找到于冬，为免他难做，遂离开了博纳。

　　离开博纳后，我成立了国内第一家电影营销公司，接的第一个电影是顾长卫的《立春》，后面又有陈凯歌的《梅兰芳》。中国的电影营销时代来临了。

　　而正是这样，中国的娱记时代也开始进入没落期。很多娱记和我一样，来北京做电影营销公司，我当年做娱记时，多少带有新闻理想，就算邓建国之流拿十万的消费卡让我们住高档酒店，声称所有东西全免单，但我记得和成都商报的王潇在房间喝了瓶可乐，还大晚上去小卖部买两瓶塞回去。

　　是的，就在2004年之后，这份娱记的新闻理想没有了。我们当年的新闻是为媒体服务，不是为民营企业家服务。我们的纯粹没有了，人脉资源和新闻专业，成了我们赚钱的方式。

　　也就在那年开始，一大批娱记离开了新闻媒体，进入影视圈或转型。直到今天，国内很多大小影视或娱乐营销公司高管以及创始人们，大多还是来自于娱记。

　　而接茬的是卓伟们，开辟了狗仔报道模式。他与冯科几年后合力创办风行工作室，令不少明星“闻风胆寒”。但2017年卓伟被封，及与冯科分开，就是后话了。

　　大部分娱记已经成为了利益既得者，谁还有新闻理想呢？新闻理想值多少钱，何况就算有新闻理想，今天的载体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