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及其中国

　　杜威(1859～1952)是美国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和心理学家。杜威他十分重视儿童教育，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强调知与行，主张“从做中学”。杜威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人认为，20世纪对美国影响最大的教育家是杜威，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教育家也是杜威。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杜威亲自在中国访问和讲学两年多时间(从1919年4月30日至1921年8月20日)，另一方面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胡适、陶行知和陈鹤琴等人的推崇和宣传的结果。

　　杜威胡适(1891～1962)，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杜威是对胡适“有终身影响的学者”，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胡适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抗日时期，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解放后，胡适侨居美国。20世纪50年代，开展了批判胡适的运动，其师杜威也受到批判。经过三十多年的沉寂，1979年后，人们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价杜威的教育思想。

　　杜威的三个中国，陶行知同其关系最为密切。陶行知(1891～1946)1915年9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陶行知研修《学校与社会》和《民本主义与教育》等杜威的名著，并结合中国教育的实际，对杜威的思想加以发展和扬弃，变杜威的“教育即生活”为“生活即教育”;变杜威的“学校即社会”为“社会即学校”。1928年，杜威从苏联考察回国后，曾这样称赞道：“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在中国发生了“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后，杜威应陶行知的请求，联名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致电蒋介石，敦促蒋本着保障基本的精神释放“七君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杜威又应陶行知的请求，联名呼吁许多国家的政府元首和学术名人，号召日货，阻止日本的侵略战争。陶行知逝世后，美国教育界举行陶行知追悼会，杜威任名誉主席，并在追悼会上发表演讲。

　　陈鹤琴(1892～1982)师从杜威，杜威十分重视儿童教育，影响了陈鹤琴的一生。陈鹤琴是中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开拓者、著名教育家，曾任国立幼稚师范学校校长，并与陶行知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幼稚教育研究会，创办《幼稚教育》杂志，长期从事幼教研究和实践。新中国成立后，陈鹤琴先后担任政务院教育委员会委员、南京师范学院院长、江苏省政协、江苏省会副主任等职，还兼任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誉会长。著有《家庭教育》、《中国幼稚教育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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