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图志  遗泽余芳：孙中山与中山大学

　　1886年夏，渴望救国救民的孙中山先生在香港域多利书院毕业后，经牧师喜嘉里介绍，以“逸仙”为名，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校读书。

　　先生从事医学的动机，是为医学可以使自身经济独立，容易立足于社会，并可以作运动的护符。在中法战争中，清政府不败而败，与法国大使在天津签订屈辱的《中定安南条约》（即《天津条约》）。先生对清政府的无能感到痛心疾首，先生在自著《学说·心理建设》第八章有云：“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

　　先生在博济医学堂习医时，居住于医院内的哥利支堂10号宿舍，他曾向导师嘉约翰提出两项建议：一、撤去课室中男女同学之间的帷幔；二、允许男生参加妇科的临床实习，因为男医生日后也会遇到妇科病人。后来这些建议均被采纳。

　　先生被认为是博济医院最杰出的学生，他给同学的印象是“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不言不笑，有事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共语。竹床瓦枕，安然就寝，珍馐藜藿，甘之如饴。”先生还兼做医院的翻译工作，学费和膳费均可自付。

　　1887年9月，先生转学到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此后五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那里学习。

　　1912年5月7日，刚刚卸任中华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受邀参观岭南学堂，并出席了岭南学堂欢迎会。岭南学堂是一所在当时无论规模、师资还是设备、教学，都堪称广东近代教育的楷模的高等院校，几经搬迁，终于在距广州城东南十里的康乐村购得200多亩土地，将永久校址设立在此。它对人才培养的功用，深深感染了先生。于是，先生借着欢迎会的机会，在马丁堂向当时的岭南学堂师生们发表了一篇名为《非学问无以建设》的演讲。

　　演讲主要讲述了先生思想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的现状。先生在演说中深情忆述起少年求学及思想产生的经过，“仆从前以致力，无暇向学读书……今见学生，令人健羡。”先生向学生们强调：“若欲救国救人，非除去恶劣政府不可。”他还指出：“今日所成，只推倒一恶劣政府之障碍物而已。以后建设，万端待理……非学问无以建设也。”对学生们寄予了厚望。

　　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到岭南大学视察，并在怀士堂作长篇演讲。先生在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后，由于内部成分复杂，利益不同，一些分子对党肆攻击，给国民造成了不少的阻碍。

　　先生演讲中，深感对名利的角逐、对利益的索求都是国民成功的阻碍。为此，他在怀士堂语重心长地说道：“无论什么事，只要能为大家谋幸福的，能够彻底做成功，便算是大事。”先生特别讲述了“该立什么志”的问题：“中国几千年以来，有志的人本不少，但是他们那种立志的旧思想，专注重发达个人，为个人谋幸福，和近代的思想大不相合。近代人类立志的思想，是注重发达人群，为大家谋幸福，用事实说，我们中国青年应该有的志愿，是在什么地方呢？是要把中华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的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

　　先生指出古往今来，伟人之所以被人们铭记，在于他们所做的事业成功，而并非他们成为了怎样的达官显贵。先生那句“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的教诲，振聋发聩，由商承祚先生题写、镌刻在怀士堂北墙云石之上，勉励着莘莘学子，至今犹在耳畔。

　　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在岭南大学怀士堂演讲完毕，又被请到黑石屋与岭南大学众多教授与学生一叙。

　　谈话中，先生慷慨激昂地抨击了英美帝国主义对中国内政之种种干涉行为——“中国人民有着深沉绵长的记忆，你们不可能一下子洗刷自己的恶言秽行！”

　　先生告诉师生们，他已经命令粤海关税务司将“关余”妥善保管交由广州政府处理，并将1920年3月之后所欠的“关余”照数归还广州政府，如敢抗令，则将税务司一并撤换。这番话赢得了师生的一片叫好。

　　“关余”是中国海关受外国把持这一特殊现象的历史产物。自1842年起，清政府陆续将海关收入作为各种外债、赔款的担保。此后每年的海关收入都必须先用于支付赔款、归还外债，其剩余部分才返还中国，故称“关余”。

　　先生对十月的成功颇为关注，他向师生们阐述了与苏联合作的必要性，“十月建立起了一个劳工的政权，俄之成功，亦不全靠军力，实靠宣传”。先生认为苏联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苏联是中国可以争取的外部盟友。“和中国是天然的同盟者，这两个国家就在一起，将成为一个特别的、不可战胜的联合体。”这也是先生促进国共合作的原因之一。

　　1924年1月20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山大学前身院校之一的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即现广州文明路大钟楼）召开，孙中山先生主持会议。到会代表共165人，其中既有代表，也有党代表如、李大钊等。

　　先生为大会致开会词，“此次改组，有两件事，第一件……要把再组织成一个有力量有具体的政党；第二件事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

　　这天下午，先生作了《中国现状及改组问题》的报告，并提出《中国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案》。在交付审查之后，先生还作了《组织国民政府案》的说明，指出此次大会任务之一，就是立即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大会当即通过了这项提案。

　　1月23日，大会通过了先生提出的《中国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案》，接受了党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宣言通过后，先生作了《对于宣言旨趣之说明》，在演讲中提出对内要军阀，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解放，对外要帝国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合作，解放全人类。

　　自1月27日起，先生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系统演讲三义，其录音稿经邹鲁敲定，以单行本先后出版。先生为此作序曰：“兹值改组，同志决心从事攻心之奋斗，亟需三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为宣传之资，故于每星期演讲一次。”同年年底，三个单行本合成《三义》一书编印出版。

　　1924年2月，孙中山先生饬令将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并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先生在命令中写道：“从速筹备成立国立广东大学，嗣后所有用人行政，悉由该筹备处主管办理。”

　　这是自陈炯明叛变事件被平息后，先生第一次得以实施自己“教育救国”的大政方针。早在广东高师礼堂演讲之时，他就深刻感受到培养人才对于的重要性。

　　由于广东高师、法科、农专这三所学校创办较早且有一定规模，具备建立国立高等学府的条件，因此在第一次筹备会议上，按照国立大学的规模通过了国立广东大学的组织大纲。

　　1924年6月，先生最终敲定了邹鲁主持制订的下期招生章程与办法，并任命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校长。筹备期间，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许崇清、蒋梦麟、李大钊、胡适等社会名流，皆被聘请为筹备委员。

　　1924年3月29日，孙中山先生在廖仲恺等人的陪同下出席了岭南大学史坚如烈士像揭幕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十三周年纪念会。先生在怀士园（即怀士堂前草坪上）发表演说道：“我们现在所纪念之一点，不是在他们当时事业的成败，而在那一般烈士当时所立的志气……发奋读书，研究为人类服务的各种学问。有了学问之后，便要立志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像七十二烈士一样，虽至牺牲生命亦所不惜。”

　　先生认为，学习烈士的志气，在于“为国家，为人民，为社会，来服务”，“这种替众人来服务的新道德，就是世界道德中的新潮流”。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讲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热血沸腾，时人评论道：“先生之说，如醍醐灌顶，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可以瞑目矣！”

　　1924年6月21日，国立广东大学校长邹鲁遵令在原广东高师礼堂就职，国立广东大学前身之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三校合行毕业典礼。孙中山先生亲撰毕业训词，并委派时任大元帅府总参议的胡汉民以大元帅名义代为宣读。正如陈树人在毕业典礼上致辞所说：“现三院能于广东最艰难困苦之际合组大学，实由大元帅注重教育所致”。

　　训词谓曰：“学海汪洋，毓人作圣。大学毕业，此其发轫。植基既固，建业立名。登峰造极，有志竟成。为社会福，为邦家光。勖哉诸君，努力自强。”

　　时至今日，在每年的中山大学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主礼教授都会宣读这段掷地有声的训词，全体毕业生起立聆听。“为社会福，为邦家光”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大学子努力向前。

　　国立广东大学筹备处成立后，聘请了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许崇清、蒋梦麟、李大钊、胡适等人为筹备委员。1924年6月至8月间，国立广东大学首次录取预科生372名，并于9月19日开学上课。

　　11月11日，国立广东大学补行成立典礼，与会者有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及各军总司令等。此时北伐大计已经被搬上日程，孙中山先生在发表了《北上宣言》后，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立场，以大元帅的名义赞成工人运动。因事务繁忙，先生不能亲临国立广东大学出席成立仪式，便让胡汉民为代表在典礼上致辞祝贺。

　　孙中山先生则亲手为国立广东大学写下了训词：“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由胡汉民在成立仪式上代为宣读。十字训词遂成为中山大学校训。

　　十字校训语出《礼记·中庸》。《中庸》第二十章谓：“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原意是指人具有“诚”之本性，只要按“至诚”之本性从事修身，透过学、问、思、辨、行五个环节，便可以把自己修养成“君子”。

　　先生应时代的要求，把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和笃行五者作为有机统一体给予新释，认为“博学”是指学生要学习“古近中外的知识”，包括自然和社会科学乃至社会实践；“问、思、辨”是指人的学习认识方法，把“观察”和“判断”这两种近代科学思维方法运用到教学方法上；“笃行”则是社会实践。“学、问、思、辨、行”是统一的整体，实为读书为人之道。只有在“行”的过程中去“学、问、思、辨”，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能使自己的知识学问与时俱进、日新月异，进而成为栋梁之才。

　　1925年2月25日，孙中山先生体气日衰，神志仍清。病虽危，先生却仍不忘操持广东大学筹办的种种细节，训令建国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即饬湘军讲武堂尅日让还所占广州番禺学宫西边乡贤祠、日新斋、节孝祠等处，给国立广东大学修葺整理为学生宿舍，以维教育。

　　3月12日，先生在北平逝世。国立广东大学设立灵堂，停课一周，教职员自3月14日至19日每日上午11时到大礼堂大元帅灵座望祭一次，沉痛悼念先生；并给宋庆龄、孙科致电以示慰问。

　　先生奉安于中山陵后，时任校长戴季陶与中山大学师生合捐一座铜鼎立于陵前，作为永久纪念。该鼎三足两耳，鼎壁的一面铸有“智、仁、勇”三字，由金陵兵工厂于1932年铸造，1933年秋完成。因鼎内有六角形铜碑，上刻戴季陶母亲黄氏所书《孝经》全文，故称孝经鼎。

　　1925年3月23日，在悼念孙中山期间，员黄行致函中国中央党部，建议改国立广东大学为国立中山大学，以纪念孙中山先生。该函见报后，引起很大反响。3月30日，廖仲恺先生在中国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71次会议上正式提议将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1926年8月17日，为纪念先生对事业的功绩，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将国立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由于孙中山先生对中国作出的重大贡献，当时除国立广东大学改名国立中山大学外，全国各地出现了多所以中山为名的大学。1927年8月24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改国立中山大学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然而，各省纷纷成立中山大学，“不但失却了纪念的意义，而且在国际上，尤感不便”。为此，大学院正式决定除保留第一中山大学以资纪念外，其余中山大学均悉易以地名命名。1928年2月23日，国立第一中山大学恢复国立中山大学校名。

　　许多人对此存有疑惑。其实，Yat-Sen并不对应“中山”二字。孙中山先生在香港西医书院学医期间成绩优异、名声斐然，毕业时由香港总督威廉·罗亲自颁奖。先生当时以“Dr.Sun Yat-sen”之名闻名于西方，中山大学遂采纳西方对先生的一贯称呼，定英文校名为Sun Yat-Sen University。

　　另一个说法是，1883年，17岁的孙中山赴香港拔萃书院学习英文（半年后转入香港中央书院），课余又请香港道济会堂长区凤墀补习中文。此时他在港正式接受美籍牧师喜嘉理的洗礼，以“日新”作为自己的中文名字。《大学》有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先生认为救世的宗旨与此相通，他信教重在精神，而不墨守成规，所以取名“日新”。因当时已需要使用罗马化拼写，Yat-sen则为粤语“日新”[jet sen]的译音。

　　1932年，邹鲁再次担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亲自订定了校歌歌词，并由陈洪作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校歌对团结、激励中山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和校友，贯彻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发挥过积极作用。

　　1994年中山大学70周年校庆时，为了继承和发扬先生倡导的爱国精神和亲笔提写的校训，并反映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与特点，在广泛征求校内外广大师生员工、专家意见基础上，组织了有关专家、教授和干部经过认真讨论研究，一致同意原校歌的曲不变，对原歌词作出修改：将“国父手创”改为“中山手创”；将“三义，仪型四方，基础，大同梯航”四句，改为“博学审问，慎思不罔，明辨笃行，为国栋梁”；将歌词最后两句“懿欤勉旃，勿堕勿忘”改为“振兴中华，永志勿忘”。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的日本友人梅屋庄吉先生花费巨资铸造了四尊孙中山铜像，并分别赠予南京中央军官学校、广州黄埔军校、广州中山大学和中山县孙中山故居。

　　梅屋庄吉是日本长崎人，家庭富裕，崇尚维新。当时，孙中山先生从檀香山返香港领导兴中会筹备广州重阳起义，通过其师康德黎结识了梅屋庄吉，与其纵谈天下大事，甚为投机，相互引为知己。面对先生的满腔抱负，梅屋庄吉说出了自己的承诺：“君若举兵，我以财政相助”。

　　有学者作过统计，梅屋庄吉对孙中山先生仅资金援助就超过10亿日元。在听闻先生逝世的消息时，梅屋庄吉“更增悲戚，诚不胜悲痛哀悼之至”，冲破重重阻挠，集资按先生身高1:1复制打造了这四尊铜像。

　　1930年12月28日，梅屋庄吉亲自护送第三尊和第四尊铜像，由日本邮轮“白山丸”运抵上海。1931年1月10日，铜像由军舰“靖安号”从上海运抵广州，分赠中山大学和中山县。1月14日，中山大学（当时校址在文明路）全体师生到广州天字码头迎接孙中山铜像，当即运至广州石牌农场暂置，以便将来安放于石牌新校（今华南理工大学校址）。

　　1933年11月11日，中山大学成立九周年纪念时，在石牌举行新校奠基暨孙中山铜像揭幕典礼。其时，孙中山铜像在中山大学新校前正中所筑石基之上，四周有石栏绕护。

　　1954年春，广州市人民政府将该铜像置于中山纪念堂前的广场上。1956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时，孙中山铜像由中山纪念堂前迎置于中山大学康乐园（今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中轴线上，坐南朝北，寓意先生北伐事业。

　　2000年，中山大学珠海校区落成，池田大作先生捐资复制梅屋庄吉先生所赠孙中山铜像，同年校庆日奉置于珠海校区教学大楼前。

　　2012年，马万祺先生捐资复制原样，于校庆日将铜像延置于中山大学广州东校区（现广州校区东校园）图书馆前广场中轴之上。

　　1930年6月2日，医学传道会举行年会，决定将博济医院转交给岭南大学，此决议为岭南大学所接受。此后，博济医院的全部财产和所有权移交给岭南大学董事会，医院归属“岭南大学医学院”。

　　1935年11月2日，博济医院举行建院100周年暨孙中山先生开始学医并从事运动50周年纪念活动，并更名为“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先生长子孙科亲临主持，并为“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活动策源地”纪念碑揭幕。1936年9月，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正式成立。

　　历经全国院系调整和数度更名，1985年6月20日，卫生部发文批准中山医学院改名为中山医科大学；9月，同志亲题校名。

　　1986年，孙中山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中山医科大学得海内外校友捐助，在办公楼前奉置先生青年时期学医铜像。时任全国会副委员长邓颖超题写“孙中山学医纪念像”。

　　1951年11月11日，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副校长冯乃超致电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宋庆龄，表示学校“为国内唯一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大学，为了加强纪念孙先生的意义”，决定自1951年起将校庆日从11月11日改为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日）。宋庆龄回信表示赞成并予以勉励。

　　此后，每逢校庆日，中山大学都会举办各类庆典、学术、文体活动，海内外校友纷纷返回母校，共同纪念孙中山先生。

　　1953年11月12日，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87周年、中山大学建校29周年，中山大学“孙中山先生纪念室”在东南区原“马利诺堂”（今保卫处所在）内开幕。纪念室依据孙中山生平事迹分为四个时期陈列，展品中有孙中山各个时期的文物、照片以及孙中山的遗物。当时纪念室附设于中山大学文物馆内，时任文物馆馆长为冼玉清教授。

　　1956年11月12日，中山大学隆重纪念孙中山90周年诞辰，纪念室由一个室扩大到四个室，分别陈列孙中山的生平和活动的各种图片、文物，以及孙中山的译著和中国人民对孙中山的评价、纪念文学。当时纪念室匾额系校长许崇清所题。

　　1972年，中山大学准备对纪念室恢复重展。12月，宋庆龄应邀为纪念室题名为“孙中山纪念馆”，并两次书面解答历史系陈锡祺教授等提出的有关孙中山的问题。

　　校徽作为大学标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示着学校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如今的中山大学校徽为圆形，上部自左而右环绕中文校名全称，下部自左而右环绕英文校名全称，中部为国立广东大学标志性建筑大钟楼的图案，图案下方为建校年份“1924”。

　　大钟楼，既是中山大学前身之一的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也是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地点，更是先生系统演讲三义之所在；中部图案借用园林的海棠式洞窗与大钟楼外观组合成“中山”二字，洞窗内两边的树由大到小形成一个深远的空间，中间的弧形巧妙地形成一朵木棉花，寓意中山大学地处岭南；先生颁令成立国立广东大学的年份1924，形成一条纵深大道，体现了大学的学术积淀和辉煌历程。整个图案由学校艺术教育中心姚友毅老师设计，曾一度作为校徽使用了十余年。

　　2007年，学校编制了《中山大学视觉形象识别系统（Visual Identity System）》，在原图案的基础上加以完善，以“中英文校名+图案+建校时间”的完整形象及专门配制的绿色（C100M00Y100K60）确定了中山大学校徽的最终形制。

　　另需一提的是，时期的国立中山大学校徽，中部也是大钟楼的图案。不过，该图案相对写实，还有大钟楼外墙之上“行之匪艰 知之惟艰”八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