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节日研究的三个维度——基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

　　从20世纪90年代起，“文化记忆”研究在德国蓬勃开展，并被视为新兴文化学的“核心概念”。“在此框架之内，不仅各种研讨会和论坛如火如荼，产生并且继续产生着一系列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成果，而冠以‘集体记忆’或者‘文化记忆’的记忆研究也更是日益发展成为一门显学。”近年来，文化记忆理论进入中国，在民俗学、民族学、文学、历史学等领域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

　　文化记忆理论将记忆看成是和文化、历史等范畴紧密相连的概念，它以集体起源的文化现象、与现在存在距离的历史事件为记忆对象，解释集体性质的文化和历史事件存在的合理性、正当性，实现巩固以集体为核心的主体身份认同的目的。文化记忆在传承过程中遵循着特定形式，有属于自己的符号系统和演述方式。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就文化记忆的符号属性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作为文化记忆载体的符号首先是外部化和客观化的。它代表一种‘不可言说’的经验，这种经验可以被感知和掌握，却不能自己制造出来。其次，这意味着它在时间上的跨度并不局限于人类的寿命长度，而能在潜在中被无限延伸。文化记忆的时间跨度并非是具有有限生命的人类，而是物质上确定、制度稳固的符号。第三，文化记忆不可言说且无时间限制的内容必须不断地与活跃的记忆产生新的结合并被其掌握。随着在自由辨别的环境下对这一内容的吸收，个体除了个人认同和社会认同之外，也获得了文化认同。”也就是说，文化记忆理论强调传统经验的“外部化”和“客观化”，具有跨越个体生命长度并在民众生活中不断被唤醒、被创新的能动性；强调文化记忆在传承过程中作用于个人、社会和文化的认同本质特性。

　　中国传统节日十分丰富，每一个传统节日包含了系统性符号元素，具有外部化、客观化以及“不可言说”的经验在民众生活中被感知、被传承，却又在不同时代生成新的记忆，由此获得并强化了传统节日主体性的文化认同。本文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从传统节日的“起源”“建构”和“传承”三个维度展开讨论，寻求中国传统节日研究新的阐释路径。

　　任何人都有记忆，人在任何时候都在记忆，以集体为核心的传统节日在文化记忆作用下代代传续，并不断得到创新发展。传统节日研究中，节日起源是热点，也是难点。长期以来，传统节日起源研究出现节日起源时间的确定性、起源地域的唯一性和起源事件的专属性等观点，这些观点均是从历史出发来看待传统节日。事实上，每个传统节日都应该有起源的时间和地点，考察传统节日起源理所当然成为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但是，笔者以为，传统节日起源无法找到具体、明确的时间和地点，在民众长期的生活实践和口头传承中，传统节日起源已经转化成文化记忆的历史。

　　传统节日是民众的生活，它的形态是生活的发展状态，这就决定了传统节日并非是将过去传统原样保留下来，而是在生活作用下获得传统节日主体的实践、认同和诠释。从文化记忆的维度来看，传统节日起源的时间“重要的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而只是被回忆的历史。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在文化记忆中，基于事实的历史被转化为回忆中的历史，从而变成了神话。神话是具有奠基意义的历史，这段历史被讲述，是因为可以以起源时期为依据对当下进行阐释”。当代传统节日起源解释带有情感性、区域性特点，充满着神话式或者文学化的想象，因此，从文化记忆的角度讲，传统节日的起源并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在民众看来，他们对于传统节日起源的解释是有意义的历史，而且成为他们以传统节日为中心的社会文化行动。

　　湖南省资兴县茶坪村瑶族盘王节，又称“还盘王愿”，是为祭祀、追忆瑶族祖先盘王而设立的。盘王来自哪里？茶坪村师公念诵的里记载，盘王是西天的神仙，当地瑶族还认为盘王从福江大庙而来。盘王是否真实的历史人物，不同支系的瑶族有自己的解释，但是，盘王的来历以及围绕盘王诞生的盘王节是历史的，这些历史究竟始于何时、何地并不确定，其间贯穿了瑶族民众选择性的文化记忆。

　　传统节日起源的文化记忆不断被文献记录，由此成为正典化、经典化和仪式化的被确认为传统节日起源的可靠性依据。比如端午节食粽子习俗最早出现在南朝吴均《续齐谐记》中，后来又被诸多文献转录记述，于是，人们依据《续齐谐记》的记录，肯定端午节及食粽子习俗起源的明确时间。然而，文献记录的记忆只是确定端午节食粽子习俗在南朝已经出现，但并不意味着它在这一时期才诞生。也就是说，文献记录端午节食粽子习俗要比民间传承的习俗起源晚一些，不过，就目前看到的文献来说，人们并不怀疑《续齐谐记》是记录端午节食粽子习俗最早源头的可靠性。

　　传统节日多样化习俗按照一定逻辑构成井然有序的生活行为和文化谱系，但是，传统节日中的每一项习俗来源并非同一时间，这就为科学上确认传统节日起源增加了难度。究竟传统节日的哪一种要素出现标志着该节日的起源？传统节日的诸种要素如何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嵌入节日生活之中？这些都涉及传统节日起源的时间问题。这就导致传统节日的起源在民间社会出现了不同的时间系统，这些传统节日起源解释的文化记忆均是在特定情境之下得以完成，具有生活需要意义上的科学性。因此，以文字记录出现的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与口头传统生活的交往记忆之间形成互补、互融的关系。文化记忆将节日传统起源定型化，却并未具体化，并且在文献中以某种逻辑将传统节日习俗谱系化，从而存储了传统节日起源的历史记忆。

　　从发生学角度观察，传统节日的最初形态是生活节奏在时间上的切分，且以仪式为核心形成民众生产生活秩序的结构化。不过，这种结构化的循环生活在历史延续中不断融入神话、传说及习俗，在内容上是“发生在绝对的过去”，在形式上具有“高度成型”的庆典仪式性的社会交往和节日，媒介是以文字、图像、舞蹈等进行的传统的、象征性的编码及展演。也就是说，文化记忆需要通过特定的节日活动、仪式行为和舞蹈动作等相关的物质性的或象征性的符号呈现或重现民众生活历史。因此，文化记忆理论视角下的传统节日起源无论是遥远的过去，还是近期的过去，均无法确认其起源的具体时间，但传统节日的起源确实是有时间的，文化记忆能够很好地将有时间与无时间的“时间”结合在一起，构成有意义的传统节日起源的神话、传说和习俗实践。

　　传统节日的起源及其活动既是民众感知时间、生活节奏的表达性符号，又使民众生活具有“日常性”与“神圣性”区分。在传统节日期间，民众与神灵、祖先共同存在于同一空间，并且进入“共时域”。日常生活中缺席的不在场的神灵、祖先，因为传统节日与民众共存一处，实现无障碍的共同生活，那些生活世界中遭遇压抑、潜隐或边缘化的往昔记忆再次被激活、被唤醒，并在传统节日仪式作用下实施建构。在民族社会发展以及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出现的祖先英雄行动、开山立业壮举等重新得以展现，在时间和空间特殊力量的交织中，恰如其分地将传统节日起源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事件和场景构建成为当代生活的景致。在文化记忆作用下，传统节日的仪式、事件把民众头脑中与传统节日起源及相关的文化想象、自然地理空间凝固为具体的生活传统，不同时代的文字记录关于传统节日起源的解释成为心照不宣的共识，许多确认民族、地域认同和强化身份的知识得以在传统节日活动中不断巩固，实现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再生产。

　　传统节日起源于民众集体性的仪式活动，这些活动将生活固化在记忆里，并且年复一年地重复上演，所以，每次节日活动的传统就是对于节日起源及其相关人物、事件的文化记忆的“重复”，由此，传统节日习俗获得活力，并强化与具有共同历史起源、共同生活传统的民众的联系。“利用过去并将其固化在社会记忆里，这种做法的另一个动机是致敬。我们把它理解为所有为了塑造集体认同的象征性表达形式。在宗教领域，这与构建集体有关，这种集体构建通过共同的回忆得到传播，并通过仪式和节日重新获得活力。节日‘巩固’了与共同历史基础的联系。”

　　从起源论角度讲，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由特殊生态环境和民族特殊历史发展塑造，是民众在特定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中生存、延续创造和传承的文化积淀；从记忆论角度讲，传统节日将民众生产、生活系统地记录和保存下来，形成传统节日文化记忆的基本内容。在传统节日特殊性的文化记忆中，其主体特殊性的历史经历成为建构他们生活史和文化史的重要内容。

　　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是区域性生活的传承实践，节日仪式与群体活动记录人的生活和文化传统。比如侗族农历三月十五摔跤节只有在贵州省黎平县双江镇四寨村和寨高村举行。摔跤节期间，两个兄弟村寨的人要“祭萨岁”。所有人在鼓楼前集合，参与节日活动的牛也被装扮一新。小伙子们摔跤较量后就要斗牛。这种以“斗”为主的传统节日成为两个村寨的特殊历史，侗族人在解释摔跤节起源的时候包含了村落、村民的丰富的文化记忆。

　　传统节日起源记忆呈现交融、多元的特质，成为民族、地方历史的根脉和文化诞生的原点。也就是说，传统节日起源的文化记忆具有根基性。比如瑶族的“祭盘王”、彝族的“火把节”、苗族的“四月八”、侗族的“祭萨岁”、布依族的“六月六”，等等，这些传统节日起源中出现的人物、事件成为关键性内容，既是传统节日中心思想的来源，又是民族基本生活传统和核心文化元素的表达，他们在传统节日活动过程中被清晰地记忆，并且出现在民众的生活里，发挥着凝聚人心的作用。

　　传统节日起源立足当下，回溯过去，对于传统节日所在社区的主体及其结构来讲需要“过去”，他们借传统节日及节日起源的关键性人物、事件自我定义。“只有使过去复活，一个民族才能存活。”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节日起源的解释作为集体想象，依赖于可以追溯到起源时间的连续性的想象，传统节日起源的文化记忆不在于翔实的历史事实，而在于传续、弘扬传统社会的价值。从这个角度讲，传统节日起源就不是空幻的文化想象，而是基于共同体认同的文化信仰。

　　传统节日起源带有信仰的仪式感，传承到现代民众生活中需要阐释，其包含的信仰价值需要建立在现代生活基础上的确认，它的信仰意义需要现代性的记忆加以巩固和丰富，民众根据生活需要对传统节日起源的根基性元素在文化记忆框架内部填充新的内容。这些记忆框架的填充不是随意性的添加，不是个体性的融入，而是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记忆的集体框架也不是依循个体记忆的简单加总原则而建构起来的；它们不是一个空洞的形式，由来自别处的记忆填充进去。相反，集体框架恰恰就是一些工具，集体记忆可用以重建关于过去的意象，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民众在对传统节日起源的阐释中，并没有与传统分离，而是在“过去的意象”中，依凭活跃的时代思想不断建构，依据鲜活的现代生活日益丰富起来。

　　传统节日起源的历史并非有据可查的历史，只是被回忆的历史。“出埃及是以色列人的起源神话，这与它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毫无关系：在逾越节上它被当作起源神话，它已进入到这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之中。通过回忆，历史变成了神话。由此，历史不是变得不真实了，恰恰相反，只有这样，历史才拥有了可持续的规范性和定型性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才变得真实。”因此，从文化记忆视角讨论传统节日起源，不在于传统节日起源的历史真实性，而是强调传统节日起源的文化记忆如何转变成传统节日主体生活中有意义的历史，如何发挥“规范性和定型性力量”，这才是传统节日起源解释层面上的真实意图。

　　传统节日是历史性的，也是建构性的，是以现实生活为根本的实践与重构，“传统这个观念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产物”。传统节日包含传统要素与现代生活的相互作用，却又存在张力，传统既在现实生活中，又与过去的文化记忆关联。

　　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不是原版刻录式的记忆，其记忆具有能动性和建构性，传统节日是在以民众为中心生活的基础上实现文化记忆的重现。“记忆不断经历着重构。过去在记忆中不能保留其本来面目，持续向前的当下生产出不断变化的参照框架，过去在此框架中被不断重新组织。即使是新的东西，也只能以被重构的过去的形式出现。”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早已存在于社会历史和民众生活中，并且持续地发挥着作用，不过，民众并不因循守旧，并非照搬沿袭，而是在传承发展、诠释研究过程中，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以当下社会环境、生活需要以及个人兴趣和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的传统生活、文化延续下来，不是为保留而保留采取措施，而是将“现在”作为参照体系进行重新建构。“集体记忆的作用范围包含两个方向：向后和向前。记忆不仅重构过去，而且组织着当下和未来的经验。”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特性和内容除了“向后和向前”以外，更多的是“朝向当下”，是基于当下情境的传统节日建构行为。

　　端午节期间，各地民众要食粽子、划龙舟、插艾草和菖蒲等，这些传统习俗在现今的端午节里有所变化，比如粽子的食材更适合人们多样化的口味；有些地方还将端午节的节俗丰富扩充，将当代人的生活诉求付诸节日活动，这些建构的内容成为端午节的传统生活。

　　节日在传统基础上重塑和建构，带有个性化的倾向在所难免，有的时候，我们强调，“我”的记忆是真实的、精确的、唯一的，然而，这种真实性、精确性和唯一性仍然受制于社会框架的影响，受制于个人生活的需求。“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件，而且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传统节日的魅力源于文化记忆在时代作用下显示的生活的丰富性和建构性，这里面包含了对于过去生活选择性的记忆、对于当下建构性的文化组织、对于未来生活的无限想象。

　　传统节日是空间场景作用下的知识生产，某个场景和空间的“重现”在任何时候都在延续传统，同时增添新的要素，形成新的结构，“这些新的要素是从当前所考虑的这一场景之前或之后的不同时期转借而来的”。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是我们曾经经历过、听说过的人、事、物，民众依据当下的观念、价值及认知、理解等来描述和书写。“先于（过去的）某个事件、人物的那些事件和人物已经孕育了它们，正如它们也已经孕育了那些随后将会出现的事件和人物一样。每当我们回溯到这些事件和人物，并对它们加以反思的时候，它们就吸纳了更多的现实性，而不是变得简单化。这是因为，人们不断进行反思，而这些事件和人物就处在这些反思的交汇点上。”传统节日文化记忆并非记忆过去，而是将过去的传统节日仪式在当下生活的框架中唤醒、延续、激活，并且不断丰富与传统节日有关的事件和人物，使其鲜活起来。

　　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是以集体为核心、以仪式为根本的累积性记忆，由此构成传统节日的生活建构。“记忆的集体性框架不只是由年代、名字和公式构成的，它还展示了思维和经验的洪流。在这股洪流中我们只能重新找到我们的过去，因为它们贯穿了我们的过去。”这就是说，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是从过去延展而来，节日的当代建构依赖于传统仪式的文化记忆。比如，春节习俗不仅在于彰显春节记忆的多样性，而且呈现了以春节仪式为中心的当代生活的多样性。在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文化的多元需求是传统春节仪式不断被建构的动力，以微信方式发红包是春节传统中“压岁钱”仪式行为的延续。20世纪80年代后出现的“春运”“春晚”等均是传统春节仪式当代化的建构行动，由此诞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春节仪式基础上的春节文化。

　　传统节日是民族性的，也是区域性的，伴随人口流动，社会融合加强，传统节日活动将“民族性”与“区域性”有机结合，成为当代传统节日发展的潮流。但是，传统节日作为民族和区域共同文化的身份属性没有改变，成为民族性、区域性的文化记忆没有改变。20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很多民族传统节日活动大多局限于民族内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各民族之间通婚日益增多，许多人由于婚姻关系从身份上获得了参加其他民族传统节日的资格，原来纯属民族内部的传统节日活动逐渐演变成了区域或社区内所有成员的事情，原来传统节日展示民族文化的功能又增加和复合了展示区域或社区文化的功能。于是传统节日的“熟人”世界逐渐将“非熟人”世界变化为“熟人”世界，其文化的融合就是从“熟人”到“非熟人”再到“熟人”的演变过程，传统节日具有私密性质的小范围传统文化变成了更广大范围被更多民众享用的公共文化，其文化记忆便更加多元化、多样化。也就是说，传统节日在早期文化记忆基础上，不断融合多民族传统、多地域传统，从而实现传统节日仪式的融合式建构。

　　作为传统的节日，流动织着继承与创新以及选择性的建构，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背景下，“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了旧传统已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当这些旧传统和它们的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时；总之，当需求方或供应方发生了相当大且迅速的变化时”，传统节日适应时代的建构行动会更加频繁，更为多样，也更为复杂。

　　传统节日的象征符号是历史，是传统，是历史记忆和文化记忆的对象，是源于生活的事象。在人们的记忆里，传统节日总是依赖作为文化的象征工具、象征符号传递情感，记忆生活，这也就是说传统节日的象征符号离不开社会、文化、群体的集体记忆，离不开公共性的民众活动，并且在周期性的生产生活节律中得以传续，不断建构新的文化生活，进而使传统节日的符号象征更加具有穿透力和生命力。

　　在当代社会发展中，传统节日进入资本市场，多以文化消费、文化品牌形式出现。传统节日逐渐发展为区域性质的节庆文化，这是传统节日的转向，也是传统节日记忆方式的转向。从传统节日到节庆文化的转变，以市场为先导，以文化品牌建设为先导，其间包含了多种人文因素。节庆文化是传统节日现代性建构的表现，尽管它并非涵盖传统节日的全部。比如中秋节、火把节等传统节日，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以不同方式争夺相应的记忆资源，试图从学理上将这些传统节日由多民族、多区域的共享记忆转化成某个民族或者某一区域专属性的记忆。显然，传统节日记忆资源的争夺包括了社会权利、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传统节日的现代性建构在记忆与反记忆中交互关联以及融合、拒斥、对抗、妥协的现象，在还原传统节日文化记忆的民族性、区域性或者被认为“正当性”的传统记忆中得以建构性地传承。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节日需要赋予新的社会内涵，需要展现与时代相适应的形式和内容。政府、民众要以先进的思想观念、开放的文化价值、现代的管理理念开展传统节日活动，以多种方式、方法使传统节日与地方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努力追求传统节日活动在生活实践、经济发展中效益的最大化、品质的最优化，从而驱动并实现传统节日文化记忆的再建构。

　　无论传统节日在现代社会怎样变化，何种力量介入传统节日，传统节日受到现代生活的影响不可避免，传统节日以多样化方式存在合情合理。以传统节日仪式为中心彰显的文化记忆是有机的、建构的整体，这些传统仪式不断被唤醒、重建和解释。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重要的是时间上的连续性，它从当下出发，通过回忆方式把储存的仪式记忆唤醒回来，并且在民众生活基础上组织、重建，赋予传统节日文化记忆更多的能动性和解释空间。

　　传统节日是历史的，也是现在和未来的。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绝非单一，而是在地域作用下，在民众生活需求下，融汇、交织和凝聚着历史与现实的多元关系，也是在各类生活关系推动下，传统节日以仪式为中心建构的文化记忆得到传承发展。

　　传统节日仪式汇聚了各类个体生活构成的区域、民族共同体关系，并且在这些共同体内得到传承和延续。传统节日仪式由特定传承人操持，他们是传统节日文化记忆的主要角色。“文化记忆始终拥有专职承载者负责其传承。这些承载者包括萨满、游吟诗人、格里奥，以及祭司、教师、艺术家、抄写员、学者、官员等，这些人都掌握了（关于文化记忆的）知识。文化记忆所保留的那些意义具有非日常性，与此相应的是，文化记忆的承载者也具有某种日常生活和日常义务中抽离的特质。”主持传统节日仪式的传承人是经过传统标准特别认定的人选，他们和参与传统节日仪式活动的人们共享传统节日，共同成为传承、建构传统节日仪式的主体，他们在区域、民族中的生活关系以及在此关系上拥有的节日生活成为传统节日文化记忆生产的内容和动力。

　　传统节日活跃于集体交流关系中，决定了传统节日在历史与现代不断被丰富，民众以某一人物、某件物品或者某类事件，以及讲述的与之相关的“故事”，在生活关系、社会关系作用下实现传统记忆与现代文化的交流、祖先生活与当代人实践的互融。

　　传统节日传承并非单向度的文化关系，而包含多元文化记忆关系。这种多元关系互动过程中的文化记忆在历史上传递、选择，凝聚成以仪式为中心的稳定关系，进而广为扩布。比如，汉族过年习俗在许多民族中传承，并且形成不同民族和地方的特色。与此同时，不少民族又保留自己的年节，诸如苗年、藏历年、羌年等。于是，以“年”为时间节律的生活实践规约着不同民族、区域民众的生活，在“年”的仪式传统关系中呈现了民族关系和地域关系。由此可见，传统节日“和而不同”的多元共存现象是民众生活作用下文化记忆选择的结果。

　　传统节日是周期性的，其涵括的文化记忆也在周期性的节日仪式活动中传承积累，在民族和区域共享文化传统的人群中产生亲和力，强化民族、地域的认同感，民族与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关系使得传统节日在文化记忆上形成拥有共同生活传统、共同价值观念的共同体。

　　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常常以“实物的记忆”形式呈现，这些实物成为传统节日记忆场关系被延续和重建。传统节日记忆场是关系，也是情感，围绕人的活动建构以人为核心的关系系统。这些与记忆场有关的事物、事件，关涉与传统节日有关的每个人的经历以及他们过去的事情，过去使用过的器物、住过的房子、走过的道路，如此一来，传统节日记忆场内的物质化的景观延续民众的生活关系，建构、拓展和丰富区域的历史传统。许多传统节日活动场所或为古庙，或为古街，或为古桥，或为溶洞，或为河滩，或为稻场；场内或种有古树，或砌有井泉，或为寨心等，这些成为地方社会的特殊标志物。这些器物、房子、道路以及特殊的空间均是根据人的生活和信仰建立起来，承载了久远的文化记忆，记录了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情感。某时某地及相关的事件、物件与民族、地域或者个人生命的某个阶段相关联，沉淀为某些情感。因此，传统节日传承场域内的景观就不是纯粹的自然物质了，而是包含传统节日主体的情感、信仰等内容，具有“符号”意义，记载了民族的历史、地域的生活和人的历程，在传统节日作用下能唤起人的文化记忆。民族传统节日特定空间场域内的人物、事件和景观因为生活关系而连接成为整体，因为这些文化记忆的关系，传统节日的文化生产、传承变得更为流畅。

　　传统节日传承是交流性的，在交流中展现传统节日主体的身份认同关系，“保证身份认同的知识的交际方式是仪式性的，也就是说要以礼的形式进行，而‘这建立在时间循环的基础之上’：节日演示了与祖先的关系以及对死亡和重生的基本看法”。传统节日的交流包含了仪式在内的各类人际交往方式。

　　传统节日仪式成为定型化的文化记忆，也是艺术化的文化记忆。对于传统节日来讲，仪式遵循既定的规范“重复”展开，这些“重复”的仪式并非是简单的现象表现，而是以严谨而丰富的活动“重复”地巩固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实践传统节日在现代生活行动中的再生产。传统节日的符号依托在仪式之上，但又作用于仪式之外，并赋予传统节日审美属性，传统节日立足于日常生活的符号系统到节日活动的表演符号系统的框架性转换，致使其表达性元素组织成了审美的结构。比如资兴的“还盘王愿”仪式是瑶族“盘王节”，无论是祭品，还是祭礼，无论是坐歌堂，还是吃老鼠肉，都创造出一种“文化美学”的展演效果。“还盘王愿”仪式的文化形象为资兴瑶族耳熟能详，它的表现风格也鲜活自由，给人以欢愉的审美体验。瑶族民众在愉快的仪式生活中比平时更容易传续、巩固和丰富盘王以及与盘王有关的文化记忆。

　　传统节日仪式传承在时间上循环演述确认传统节日主体的身份，传统节日运行中的记忆与遗忘并行不悖，哪些留下来，在生活中不断得到表达、重建，寻求自身的合法性、合理性；哪些被遗忘掉，对于民众生活中那些不发挥作用的传统选择性地失忆，是规范当下现实生活的必需行为，成为传统节日主体性文化记忆的边界。正如扬·阿斯曼所说：“我可以确定的是，相比较而言，对过去的兴趣起初并未表现为一种对‘历史’的特殊兴趣，它首先是普遍而具体表现为对论证合法性、证明正当性、达成和解、做出改变等的兴趣，而且其发挥作用的框架可以用回忆、传承和认同来圈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考察历史回忆的镇静作用或者刺激作用，或者说，这其中那些起到阻碍作用的成分和起到激发作用的成分。”

　　传统节日包括民众在特殊时间、空间举行的仪式和群体活动，这些仪式活动由历史传承演化而来，包含着众多民众阐释性叙事和信仰因素，这就使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呈现的关系整体更为丰盈和充满情感。可以说，传统节日的系列活动是各类生活关系传承基础上文化记忆的实践行为。

　　传统节日通过典籍文献、文艺作品、口头传诵、身体行为等方式和途径代代相传。传统节日的历史和文化是过去的，但也属于未来，“过去从来都没有死去，它甚至并未成为过去”。传统节日传承过去，影响现在和未来，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源自集体，作用于集体，它以仪式传统的文化记忆定格过去，却被当下民众生活限定，并且规约着传统节日的未来走向。传统节日建构的“现代传统”活跃于节日期间民众的生活中，而且还吸纳不同民族、地域多样化的传统记忆。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下的节日传统不是回到过去，也不存在“原生态”“原汁原味”，而是在现代性基础上、在多元关系中实现交流、交融和重构，在传统节日多元生活关系作用下，凝聚成文化记忆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彰显中国传统节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特殊魅力。

　　传统节日作为时间习俗，记录了民众对于自然时间的认知和文化时间的活动，形成了以时间为线索的文化记忆系统。传统节日起源的时间、传统节日内的时间，以及与时间关联的记忆均包含了民众的情感向度。

　　传统节日是以“年”为周期的文化记忆。传统节日活动周期性地发生，意义周期性地被强调。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具有规训民众言行的平等观念与努力行动，通过仪式传统、口头传统和行为教育等方式构建、塑造个人性格和地域身份。传统节日的集体性以区域共享传统为根本，在此基础上分享传统带来的快乐和幸福。在这里，共同性传统记忆面对共同性的历史认识和理解，进而发挥传统节日认同的凝聚力量。“借助集体记忆，借助共享的传统，借助对共同历史和遗产的认识，才能保持集体认同的凝聚性。”

　　通过传统节日的特定庆典仪式和生活实践，文化记忆的历史生活得以重现，在集体参与下，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得到传承、传播，民众及其地域身份得到确认、强调和巩固，从这个角度上说，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关联着过去和未来，具有持久性、稳定性和建构性。

　　当然，我们应该尊重传统节日主体的意愿，尊重传统节日在当代社会发展中的多面相呈现，避免旅游等活动使传统节日文化记忆资源过度商业化、单一化，尽可能延续传统节日记忆场的空间性、关系性和生活基础上的建构行为，保留传统节日的传统生活和文化记忆，尽量将现代性带来的传统节日记忆资源利用变得更加科学和合理，以此满足所有参与传统节日的人的愿望和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