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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多样共生新体系——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学术研讨会综述

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多样共生新体系——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学术研讨会综述

  建构现代文学史多元共生新体系需要文学观念的更新和文学史理论的创新。对此,来自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表示:对于通俗文学,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文学史理论的创新,我们没有一套话语可以梳理、解读新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关系。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现在也会有一些文学史在鲁迅、巴金后面加了一个张恨水,表示我们已经照顾到了,但这和真正的文学史研究是有区别的。著名的通俗文学研究专家范伯群教授则提出:在我的脑子里,没有“雅高”与“俗低”的概念,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局限,这要具体分析。我写《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就是为了“消灭”独立的通俗文学史。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为了要将通俗文学整合进现代文学史中去,我认为这要有一个漫长的融会的过程。首先是一个观念问题需要得到解决,要达到基本一致,才能有多元共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出现。这样的文学史也许要将古今演变、雅俗之争、新文学内部之争、解放区与国统区的文学,台、港、澳以及全球华文文学,还有少数民族文学等等,都应有机整合进去。来自复旦大学的王安忆教授在发言中表现出对文学趣味性的强调,这透露出她对知识精英文学观念的反思,她说:我觉得,“五四”新文学作家对生活没有太大兴趣,他们对思想有兴趣。小说在他们手里与思想相关。其实,小说有点像传统文学中的“曲”。中山大学的谢有顺教授则表示雅俗文学之间本无对峙:如果是从写作者来说,作家本身是没有雅俗概念的对峙的,因为小说的材料往往来自世俗琐事,因此作家大多是对俗的东西感兴趣的,所以这种雅俗对峙更多地来自文学观念。

  以范伯群教授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研究专家将通俗文学从文学的“逆流”中拯救出来,并提升到当前的“显学”地位,关于这一点,与会学者给予了高度肯定,并对这一领域的今后发展寄寓很高的希望。复旦大学的章培恒教授认为通俗文学的研究是以对新文学的深入研究作为基础的,否则会流于肤浅或者片面。他进一步提到,《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插图本)》的出版,改变了新文学和旧文学、通俗文学的对立斗争的关系,并且提出了许多新的文学史问题。复旦大学的黄霖教授认为:范伯群教授这部通俗文学史彻底打破了传统现代文学史意义的所谓精英文学一统天下的格局,为认识和重写一部多元的真正丰富多彩的现代文学史铺平了坚实的道路。来自美国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提出都市通俗小说这一个文类最可以表现都市文化的兴起以及都市生活形式的改变,是一代中国人生活习惯上,在地理情景的认知上,在情感表达的方式上以及对整个世界的认知上重要的媒介。所以通俗文学是我们对于现代社会重新思考的一个最重要的面向。同时,是通俗文学作家在一个事变频繁的世纪里,在一个新与旧交替的时代里,他们提出了林培瑞教授所谓的一个让我们暂时舒缓的对话的空间,这个空间给予我们许多新的信息,同时也提出旧社会各种价值和生活的取向未必因为“五四”的到来一扫而空。复旦大学的栾梅健教授认为:对于一个研究课题与领域优劣成败评价的一个重要标准,主要在于看它有什么推动了该学科的发展,或者说看它有没有培养出新的学术生长点.范先生以他的通俗文学研究成果让人们信服现代文学还有许多未开垦的地,现代文学学科还很年轻。

  与会专家学者的观点互相碰撞,因此主体性迸发,产生许多精彩的观点。现代文学馆的吴福辉教授认为通俗文学和纯文学的概念的确立并不合理,提出试图用现代市民文学的理论来整合部分的新文学和通俗文学。《文艺争鸣》杂志社的主编张未民先生提出“活在中国人心中的文学史”。他认为现代工具理性任意裁断了活生生的文学史,从传统学术的角度,中国人对文学史的理解和处理方式大约有两种:一种是“全唐诗”式;另一种是“唐诗三百首”式。这两种方式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学史的理解和处理方式。这种文学史学术方式的最大优点,就是朝向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为了一种活在中国人生活中和心里的文学史而工作。来自苏州大学的刘祥安教授则认为,过去很多常识的问题,在今天成为了问题。因而提出不同的读者群所喜欢的作品在今天文学史书写当中有没有平等的权利?难道某一类趣味显得特别高雅,应该成为我们所有人的趣味,其他很大读者群的趣味就应该被抹掉?这实际上涉及的问题。回到过去的常识性问题中去,那些“左联”作家作品很可能存在在油印刊物上,没有什么读者,可是文学史上会放大为非常庞大的存在。这是违背常识的。

  北京大学的孔庆东提出“东亚视野中的通俗文学”,认为东亚的通俗文学在近代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北朝鲜的文学,也是以通俗文学的面目出现的,从而整合了北朝鲜的民众。相比之下,中国特别是中国,在这方面研究比较滞后。上海师范大学的杨剑龙教授提出“五四”文学的出发基点与文学史构成一种悖论。“五四”新文学最初要“文学大众化”,用白话文写文学,让老百姓可以懂,从而进行启蒙。但在文学史发展过程中,“五四”新文学没有达到启蒙民众的广泛性,而“小众化”了。通俗文学是大众化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怎样看待“五四”文学最初基点和最后效应之间的悖论?欢迎发表评论匿名发表留言板电话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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