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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对地域书风的影响*——以中原书法与江浙书法为例

深爱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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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根货/文

摘 要:中原书风与江浙书风被认为是中国书坛风格差异最为明显、影响力最大的两大书法流派。中原书风雄厚,江浙书风淡雅;中原书法崇碑,江浙书风尚帖;中原书风重“势”,江浙书风尚“韵”。形成两地书风显著差异的原因,有主观的性格因素,也有客观的自然环境、文化氛围、民风民俗等文化环境因素。从两地书法表现的文化气质与审美情趣看,文化生态对地域书风的影响力是巨大而呈显性的。

关键词:地域文化;书法;风格;差异

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不同地域的书法传承与发展史。不同地域的书风,构成了中国书法多样的形式面貌和不同的艺术表述方式。如同方言一样,一个地域的文人以同一体系的语言形式表达他们的精神诉求,表述他们对汉字文化的理解。舍此,中国书法艺术将是枯燥和乏味的。

地域书风应该是某一区域的书写者以相同或相近的汉字书写方式,传递他们对汉字之美与汉字文化之崇敬的审美文化气息。地域书风一般由地理区域、书风形成的代表书家、书风传承人群、书法面貌折射的文化气质、书法代表作品等要素构成。每一个区域书法风貌的形成,既受到书写者个性、学养等主观动因的影响,又受到该区域自然环境、文化环境、民风民俗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均是书法的文化生态环境。书写者自身的主观价值取向决定着书写方式方法的选择,同时也决定着书写情感表达方式。但是,这些书法的外在和内在的书法形态是带有狭义的个体性的;而书家所处地域的文化生态环境,无论对书写者的性格、情感、思想的影响,还是对书法的文化内涵表达,均是长期的、润物细无声似的。这种影响是带有广义的文化观念的。在地域性的书法文化群体中,中原书风和江浙书风的书法生存与表现形态与文化生态环境的关系最为密切。

一、自然与生活环境培育的书法家个体性格对地域书风的影响

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一个人的性格受遗传的影响。一般来说,多血质的人性情粗放,容易激动;粘液质的人感情细腻,性格稳重;抑郁质的人性情低沉,感情自我压抑。这些与生俱来的血液里的遗传因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性格与感情走向。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近年来研究表明,一个人所处环境的心理暗示,对其性格与情感改变亦会起到巨大的作用。

性格在形成过程中,自身所处环境的影响,主要指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对其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比较大的影响。以中原和江浙两大地域为例。中原以平原为主,土地辽阔,气候属中湿带,降雨较少,人群居住密集。因此,该地域人们自古以来善于相互往来,心胸较宽广,性格奔放,行为方式较为豪爽,情感表达方式粗犷为主;江浙地域以山岭居多,地形起伏较大,水网密布,气候属暖温带,降雨较多。这种地形将人群分割得较为零散,而且人群范围狭小,加之湿润的气候条件,培育了该地域人群相互交往的方式迂回,性格温婉,行为方式较为恬静,情感表达方式以细腻为主。不同的地理、自然环境造就了这两个地域的人生活方式的不同。中原喜食杂粮,生活方式粗简,语言直爽,行为果断,想到做到;江浙以米面等细粮为主,生活方式精致,语言细软,行为严谨,三思而行。

这两个地域的文人在进行书法创作时,个体情感与性格特征比较充分地烙上了地域性痕迹。这个痕迹最明显的特点是书家对书法表现方式的选择。中原以粗犷豪放的写碑为主。碑为先写后刻,刻凿时不斤斤计较,形式与气势较为大气,结构宽博,线条奔放;江浙以精细婉约的写帖为主。帖接近原作,笔墨细节清晰,书写过程的细节变化明显,线条精致且细节变化微妙。关于北碑南帖之论,清人阮元分别撰有《南北书派论》与《北碑派与南帖论》。两篇论文从书法的外在形态将书法分为碑派与帖派,并简单梳理出了两个地域书派形成的时间与传承兴衰。阮元在《南北书派论》中认为:“正书、行草之分为南、北两派者,则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此派也……泊唐永徽以后,直至开成,碑版、石经尚沿此派余风焉。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而篆隶遗法,东晋已多改变,无论宋、齐矣。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赵宋《阁帖》盛行,不重中原碑版,于是北派愈微矣。”①阮元只是依据南北两地所习书法之文本依据——碑与帖简单地下了“北碑南帖”的结论;至于这两地书家何以作此选择,他也只是粗略论及“中原汉碑林立”,“晋室南渡,以《宣示表》诸迹为江东书法之祖,然衣带所携者,帖也。帖者,始于卷帛之署书,后世凡一缣半纸珍藏墨迹,皆归之帖”②。现在看来,阮元所论只是表象;真正让南北两派做出帖与碑的选择的动因,是两地人的性格特征。

表面看起来,中原在唐宋之前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碑版与青铜铭文多,这些均是人们学习汉字书写的范本。南方自钟繇《宣示表》墨迹进入后,多为帛与纸本墨迹,亦为人们钟爱。这只是引发两地人作出书法形式选择的客观因素之一;至于为何两地人作出“尚势”与“尚韵”之审美选择,恐怕还主要是心理因素的影响,即性格决定了审美形式之选择。一件物化的精神产品如果被人摹仿,首先人们要从形式上看着它眼顺,继而从内心深处喜欢它,第三步才是摹拟与创造。当然,阮元的“北碑南帖论”在后来也引起过争论。论者认为北方不仅有碑,也有帖,这是事实。但我们看待一个地域的书法美学取向,应该认同主流价值取向;至于一个地域碑帖互存的问题,它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在主流审美价值取向确立之后,互相兼收并蓄,更能促进书法艺术的发展。

二、文化环境对书法地域性文化内涵阐述方式的影响

书法不是简单的造型艺术,而是一种具备方块形状,靠线条与笔墨表现其内在情趣的艺术形式。它的魅力就在于线条与笔墨变化的不确定性。不同的线条品质表现不同的书体,表现不同的思想情感,不同的笔墨使转变化表现不同的内心感受。因此可以说,书法是一种对汉字文化的书写艺术。其文化内涵既包含着书写者的性格特征与情感变化,也包含着对汉字文化内容的理解,以及对书写内容在不同环境中的运用效果等。

文化环境对书法地域性文化内涵阐述方式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

一是文学与语言环境。一个地域文学语言的表达方式深刻影响着书法语言的表述方式。中原由于在北宋之前长期居于政治与文化中心地区,其文学体裁以政论性散文与诗赋为主。这样的文学体裁大都结构张弛,题材政治化与生活化相间,其语言方式较为自由朴实。无论是先秦散文,还是汉乐府、唐宋诗词,在中原地区都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刘涛先生认为:“曹氏父子还一反传统,摒除了汉代文士惯用的浮辞丽藻的夸饰,利用明白晓畅的民间乐府形式,通脱地唱出了慷慨苍凉的人生调子,咏叹令人哀伤的离乱生活,不再用文学去说那些‘助人伦,成教化’的大道理。”③江浙文学体裁以抒情性的随笔与诗文、戏曲为主,体裁结构精巧,题材以气息浓郁的细节描写为主,其语言讲求自由、抒情,如叙家常。宋词的婉约派与元曲、明清随笔等,体现了这些特点。作为书法艺术,首先它书写的文字内容以该地域常见的文学体裁为主要对象。中原地域的青铜铭文,六朝碑版大都是记载官方活动内容;而江浙的晋人手札、明清调书法,大多记录生活细节或吟唱为主的诗文。其次是书家的性格特点也左右着他们以书写自己感情上能够引共鸣的文字内容的选择。再次是不同的文学体裁需要不同的书法体裁形式进行表达,可以通俗地理解。吴侬软语适合表达小桥流水般的书法韵味,中原直爽豪放的语言适合表达不拘小节的碑版书法气势。

二是中国画构图之“势”与水墨之“韵”。人们常言,“书画同源”。一千多年来,这个问题时常引起议论,至今也没个统一的结论。依我看,书与画在使用工具的选择和笔墨技法运用以及意境营造方面有相同或相通之处。至于出现的时间、催生这种艺术形式的诱因,则不相同。就书法与中国画的关系而言,直接可以比较者,是运用毛笔成就的书与画。书法的用笔方法在中国画中运用广泛,如线条的中锋之凝聚力与侧锋的生辣险绝,提顿使转的节奏感,连带的飘逸、飞白的自然等用笔方法在中国画中均有运用。书法的用墨方法也经常被中国画所借鉴,如墨色的浓与淡、涨与破等在中国写意画中最为常见。而中国画对书法的影响,是它的构图、疏密、节奏、意境等对书法构图方法、节奏美感、水墨情调均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中原书法与江浙书法对中国画元素的吸收也是与两地美术“尚势”与“尚韵”之风密切相联的。中原大平原上矗立着大山,分布着大河,气势宏伟,画家表现在画面上多讲究结构的恢弘与气势的博大,人物画则多表现正大气象的宫廷题材;而江浙河流交错,山峦逶迤,画家多为小桥流水,烟云山峦、娴静淑女之形象,线的运用讲究,墨之浓淡清晰,水墨结合生动,细节描绘灵动有韵。两地书法均是吸取了绘画的不同地域特征,从形式感上促成了中原书法之大气与江浙书法之秀美地域书法风格的形成。

三是民风的质朴与精细。从民间喜欢的音乐形式看,中原人喜欢声音嘹亮的豫剧、秦腔,江浙人喜欢细语轻吟的昆曲、南戏。从民间建筑看,中原人喜居高堂大瓦、粗砖乱茅之屋舍;江浙人喜居临溪木楼、回廊挑檐、青砖灰瓦之宅。建筑的廊檐柱之雕饰,中原以重彩为主,江浙人以淡彩为主。从民间衣着看,中原以粗布为主,衣着宽松简朴,无雕饰;江浙以丝绸居多,绣饰精巧,并多有首饰,剪裁讲究。从交通方式看,中原多车马,长驱直入;江浙多舟船,迂回曲折而行。从饮食习惯看,中原粗茶大碗,喜重味食品;江浙细盏淡食,喜甜淡味食品。从经济方式看,中原以农业为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江浙明清以后手工业、商业发达,社会分工细化,“市民阶层的出现,直接导致了市民文化与市民审美意识的滋长……因商贾的大量出现,消费率的增长,而出现了书画艺术的商品化。就连裱画业,刻帖业,笔、墨、纸、砚的制作业也应运而生”④。物化的经济与生活方式引导着精神领域的审美趣味与审美方式选择。书法在物化形态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一方面受制造了该地域物化生活方式环境的浸润,引领着书法艺术的外在形态和内在趣味与此生活环境匹配,另一方面,书法艺术要在该地域为人们广泛接受,就要主动迎合人们的口味,贴近人们的精神需求。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原民风的质朴与江浙民风的精细自然而然地便渗透到了书法艺术的血液之中,逐渐形成各自的形式与品格。

三、地域性人群心理沟通的趋同性对书法表现方式的影响

心理认同是语言认同的基础与核心。人与人的交往,要得到彼此的接受,首先是语言与行为方式要得到彼此内心的接受,这样才能进一步获得彼此的沟通与交流。就精神领域的交流而言,彼此沟通靠的是双方拥有相同或相近审美观念的心理活动轨迹,拥有相似的存在内心深处的艺术形象认同与艺术价值定位。同时,话语的权威性也是艺术创造心理认同的一个重要条件。当一个人群拥有相似的审美理念,并有一个核心话语时,这样的人群发出的艺术声音便会凝聚成一个合力,这样的合力便是地域书法风格。

地域性人群心理沟通之所以具有趋向性特征,主要是由于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相似,文化环境相同,聚居空间集中,语言沟通方便。这些客观条件促使了某一地域人群心理接受的认同性特点的形成,能够缩短话语交流与心理沟通的距离,也容易形成相同和相近的审美意识。而某一地域艺术话语权威性声音对该地域艺术氛围的形成与传承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每一种艺术风格与流派的形成,都需要有树立该风格与流派的奠基人,有弘扬该风格与流派的精神家园的守护人与传承人,有供该地域人群精神享用与摹拟的经典作品。中原书法崇尚碑版,诞生了李斯、钟繇、蔡邕及宋书四家与明清之际的王铎这样伟大的书法家(即使宋书四家不属于中原人,但他们的书法风格形成却在中原),拥有后世书家取之不尽的金石铭文、六朝碑版等经典书法文化资源与《泰山石刻》、《熹平石经》、《宣示表》、《龙门二十品》、《千唐志斋》等不朽的书法代表作品。它们不但是中原人学习书法的标本,也为江南人提供了书法文化营养。在北宋之前处于政治文化中心区的中原,不但当地人习书均以此为范本,其他地域的人进入中原后亦“入乡随俗”,自觉学习中原书法之丰厚文化气息与宽博大气之艺术气息,进而汇集了中原书风以古朴厚重为基调,以海纳百川为胸襟的书法风格。江浙书法自晋人学习、传承中原钟繇《宣示表》之细腻笔墨之后,以王羲之为代表的王氏一族与卫瓘、卫恒为代表的卫氏一族将其发展为行草为主流书体之帖学风格,诞生了王羲之、王献之、王徇、王导、卫瓘、卫恒、赵孟頫及明清之际的一大批伟大的帖学书法家,并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吴门书派”、“华亭书派”、“扬州八怪”等众多书法流派。寻根溯源,这些众多的书家与书法流派皆以帖学为皈依,以“二王”为大旗,始终不渝地走“二王”之路,取“二王”之法,并不断从各个断面,各个细节将“二王”之体系推向极致,因此也诞生了如《兰亭序》、《圣教序》等不可计数的书法经典作品。这些旗帜性人物与经典书法作品不但为江浙地域文人奉为法帖,也逐渐成为后来书法审美取向的主流,为各地域人学习与效法。一个地域的书法创始人与领军人的人格魅力与书法品格,是该地域书法艺术语言趋同的重要条件。中国人历来重人品,书家的地位也首先表现于人的品格高下上。王羲之、颜真卿之所被奉为书坛圣人,除书法艺术因素外,人品的忠厚、善良等亦为后人景仰;而蔡京虽然书艺很高,但其奸佞之人品为后人所不耻,因此其书名在历史上也不高。

文化生态对地域书风影响的因素还有很多,上述三个方面是主要因素。文化生态对地域书风的诞生与传承具有客观的浸润作用和主观的诱导作用,而地域书风对文化生态具有阐释作用和彰显作用,二者的关系相互依存,不可偏废。

注释

①《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10月,第630页。②阮元:《此埤南帖论》,《历代书法论文选》。③《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7页。④黄惇:《中国书法史》(元明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5页。

(原载于《中州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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