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中山码头发生过一幕令后世难以想象的惨剧

　　我那年24岁，家住张家衙19号，在服装店当裁缝，上有62岁的老父亲，61岁的老母亲。我的弟弟那年21岁，尚未成家。我那时已经成家，妻子那年19岁。

　　我记得日本兵是1937年冬月11日进城的，老百姓纷纷传言日本兵没有人性，见人就杀，见女人就抢，我十分担心家人的安危，于是带着一家人躲进了大方巷14号后面的难民区。以为有洋神父挡着，日本兵不敢造次，结果我想错了。

　　冬月14日下午3点左右，一个小个子的日本兵突然闯了进来，人们吓得大叫起来。可悲啊，只出现一个日本兵就能把人们吓成这样，如果呼啦啦闯进一大帮，还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子。

　　那个日本兵背着上了刺刀的，站在大门处朝着左右看了看，还朝着惊慌的人群挥了挥手。我和弟弟当时就在那个日本兵的眼前站着，他笑着走过来，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命令我俩跟着他走。

　　我和弟弟都曾看到过一个姓钱的私塾先生就是因为不停日本兵的号令，被当场枪杀的画面，因而不敢不听他的话，乖乖地跟着他出了难民区。

　　走出去不久，见到一个汉奸翻译官，他对我们说：“看你俩挺有劲啊，到中山码头去搬货吧，管你们饱饭吃，还有工钱拿。”

　　我心里明白，他嘴里说出的都是骗鬼的胡话，都成奴了，能管饭就不错了，还给工钱，谁信啊。但不信归不信，又不敢不去，还有三十几个跟我们年龄相当的男子，也被日本兵用刺刀逼着，一块儿到了一个广场上。汉奸翻译官大声命令我们原地坐下，不准交头接耳，不准擅自起身，违令者立即枪决。

　　傍晚的时候，被押到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我粗略地估算了下，大约有七、八百人吧。眼瞅着天越来越黑，汉奸翻译官发话了，命令我们每八个人为一组，在日本兵的枪口下缓慢有序地朝着中山码头进发。

　　我和弟弟走在最前面，走着走着，就看到一小队日本兵押着一大帮被俘的军警从岔路上走出来，后面还有几百号平民。日本兵也越来越多，接着是几十匹驮着机枪的骡马，队伍的最后面是个骑马的日本军官，腰里挂着长刀，一副耀武扬威的架势。

　　再往前走，是一条小河沟，里面堆满了男女尸体，有平民，也有守军，尸体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让人看了之后一阵阵想吐。

　　终于到了下关码头，抬眼望去，到处是人，少说有几千口子，大都是青壮年，穿的衣服各式各样，有穿长袍的，有穿短袄的，也有穿皮裘、西装的，还有不少是穿军装的。汉奸翻译官用大喇叭招呼所有人全部在江边坐下，我看到四周围架起了机枪，立即感觉到情况不妙，日本兵并非让我们当苦力，而是想把我们全都“突突”了。

　　我心说，与其让这些坏蛋打死，还不如投江，于是我小声跟旁边的人商量一起往江里跳。突然之间，枪声大作，我大喊着“跳哇，跳哇”，跟弟弟跳进冰冷刺骨的江水中，很多人也纷纷往江水里面跳，日本兵急了，用机枪朝着水面打，又往江里丢手榴弹。不少人被打死在水里，也有的被炸得四肢不全，惨叫声响成一片，那情景真跟置身于地狱中一般。

　　在混乱之中，我和弟弟失散了，以后再也没有找到。该着我命大，在我身边乱飞，居然没能打中我。我在水里游不动，只能随水漂流，本来已经到了江心，又被江水推回到岸边，我只得趴在尸体上，假装已经死掉了。有颗打在我的后背上，万幸我穿的棉袍子较厚，又被江水浸透，只是打进了棉袍子里面，并没有伤到我的身体。爆炸声在我耳边响起，震得耳朵都要聋掉了，至今我的听力都不是很好。

　　枪炮声停下之后，日本兵开始用刺刀在尸体上乱扎乱戳，我看到有个日本兵端着刺刀朝我走了过去，本以为自己也会挨一刀，好在我离着岸边稍远一些，他的刺刀够不到我，也就没有朝我下手。

　　就这样，我在死人堆里一直等到了天亮，确定日本兵都走了之后，我才敢爬起身。由于在水里浸泡了太久，浑身上下说不出的难受，每动一下，骨头节就跟碎掉一样的疼。放眼望去，满眼的死尸，有些没死的，要么在哀嚎，要么在找寻活路，一些手臂上缠着红十字袖箍的人，将尸体一具又一具地丢入江中，那种画面我这一生都不会忘掉。

　　以上内容为刘永兴老人的口述材料，关于日军在下关中山码头的大事实，不仅有刘永兴老人的证词，还有外国人的目睹证言。日军随军记者、“朝日新闻”的采访员今井正刚，就是目击者之一，此人尚人性未泯，将目睹惨状发回日本国内，希望可以通过《朝日新闻》进行报道，很可惜他的报告被压下不予发表，直到战后，原件才逐渐公诸于世。

　　沿中山北路向西，出挹江门，过中山桥，很快就远远看见一座山字形建筑，这便是下关中山码头所在，建筑经过修葺，显得非常醒目巍峨。

　　下关江面建设码头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至东晋在老虎山一带建立的军用码头白石步。时至南宋有长江六渡之一的龙湾渡为交通漕运往来之所。

　　现代的轮渡运输则是迟至清末宣统二年（1910年）随津浦铁路贯通由浦口市场局于民间筹资开办，航线由下关至浦口，称“关浦线年（二年），津浦铁路局成立轮埠事务所，接管轮渡，轮渡事业转入国营。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逝世前一天下午，他向宋庆龄、汪精卫等人提出：“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也。”于是遵照孙中山的遗愿，其灵枢暂厝于北京香山碧云寺，待陵寝建成再安葬南京。为保障孙中山先生奉安大典的顺利进行，国民政府决定在下关江边建设码头以迎接先生灵柩。1928年（十七年）码头于8月8日竣工，并被定名为津浦铁路首都码头。

　　1929年5月28日，孙中山先生灵柩到达下关江边码头（即今中山码头），由挹江门进入南京城内。奉安大典举行后，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灵柩所到之处均被冠以“中山”之名，如中山门、中山桥、中山路等，灵柩登陆的下关码头亦被定名为中山码头并沿用至今。

　　1933年，南京铁路局改建中山码头，建造了百米长的趸船一艘、钢制栈桥3座，以及候船室；接着，又拓宽码头至挹江门的马路，修建大型停车场。

　　1936年3月15日，中山码头正式命名，附属候船室及公交车站启用。1949年春末，历史的回答从中山码头上岸。那是4月23日凌晨，人民解放军35军先头部队自浦口乘船南渡过江——时代已经迫不及待地要翻开新的一页了！

　　时任三野副司令员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镇江正面的第三十四、第三十五两军，于二十三日晨占领镇江和浦口、浦镇，当晚占领了政府的首都——南京。”而此时能够表达中华儿女心境的，只有那首为这场胜利而作的七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主席首次视察南京便是乘海军长江舰在此上岸。1958年，经多年建设发展，码头的火车轮渡运力达到每日100渡，仍不能完全满足蓬勃增长的工业运输需求；1968年，在中山码头以北3公里的江面上，第一座完全由中国人自主设计建造的双层铁路、公路两用大桥——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这也是长江南京段的第一座大桥。从此，中山码头正式卸下了沟通长江两岸，乃至京沪交通咽喉的历史重任。当时代的春风再次吹拂，改革开放的浪潮拍打着长江堤岸，南京长江隧道、扬子江隧道陆续通车，京沪高铁开通、老浦口火车站停运，中山码头终于安卧江边，面朝粼粼波光，侧畔千帆竞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