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做校长就是做人

　　大学的事业千秋万代，大学的发展必须要立足长远、要面向未来，就应该有自己的核心理念。在这次访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家不约而同地强调精神方面的因素——大学的理念很重要。很多校长将“在校内形成被大家所接受的理念”作为自己影响这个学校的最重要的工作。

　　我一直在反思一个问题，我们长期以来都在讲要按照教育规律办学，但究竟什么是教育规律？我想，在大学里形成一个符合本校发展的办学理念、并营造一个有助于其实现的工作氛围，是否也应该是高等教育的一个规律？我以为这起码是大学里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也曾经有人问我，在中大的12年，最值得说的是什么事，我想，如果一定要说，就是我与我的同事们一起，提出了“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教授就是大学”和“善待学生”这三个核心理念。

　　首先要声明的是，这三个理念首创都不在我。我曾在离任致辞的最后部分提到这了这三个理念，而继任的许宁生校长在他就职演说的第一段中就讲到这三个理念，表示要继承和发展这三个理念。或许这也说明了这三个理念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中大人的共识。

　　办大学就是办环境，这是很多大学校长的共识。同样地，如果要总结我在中大这十二年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和同事们一道，致力于在校内营造了一种宽松和谐的良好氛围。一个具体的体现就是，十多年来我们从未给学院下过具体的指标。

　　记得在“985工程”二期验收总结会上，当时的副部长志大篇幅地谈到要重视ESI 评价指标。回来以后一统计，中大在ESI所列的22个大学科中已经有好几个进入了世界前1%，而且论文篇均引用和论文被引用总数也有很好的表现。我们并没有刻意去追求什么指标，但实际上，中大在指标上的表现也不错，所以我说，这让我有种“蓦然回首”的感觉。

　　总之，大学的理念一旦被大家接受，就会成为人们自觉行动的准则。作为校长，不一定也不可能熟悉每一个领域，但如果大学的理念深入人心，那么当面对具体问题时，执行者们就会以这些理念为指引，想出更好的办法去解决问题。

　　如果老师们都以学术为业、以善待学生为原则，那么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一定会有所成就；如果我们的行政部门都认同“教授就是大学”、“善待学生”，那么他们当然会为老师和同学做好服务，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行政文化。

　　我从来不认为大学校长应该成为公众人物，但实际上，这个位置往往容易成为媒体和关注的焦点，校长的言行往往容易被不熟悉高等教育领域的人们误解，如果存在道德上的瑕疵，那就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因此，对个人而言，必须严格自律，不给别人揣度的空间。

　　一个和谐的整体正是由每一个“互为外部环境”的个体共同营造的。大家应该抱着一种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的心态，去发现别人的优点、弥合彼此的分歧、宽容对方的过失、理解和尊重人性的弱点。

　　因此，在我们工作、相处的过程中应该学会首先看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我也经常提倡，对人要“当面批评，背后表扬”。这样，彼此之间的沟通才能融洽，大家的心情才会愉悦。

　　首先，在学校领导班子内部，特别是党政一把手之间的相互尊重是彼此信任、彼此支持的前提，而学校领导班子的和谐与团结可以影响整个大学的发展。

　　我个人非常幸运，遇到两位都是好人，合作得也非常融洽。我与李延保合作7年，可以说是相互欣赏，彼此默契。与李谈话，我们聊了三个多小时，从1998年，我们两人一起来到中大工作，他开始在极为复杂的环境中处理住房问题，一做就是5年。他又亲自抓教学工作。

　　2000年，珠海校区建设，李尤其注重校区的文化建设，注重文化传承，提出在珠海办“原汁原味”的中山大学，每个假都是在珠海和学生一起度过的。

　　2001年原中山大学和原中山医科大学两校合并，我们坚持实质合并，他对人客气、对事尊重。他当时对校党委工作提出了十二字方针：“不抢事，不推事，做实事，抓大事”。所以这些，都是我深为感佩的。

　　我与郑德涛共事5年，也可谓合作无间，彼此信任，互相尊重，他对行政工作是非常支持的。我们的办公室在楼上楼下，我有事情，抬腿就上去找他，他有事拔腿就下来找我，有时一天要在一起讨论不止一次。

　　我以为，这是一个好的工作习惯，就是两个一把手面对面沟通，不通过副校长、和其他同事给对方带话。我们决定或否定一件重要的事情，都第一时间与对方通气，相互理解、互相支持。这样一来，也就不会因为两个一把手意见不一致，而让下面的同事为难。

　　其次，对于周围的同事和朋友而言，我一直认为，大家虽然阅历有异，但智商都差不多，特别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总是会更加熟悉情况，对政策把握得也相对到位，在具体的专业问题的处理上，只要没有违反原则，我总是会信任他们，并且尊重分管校领导以及职能部门的意见。

　　也就是说，千万不要认为上级一定比下属聪明。其实，很多工作的处理，方式并不是唯一的，我前面提到李延保的那句话，“大的方向确定以后，任何方法都只不过是一种选择”，任何一种选择都必定其道理。我相信并牢记这句名言。我觉得，作为校长治校，关键是要找到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事。

　　上面，我提到“教授就是大学”的理念，在大学里，首先要尊重教授。我曾经对学校的行政人员说，教授可以有脾气，但行政人员不能有“脾气”，耍态度，太有个性的行政人员是不合格的。特别是自己不熟悉的学科的教授，尤其要尊重。

　　我是理科出身，1998年离开浙大，当时浙大还是理工科大学，1999年刚到中大做校长的时候，上任之初，我就给自己提了个要求，要争取做文科学者的朋友，后来，随着对文科理解的加深，我发现，要做好文科学者的朋友，可能首先要做好文科学者的学生。依我的理解，这就是尊重。

　　再次，说到尊重，我们不仅要尊重同事，更要尊重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历史。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是说要想征服一个国家和民族，最有效的途径是消解其历史，使其失去记忆。

　　最近，中组部与我谈话，问及我和李延保刚到中大时是如何立足的。我说，要在中大立足，首先就是要了解并尊重中大的历史。到目前为止，在中大里，我还找不出一个比李对中大以及中山医历史更熟悉、更能如数家珍的人来。

　　尊重历史，就是尊重这个大学的文化，就是尊重现实，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融入中山大学这个学术共同体之中。我也一直强调，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现在的工作成绩都是在前人留下的基础上取得的，今天获得的一个重要奖项，也许是十年前工作的积累，而绝不会是最近出台的某项政策的结果，我们不能贪天之功为己有。

　　同时，我们更要继承好大学的优良传统，而不是要急于去改变什么。1993年，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王大中院士提出了“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总体办学模式和思路，以及“高素质、高层次、多样化、创新型”的人才培养定位。近二十年来，清华坚持了这个理念，并不断发展。在今年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上，总还提到了清华大学这个办学思路和人才培养定位。

　　我认为，这不仅仅说明了王大中校长这任领导的远见卓识，更反映了清华历任领导对历史的肯定和尊重。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对于奉调至新的学校任职的领导尤为重要。

　　我特别佩服龚克校长，到天津大学，他对天津大学校史如数家珍。到了南开大学后，参加清华校庆，有记者问他作为清华校友，如何将清华精神在南开发扬，他对记者说，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历史和精神，他所要做的，就是了解、发掘南开精神，并将南开精神发扬光大。

　　总之，以坦荡的心态和方式与人沟通，并把“尊重他人、尊重历史、相互欣赏”的理念推广到整个学校，使之成为大学共有的品质，这对维系和谐的校园氛围一定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其实，大学里能不能形成好的学术氛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我们行政文化的氛围，因为行政人员掌握着资源分配的权力，比如经费、房子等。学校的资源到底是为什么人服务的，这直接决定你的行政文化是什么。在这个方面，公心非常重要。

　　我在任时与学校分管财务的副校长约定，绝对不在资源使用上向自己的学科专业倾斜，在“985”、“211”这些大项目中，我们从没有为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团队投过一分钱，正因如此，我们说话才会有公信力。

　　“用心”还有一层意思，就是要善于思考。我说过一句话，叫做“成功者想办法，失败者找理由”。在工作中，我们总是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记住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用心思考，总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首先是在校内。担当的前提是要对学校的总体情况有基本的把握。例如，作为校长，对教授的情况特别是著名教授的情况必须要充分了解。

　　在任校长期间，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如果有人约见，只要是中大的教职工，无论他是教授还是普通职员，校长办公室都必须尽量安排，这一点，可以说十二年来我基本做到了。

　　我以为，教职工求见校长，一定是有他们的诉求的，我并不能保证在谈过之后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我只是觉得，作为校长，我有责任、也有义务给各位同事一个陈述的机会，提供一个沟通甚至是发泄的渠道，因为一些心理包袱是可以通过交流和疏导得到化解的。

　　事实上，许多来与我谈话的教职工事后都会跟我说，其实他们只是想跟我说一说他们的想法，说过了，也就可以了，他们会理解学校的决定，结果并不重要。我觉得这是作为校长必须要担当的事情，这也是一所学校人心是否可以齐，可以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们常说的大学的自主性，其本质的含义不仅仅在于它可以做什么事情，更重要的是在于它有能力拒绝某些事情。一个有责任感的大学必须有自己的原则，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北师大钟秉林校长就感慨，有所为容易，有所不为难。

　　因此，大学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要有一种不随波逐流的品格、信心和勇气，即使面临压力，也必须敢于坚持自己。我觉得，这也是作为大学校长敢于担当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