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教士及其创造的中国观

　　19世纪最后十年到1931年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建立在两种强大而又互相矛盾的冲动上。第一种冲动集中在J. A.贺伯逊（J. A. Hobson）所说的上帝与玛门，也即“经济与宗教的合作”上。中国引发了美国的宗教热忱，它要启蒙、重塑这个国家。这是一种“神圣的暴力”，正如清托马斯·胡克在阐释完美的上帝救赎明显不完美的世人时所说的，在这个过程中，上帝把人类从堕落状态提升到让神悦纳的程度。

　　与这一现象类似但又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变化的，是美国人对待中国人的态度。美国人要用他们无边的善良和美德——他们徒般的献身精神和民族使命感——去救赎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一位长老会传教士这样写道:“文明将会让中国人真正认识到人的本质，更好地理解他与别人的关系和他自己的责任，更加明白自己的尊严和命运。”驻北京的美国外交官查尔斯·登比1895年表达了同样的见解，不过他的方式更加直白:“受过教育、讲英语的中国人，变成了一个新人，他开始思考了”。不管以何种方式表达出来，这种情感是一样的，那就是美国将会让中国按照美国的精神、和文化形象来重塑自我。清教的这种既定观念，也就是贺伯逊所说的上帝，打动了很多美国传教士，让他们远渡重洋来到中国。

　　这种宗教观念也让美国人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前景。中国是一片遥远、神秘而又具有吸引力的国土，它在亚洲的财富潜力，即贺伯逊所说的二元对立中的玛门部分，令美国人怦然心动。实业家、制造商、投资商在中国看到了巨大的商机，美国19世纪末因生产能力迅速提高而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有了销售市场。美国政府官员一直担心1890年金融危机的余波会在国内引起，他们在中国看到了解决本国经济、问题的希望。在这里，玛门的威力在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的“门户开放”政策中表现得非常鲜明，海伊担心欧洲列强瓜分中国时美国无暇顾及，失去分享利益的机会，于是在1899—1900年提出了有利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美国并没有使用武力威胁来推动其外交，因为海伊清楚，只要有机会，美国强大的经济基础足以让它和欧洲列强抗衡。

　　美国对中国的第二种冲动与第一种冲动完全不同，但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第一种冲动。第一种冲动集中在宗教和经济方面，第二种冲动则主要体现在恶毒的种族主义上，最终导致1882年设立《排华法案》，此后，中国人很长一段时间被禁止入美。很多美国人鄙视中国人，特别是华工阶层，将他们视为威胁美国人生活方式的低等种族。“”恐慌虽然对美国人来说并不是切近的威胁，但仍然强有力地攫住了他们的心理，惧怕亚洲的扩张会让他们难以控制。那些倾向于同中国进行贸易的美国企业主，被指控为让中国移民大量涌入美国，与美国人争夺工作的机会。美国西部诸州，特别是加利福尼亚政府迫于压力，最终不得不出台一系列的排华法案，这些法案直到1943年才从法律上废除。因此，美国的中国观从教恩抚主义、经济开发热情，再到种族主义的偏见，简而言之，融合了不同的态度、期待和希望，彼此之间甚至完全相反。美国一方面对中国有所图谋，另一方面又驱逐中国人，体现了殖民扩张和国内种族主义、仇外主义之间的明显冲突。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这两种极端的行为不是互相排斥，而是彼此促进的。

　　这两种明显不同的观点主要来自美国在国家治理和文化上的家长制作风，这种作风简单而又固执地认为中国人渴望(或至少希望)变得像美国人那样。美国人以宗教为突破口，寻求让亚洲的异感受到上帝之光，然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到来。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论道:“传教运动旨在实现。”美国人认为中国人一旦在宗教上皈依了，就会理解、喜欢的生活方式。那样的话，就会需要美国的农产品、工业用品和加工产品，直至中国人彻底变成美国式的人民。查尔斯·田贝(Charles Denby)1895年向美国国务卿葛礼山(Gresham)致信说，传教士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上帝的博爱还没有“找到很好的方法教化那些野蛮的民族，让他们信仰教” 。并非只有田贝一个人持这样的看法，充满宗教热情的美国传教士将中国视为有着庞大人口、等待救赎、追寻西方思想理念的一片国土。由于这种看法意味着中国人将成为美国产品的积极消费者，美国的政客和商界首脑也和传教士一样，以充满希望的眼光来看待亚洲人民。

　　最初去中国传播福音的热情一定程度上和德怀特·L.慕迪(Dwight L. Moody)19世纪80年代后期发起的宗教复兴运动有关，这期间在马萨诸塞北田市的一次集会催生了历史上闻名的传教运动——学生海外宣教志愿运动(SVM)。学生海外宣教志愿团是教青年会的一个分支，致力于向世界上不那么幸运的民族传播福音。志愿团的学生满怀信心地奔赴世界各地传播福音，他们乐观地认为他们这一代人可以将福音传遍世界，中国当然包括其中，正如一个传教士所说的，由于没有耶稣的庇护，中国每个月都有一百万人不幸死去。学生海外宣教志愿团的一个重要成员毕得经(Horace Pitkin)这样说:“那时中国是我们的目标，是北斗星，像巨大的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志愿者中有很多是女传教士，她们感到自己有责任、有义务献身于传教事业。[11] 这种传教热情让毕得经和他的教友舍伍德·艾迪(Sherwood Eddy)、卢思义(Henry W. Luce) 深受鼓舞，他们更加自觉地献身于传教事业，心中响彻着“这会推进我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的圣歌。这三位美国清传教士成了那些满怀地要用西方的教模式，来创造一个崭新中国的传教士的杰出代表，尽管毕得经、艾迪和卢思义没有完成他们要教化全世界的宏伟目标，但他们和其他传教士一起创造的中国形象在美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影响。

　　毕得经、艾迪和卢思义三人当中，卢思义作为教长老会的成员，尤其有一种民族自豪感和宗教热情。他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对宗教的热忱这两股力量交织在一起，形成他世界观的核心。1895年在得克萨斯巡游时，他写信给朋友大声疾呼:“中国是一个遥远而伟大的国家，每隔五分钟你就会感到想要重新接受上帝的抚慰” 。

　　卢思义将自己的宗教理念灌输给儿子亨利·鲁宾逊·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甚至在卢斯14岁时离开中国，返回美国到霍奇基斯中学(Hotchkiss School)读书后依然如此。卢思义在1914年11月写给儿子的信中说，欧洲刚刚爆发的世界大战并不说明教在欧洲失败了，“只能说明欧洲不是的信徒了”。后来他又指出，耶稣不仅“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也超越了我们的时代”。耶稣的教义之所以最受人尊崇，不是由于其历史悠久，而是因为它真正具有“永久性、根本性和可实现性” 。

　　像卢思义这样的传教士内心有很多先入之见和期望，这些先入之见和期望不仅影响了他们看待中国的方式，也影响了他们看待自身使命的方式。美国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认为1893年由于美国的边疆停止了拓展，美国笼罩着一种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伤感，但许多美国传教士自然而然地把自己视为美国继续西进，甚至要跨过太平洋的拓荒者，中国是他们新边疆的一部分。有一位到中国来的美国传教士试图将自己国家的拓疆传统传递给下一代，为了让下一代更好地感受到美国边疆的不断拓展，他用竹子建造了一间小屋，尽管孩子们是在远离美国成千上万英里的中国长大的。

　　与此同时，许多来中国的美国传教士看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其庞大的人口预示着中国有巨大的传教潜力。一位女传教士在宣传册中表达了她对中国的热切渴望，她说在世界上所有的异教国家中，中国排在第一位，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着庞大的异教人口等待皈化，另一方面是由于它“在异教国家中是面积最大的”。作家杰拉尔丁·吉尼斯(Geraldine Guiness)进一步强调说，1890年传教事业的新发展，是在近六个月的时间内分发了50多万份《旧约》、《新约》和宗教小册子，这预示着一个教狂潮将会席卷中国。

　　18年之后，约翰·R.莫特(John R. Mott)——当初学生海外宣教志愿团的一位领袖，后来成为教青年会(YMCA)的高层，在英国利物浦遇到他的传教士同行时说，中国正处于“思想变革的浪潮之中”，这场深刻的变革为教传教士提供了空前绝后的大好机会。他认为中国的这种革新状态能够让教设计中国未来几个世纪的蓝图:“愿上帝护佑我们，让思想、精神和影响遍布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可能性已经存在，接受神学教育就意味着多了一把实现他们梦想的钥匙。

　　到中国来的美国传教士，除了怀抱改变中国的理想外，他们在中国的经历还对下一代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孩子被称为“传教士儿童”，其中很多人依然记得他们在中国度过的快乐童年。赛珍珠满怀温情和爱意地回忆起她在中国的成长岁月，她的小说对于促进美国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的浪漫化认识起到了重要作用。亨利·R.卢斯从小在青岛长大，他印象中的青岛“夏天凉爽舒适，有一个百货商店，美国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的许多商品都可以在这里买到，且不时有新货上市”。卢斯写道:“青岛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城市”，“没有其他城市能和它媲美，温柔的细浪轻拂着金色的海滩，这就是1914年之前的青岛”。另一位传教士的女儿不无地回忆起她在中国乡村度过的童年时光:“再没有什么比中国夏夜的山谷更静谧的了……每一座山峦都像一个身披长毛的动物，将头伸出来躺在另一个的身旁。当落日最柔和的余晖照在浅绿色的谷底时，人完全沉浸在大自然的宁静当中了。”

　　但对卢斯和赛珍珠来说，他们从小对美国的认识也是非常重要的。赛珍珠回忆她的父母是如何给她讲述理想化的美国故事的，说美国是“梦幻般的美好国家，那里人丁兴旺，美丽富饶……是播撒天惠的源地”:

　　在我还是个孩子时，父母就告诉我美国有着宁静的乡村街巷，有绿树掩映的大房子，房前有的草坪。体面的绅士、守法的男男和他们那些在学堂里乖巧听话的孩子们，在礼拜天到古老而美丽的教堂去祷告。医生尽职尽责为病人看病，自己医治不了的就送到干净卫生的大医院去。当然没有人患霍乱、痢疾、斑疹伤寒或是死于淋巴腺鼠疫，也没有麻风病人在街上游逛，吓唬行人和店家，更见不到乞丐。

　　亨利·R.卢斯的母亲给他读《圣经》，给他从孩子的角度讲述美国的历史。父亲给他讲自己钟爱、崇拜的美国人，特别是西奥多·罗斯福。实际上，卢斯后来主张阳刚的教的思想，同受西奥多·罗斯福的影响不无关系。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卢斯对美国的热爱“带有父亲影响的明显痕迹”。而卢斯像赛珍珠一样，从小心目中就有一个理想化的、完美的美国:“关于美国我没有任何不愉快的经历……美国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天堂般的国度，机会遍地，自由、公正，你对美国的认识不仅是理想化的，而且带有浪漫色彩——一种影响深远的浪漫幻象。”这种对美国的教化的、理想化的认识，很明显影响了传教士和其他以这种方式思维的人，人口众多且时常处于非常时期的中国，在他们眼里充满了无穷的机会，即便中国的社会现实在发生急剧的变化，他们仍然认为中国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更能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成功之梦。

　　1890—192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动荡，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清朝在1911年被推翻。20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上上演的是军阀混战，和党分别异军突起，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争夺中国的统治权。对美国传教士来说，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是以反教的基调出现的，教是和西方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迫割地赔款等方式控制中国联系在一起的。美国的传教运动不仅受到国外局势的影响，也受到国内因素的制约，响应福音传播号召的美国人越来越少。1920年，约有1731名新的传教士肩负着将教传播到异教国家的使命，登上了驶往外国的航船，另有2783名学生宣誓成为海外宣教志愿团的成员。到了1927年，去往外国的传教士数量降至558人，而1928年仅有252人宣誓加入学生海外宣教志愿团。此外，到了1927年，当初要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将福音传遍世界的理想，已经蜕变成从事传教士职业的三个最不重要的动力之一了。

　　社会进步的召唤仍是吸引传教士的一个因素。这一时期如果说将中国变成教国家的愿望不像原来那样强烈了，至少传播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医疗技术和推动教育的发展仍然能激发起传教士的热忱。但这种从传播福音到改善生活状况的转换是要付出代价的。作为海外宣教的一个主要组织，教青年会发现转换之路上布满了荆棘，这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指出的:“只要教青年会坚持以美国的方式传教，就会募集到大笔资金。”而一旦变换了传教方式，教青年会就发现美国人不愿意再资助这个新的项目了。20世纪20年代末对美国的传教士来说是一个两难时期，传教方式的转换不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在中国，都阻力重重。

　　尽管有这些显而易见的挫折，许多传教士仍然非常乐观。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和对传教士居住区越来越多的袭击，导致传教环境越来越不利，但这一切并没有让诸如威廉·R.约翰逊(William R. Johnson)这样资深的传教士气馁。约翰逊是卫理公会传教士，1906—1942年一直在中国传教，他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身上看到了希望。1927年底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坚持认为新教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即都追求心灵自由，爱国家，向统治者要”。他甚至充满信心地说:“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谁是她的朋友。”他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比新闻报道中宣传的更能给人以希望，而且，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万众一心。他预言由于新教传教士是支持独立的积极力量，他们过去的努力会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回报。

　　但不是所有的传教士都赞同约翰逊的观点，尽管他们的理由并没有将中国人考虑进去。这些唱反调的传教士批评约翰逊过于乐观，说传教士不致力于改善中国人的生活状况，也不履行上帝赋予他们的崇高使命，而是只关心自己是否生活得舒适、安全。周以德说他是怀着帮助中国走向“合作、发展”的愿望来到中国的。周以德是一位医学传教士，曾做过学生海外宣教志愿团的学生自治会主席，后来有位历史学家说他是对中国“最有责任心”的人，利用自己国会议员的身份，支持蒋介石。但在1927年，他给波士顿的威廉·斯特朗(William Strong)牧师写了一封密密麻麻、长达19页的信，对美国新教的传教方式提出了严厉批评。

　　周以德说他对弥漫在传教士当中的“自满自足”感到非常失望，他列举了过去几十年里传教士们犯下的严重错误，尤其是传教士喜欢住在砖结构的房子里，周以德认为这不仅与传教使命不相符，而且导致同中国普通百姓的居住区分割开来。他指出，大多数传教士仅仅满足于在“上班时间”传播福音，而不是住在那些要拯救的人群当中。传教士在中国建造了“一个微型家园”，一个“小小的美国”。在这里他们只关心、忠诚于自己和那些与他们“有着同样血统、讲同一语言、挂同样国旗、属于同一文化的人”。

　　周以德相信当时中国人对传教士的骚扰是精心谋划的，目的是尽可能地吓跑美国人，让他们离开中国。他谴责美国批离开中国的胆小怯懦和所谓合理的辩解。有些传教士认为虽然他们毫无私心地为中国人服务了那么长时间，中国人却背叛了他们。对此说法周以德不能容忍。他诘问道，你怎能期待中国人对这样一群外国人保持忠诚:他们在过去35年的时间里，“充满优越感、享有特权、居高临下地恩赐、强迫割地赔款、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将外国的国旗插在中国的教堂等不一而足”，这是不合情理的。周以德总结说:新教传教士虽然一再强调他们去中国传教、待在中国的理由，但在他看来，这些统统都站不住脚。他们满足于过自己舒适的生活，只要有一丁点儿的不舒适出现，不管是心理上的还是物质上的，就匆匆忙忙地打起铺盖卷，到外国租界里寻求庇护。

　　即使有些传教士继续留在中国，周以德说他们这样做更多地是出于自身的考虑，而不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教。由于躲在他们砖砌的房子里，对中国信徒不尽职尽责，一心要过他们在美国过的那种生活，美国的新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失败了。周以德指出，相比之下，新教的对手——天主教传教士则取得了很大成功，这部分是因为天主教传教士宣誓过独身生活，这让他们适应了中国乡村严酷的生活，免除了他们对安全的担忧，也不去幻想家庭生活的舒适。周以德清楚供养家庭的牵引力能够和传教事业相妥协，他坦率地承认他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但他认为如果新教传教士没有天主教传教士那样的责任感，仍然不会取得很大成就。周以德后来评价20世纪40年代的失败时，同样认为美国人缺乏责任感是原因之一，美国人缺乏责任感是他一以贯之的重要观点，他说只有美国人，尤其是新教传教士，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事业中去，情况才有可能发生逆转。

　　从根本上来说，让周以德感到失望的是美国人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机会:新教传教士的目标和他们实际上在中国的所作所为相差太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传教士在美国国内的影响却十分显著，事实上，有两任国务卿持证据证明，传教士的在华活动滋养了美国对中国的感伤情绪和浪漫认识。

　　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是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总统时代的国务卿，他描述了20世纪初美国帮助中国的热情:“我们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城镇不成立协会为中国捐款捐物，没有人不忧虑那些在遥远、恶劣的环境中，在上帝赐予的充满异域情调的葡萄园中辛勤劳作的中国下层人，没有人不去听传教士鼓舞人心的演讲”。艾奇逊明确指出了美国对中国的商业兴趣与传教士意图之间的关联，在传教士“启迪中国人的心智、医治中国人的疾病、拯救异中国人的灵魂”的背后，是美国的“飞剪船”“争先恐后地驶向东方……目的是同中国做生意赚取利润”。艾奇逊的继任者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1951年在纪念“华美协进社”成立25周年的招待会上致辞，指出同情“而不是物质主义……是中美关系的本质”，中美之间的接触更多是“文化和精神上的，其中传教士是不可忽视的联结者”。

　　于是，上帝和玛门作为自由发展主义意识的一部分，在恩抚的辞令下，制造了美国对中国态度的基本前提。美国能帮助中国进入现代世界，当然，这个现代世界是一个“美国世纪”。不管艾奇逊和杜勒斯是真心赞同传教士“启迪中国人心智”的目的，还是更看重隐藏在其背后的同中国进行商业贸易的意图，他们都意识到了上帝和玛门这两者的强大力量。作为公众关注的人物，他们似乎佐证了美国长期以来对待中国的态度，即将中国作为一个需要美国帮助的国家。

　　但如果说艾奇逊和杜勒斯都不相信中美关系就这么简单的话，那么，有许多人，不光是传教士，愿意相信这一点，他们把向下一代美国人宣传自己的思想作为既定的任务。在这方面做得最成功的是卢思义的儿子亨利·R.卢斯。卢思义最初成为一个成功的传教士是因为他有着出色的资金募集能力，亨利·R.卢斯像父亲一样，发现自己同样有经商的才能，但与父亲不同的是，他在俗世取得了更大的成就:是新闻而不是宗教成了他的使命。他在传教方面对中国的重要性，是由于他在新闻界作为一名商人，获得了赫赫声名。而且卢斯不仅仅做生意赚钱，正如他的一位雇员所说:他是20世纪“杰出的编辑天才”，尽管这一评价值得商榷，但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新教传教士呼吁美国人援助中国，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利用周日集会，鼓动美国人为美国在中国的事业募捐，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在20世纪40年代，亨利·R.卢斯通过一期《生活》杂志，就能比前辈传教士半个多世纪的宣传更能打动美国人的心。正是因为亨利·R.卢斯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国最终会成为一个教的、的国家，他才将自己的经商智慧和对新闻的理解结合起来，制造了一种美国关于中国的最重要的、最影响深远的幻象。

　　本文选编自《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注释从略。推文来自“勿食我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