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源流丨革故鼎新 生生不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本报与中央党校“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项目组合作，特约请专家对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予以解读，阐释其古典涵义如何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新时代彰显恒久价值。本期介绍“革故鼎新”。

　　王学斌：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经五千多年风霜雨雪，依旧傲然屹立，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原生型文明，其内在的精神密码值得深入探究。“革故鼎新”自是其中不可或缺之文化基因。正是在持续不断的“守常求变”中，中华文明得以新陈代谢、螺旋上升。

　　《周易》中有革、鼎两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这是《周易·杂卦传》中对革、鼎卦义的总体概括，也是革故鼎新一词的最早来源。在中华文明的整体演进过程中，革除旧者、鼎立新者是实现创生不已的主要手段，是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持续地开创新篇。今天我们所倡导的“推陈出新”“返本开新”“守正创新”与“革故鼎新”的精神都有紧密的关联，成为今天我们处理继承与创新、稳定与发展关系的重要原则。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古代史专家就“革故鼎新”的丰富涵义做一探讨。

　　宋立林：我们首先来追溯一下“革”和“鼎”的本义。“革”字最初的含义正如它在甲骨文中的字形那样，指兽皮。《尚书·禹贡》曰：“齿、革、羽、毛。”“革”是大禹时各州贡赋的品种之一。革和皮是有区别的，《说文》曰：“革，兽皮治去其毛”，革是去毛后的兽皮。兽皮和变革怎么会产生联系呢？兽在生长的过程中，其毛羽是变化的，《尚书·尧典》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这里说的是夏季，鸟兽毛羽稀疏。《尚书正义》注曰：“革，改也。”此处，“革”就有了改变的意思。动物毛羽丰富或稀少的变化是不同季节重要的物候特征。不难理解，鸟兽毛羽的变化只是一种自然现象，是一种“自在”的现象，然而，当有了人的参与（去其毛）使其为人所用时，这个过程就变成了“自为”的举措。

　　“鼎”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是非常典型的象形文字，《说文解字》说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鼎”作为器物之象，除了指烹饪器，还指用以象征权力的法象器。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从此九个青铜制造的大鼎便成为夏、商、周三个朝代的王权象征和传国之宝。

　　那么，“鼎”的这两层含义之间有什么联系呢？烹饪器何以能变成象征权力的法象器？《尚书·舜典》中有一句话“食哉唯时”，这让我们心生联想，历代先王总是把“敬授民时”作为施政的首务，为的是把握时令、发展生产，解决民食问题。诚谓“民以食为天”，满足了百姓的“食”，也就解决了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这是一个政权最基本的义务。如此，“鼎”上述两层含义的内在关联就显而易见了。

　　我们不妨进一步追问，“鼎”又为什么能够“取新”，有“新”的内涵呢？《周易·序卦传》说：“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革变事物没有比鼎器化生为熟更为显著的，所以革卦后接着是鼎卦。鼎之所以有“取新”之义，在于发挥了它作为煮器的最基本的功能——化生为熟。关于这一点，从“鼎”卦的卦象可以见得，《周易·鼎卦·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鼎，是烹饪养人的物象，恰似用木柴顺着火燃烧，即见烹饪情状。《周易·鼎卦·象传》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木上烧着火焰，象征鼎器在烹煮；君子因此效法鼎象端正位次，严守使命。用鼎象寄寓君子的使命，再次明确了开创新制的宗旨所在，一定是为了济养民命，为百姓带来更好的生活，这样的理念与革卦所言“顺天应人，革而当”一以贯之，是中国古典学永恒的主题。

　　2022年11月23日，以“创新科技 智领未来”为主题的第86届中国国际医疗器械博览会（CMEF）在深圳举行。（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王学斌：通过对字义的解读，我们对革故鼎新有了更形象生动的了解，也见识到古人的深刻智慧。《周易》中有孔子的心血，他读《易》“韦编三绝”。与此同时，我们也常听到孔子“言必称三代”，其实，孔子对三代的解读也包含着革故鼎新的观点。

　　李凯：古人“言必称三代”，夏商周三代成了人们眼中不可取代的理想时代。《论语·为政》中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孔子说，三代之间存在“因”和“损益”的关系：“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它强调夏商周制度文化一脉相承，存在因循的内容；与此同时又针对各个时代的现实进行调整；尤其是周王朝吸取了夏商两代文化的精华，将我国早期文明推向鼎盛，为后世王朝提供了制度文化养分。这一看法被称为三代“损益”说，表达出孔子对时代变革的深刻认识。

　　汉武帝时，儒学地位抬升，大儒董仲舒针对汉武帝的策问，提出了夏商周质变的“三道”论。董仲舒认为：“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这就是被人们称为“三道”论的主张。首先他看到夏商周作为奠定中华文明基础的三个重要王朝，各有制度文化的特点，分别是“忠”、“敬”、“文”。三者循环，周而复始。这种解读是历史性的，董仲舒虽未论证其史实基础，但他明确说明这一理论是受孔子三代“损益”说的启发。其次这一理论服务于汉家“更化”的行为，在董仲舒看来，汉家天下“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即要把秦排斥在历史循环之外，汉继承夏的制度文化特征，这是给现实寻求历史依据。另外董仲舒认为暴秦“以乱济乱”、“遗毒余烈，至今未灭”，这是从历史教训的角度检讨秦代国家治理的弊病，要求“汉继大乱之后”“退而更化”，并不是空发议论。

　　与“三道”相关，董仲舒从历法层面提出了“三统”说。“三统”，又名“三正”，指三代的正朔，三代的正朔不同，故三代的制度文化也不一样。

　　董仲舒的历史观对司马迁影响很大，司马迁直接采用了董仲舒的“三统”“三道”说。《高祖本纪》赞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司马迁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三代“忠”、“敬”、“文”的制度文化特征，以及相应的历史弊病，揭示“承弊易变”、革故鼎新的必要性。司马迁认为夏的时代主旋律是“忠”，这可能和上古时期的巫术有关。在人类的早期，巫术孕育了科学；它代表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也有一定意义。但毕竟巫术杂糅着荒谬（可能是司马迁所说的“野”），势必会从历史中退却。商人纠正了夏人的“野”，把大量的精力放在超自然的神灵世界中，“敬”成为商代的主旋律，他们形成尊神重鬼的殷商文化。当时机成熟，人们势必从鬼神世界中走出，尚“文”之风是周人的时代主旋律，周人主张敬德保民，并且缔造出一系列制度与文化，但也难免流于形式，故此用夏人的“忠”来纠正它。

　　“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好的家就像良医一样，对待千变万化的病状应采取不同的方剂。《吕氏春秋·察今》中有言，“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刀剑在乎的是能否斩断事物，马匹在乎的是能否日行千里，外在的名声并非目的所在。这种变革的思想，不仅被法家奉为圭臬，同样是儒道诸家的重要理论。

　　王学斌：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革故鼎新往往成为一个热烈讨论的话语。前面提到了孔子的时代与董仲舒的时代，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也屡屡呼唤革故鼎新，到了近代更是如此。

　　宋立林：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英雄的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屈服，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求索。在革故鼎新精神的引导下，变法图强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了一次次伟大而艰辛的探索。龚自珍、魏源率先提出“改革”“变古”主张，这时还主要停留在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的阶段。康有为主张“全变”的进化论，即变器、变事、变政、变法，但只言“渐进”，不言“骤变”。孙中山则强调“”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并发起辛亥，武力推翻了清王朝。由于时代及变革者本人综合条件的局限，变革的效果有强有弱，有成有败，然而，当变革的行动交汇连动形成篇章时，则生成磅礴之力，共同推动着中华文明之河奔腾不息，滚滚向前。

　　百年来，中国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革故鼎新的史诗。

　　在新主义时期，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成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社会主义和建设时期，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确立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王学斌：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顾往瞻来，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伟大复兴的目标，同时我们还要时刻回应“世界怎么了，中国怎么办”的百年之问，革故鼎新、化危为机是通向成功的不二利器。

　　宋立林：“天地之化日新”。革故鼎新既是求生存的必然要求，也是谋发展的内在动力。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给人类提出了必须严肃对待的挑战。世界的安全、经济、生命健康等诸多方面皆面临困扰。

　　2018年3月20日，习总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民始终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开发和建设了祖国辽阔秀丽的大好河山，开拓了波涛万顷的辽阔海疆，开垦了物产丰富的广袤粮田，治理了桀骜不驯的千百条大江大河。”

　　习总在多个场合强调革故鼎新的重要价值，要求全党必须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推向深入。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通过革故鼎新不断开辟未来。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忍不拔的定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共同努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面对“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一重大课题作出回答。广大青年需要革故鼎新，勇做改革闯将，开风气之先，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建立功勋。另一方面，国际经济规则同样需要不断革故鼎新，以适应全球增长格局新变化，让责任和能力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