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什么是中日传统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2022年6月26日下午，葛兆光教授在第十一届“亚洲艺术、宗教与历史研究”夏季研修班讲授《什么是中日传统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课程的开始，葛教授回忆起2020年在东京访学时与学者渡边浩的闲谈，渡边浩教授有一个有趣的说法：明治维新表面上是追求西方化和现代化，实际上也是走向中国化和古代化。这引发了葛教授有关中日传统文化比较的问题意识。

　　第一，明治以前日本传统的文化和中国不一样，古代中国是皇帝一人独大的体制，加上朝廷直接控制的郡县制。而日本中世以后是中央权力（天皇与幕府）双重结构，和（天皇、将军、大名）重层体制，即封建制。故有学者将明治维新戏称为“中国化”。

　　第二，既然中国化是明治日本“走向近（现）代”的制度基础，那么，为什么在同样的制度下，日本明治维新后走向了现代化，而中国原来就有这种制度，却不能顺利完成现代化转型？

　　第三，原来所谓“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日本，在传统文化上和中国并不一样，那么其差异究竟在何处，是结构性的还是根本性的差异?

　　聚焦中日两国最高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中国自汤武之后，便经常改朝换代，日本则是万世一系。中国古代虽然强调皇帝的地位，但偏偏画蛇添足，认为皇位应有德者居之，统治者失德就可以。其理论基础来自《孟子》。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是皇权的神圣重要，还是有德者居之更重要？中国古代君臣之间，对此有过不少争论。但这个观念并未在日本生根，天皇并不需要以德配天。

　　在这个问题上，中日之间主要有三个差异，第一是皇帝或天皇的合法性来源。中国皇帝号称“天子”，虽然也讲“天授神权”，但必须是权力、宗教神圣、知识真理集于一身的。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其合法性的来源是血缘、神话、神器。日本学习了中国嫡长子继承制，血缘继承稳定且神圣的。试图废掉天皇的人会被严厉惩罚。表面上看，中国皇帝与日本天皇并无不同，中国皇帝颁布诏书自称“奉天承运皇帝”，日本天皇颁布诏书自称“明神御宇天皇”，但实际上有相当大的区别。《平家物语》中记载承久之乱中后鸟羽上皇“御谋反”，随后镰仓幕府成立，日本进入公家与武家对立的年代。虽然武家掌握了所有的实权，对天皇依然尊敬。这造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尤其在时代发生变换之时：谁才是真的神？从幕末到明治之间的种种都表明，权力可以在天皇与将军之间移动，某一极出现问题，另一极可以及时替补。这造成了丸山真男在《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中提到的“无责任体系”的现象。

　　差异二是忠诚观的不同。丸山真男在《忠诚与反叛》中指出，日本的忠诚观是多样的，其叛逆观也是复杂的，《忠臣藏》的故事体现了这一点。中国对君主与父亲的忠诚是绝对的。对皇帝和父亲不可背叛，皇权是绝对的、唯一的、单线的，所以中国有正统与异端之争，有忠孝之争，还有遗民的现象出现。这些内容在日本都不是绝对的，而日本人的忠诚观在中国人看来是在纠结小是小非。如西乡隆盛，在中国难以得到很高的历史评价，在日本却依然可被视作英雄人物。

　　差异之三是对与改良的选择不同。中国皇帝的权力远大于日本天皇，是“绝对性的集权”，君主即是朝廷，朝廷即是国家。若要变革，必须改朝换代，大多改朝换代也伴随着腥风血雨。将合法性放在一家一姓上，决定了求变必须改朝换代。清朝晚期被看作是在“保大清不保中国”，故而中国可以推翻君主，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其中存在着汤武的历史基因。日本没有绝对的权力，故而没有的必要。日本王权的所谓“双重体制（朝廷与幕府）”或“重层结构（天皇、将军、大名）“使得无人可以绝对和全面垄断权力。因此，权力可以并存及移动，“公武”可以“并立”，也可以“合体”，王政可以“复古”或“归还”。也正是如此，“虚君共和”的蓝图在战后的日本得以实现。“黑船事件”直到明治维新的历史过程，也是天皇、幕府与大名之间的平衡与博弈。在尊王与攘夷之间，文化的复杂取向得以展现出来。

　　到江户时代，日本的学者开始关注汤武的意义。他们主要探讨了四个问题，第一，日本能不能彻底改朝换代，进行易姓，不再万世一系？第二，幕府将军能不能废除天皇，自己当真正的“日本国王”或“日本皇帝”？第三，废除或取代天皇，会不会涉及伦理上的“忠诚”或“叛逆”，历史将如何评价？第四，若有人取代天皇，日本的贵族与地方豪强能够容忍和接受吗？这在日本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

　　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来探讨中日的不同。葛教授再次举了“忠臣藏”的例子，说明了日本的藩主与武士之间的关系是极为牢靠的，在日本的结构中，地方的权力非常大。自大化改新之后，学界普遍认为日本引进了唐朝的律令制，但实际上，日本形成了上的双重体制与重层结构。所谓“双重体制”，即自从日本古代国家形成之时，天皇就不是可以垄断全部神圣性与绝对性的“普遍王权”（universal kingship）。公家之外，世袭贵族或后来的幕府将军、宗教势力始终以不同形式分享与文化权力。所谓“重层结构”，是指尽管天皇是“神”，幕府是“国王/大君/将军”，但日本的地方首领始终很有权势，而且是世袭的，即“封建制”。这种“封建制”，贯穿了整个日本历史。

　　中国自秦以后，这样的情况就不存在了。郡县制、察举制与科举制提供了官僚、去地方军事化，到晚清出现淮军湘军，才出现了变化。帝国的权力如水银泄地，地方都是中央的延伸。古代中国的改革也基本都是向中央集权的方向改革。日本天皇像东周的共主，没有任何实际权力。即便是将军，也不能完全控制地方，这一点和欧洲类似。西嶋定生认为，律令制是东亚文化圈的共性之一，但隋唐的律令制在日本“受容”的同时发生了“变容”，从一开始，地方贵族在当地的支配权就是受到皇室承认的。所以，中国的郡县制与日本的封建制使得两国走向了不同的道路。

　　郡县制对中国的影响深远，形成了传统中国文化的特色。第一，中央政府直接任命各级官员，对地方财政税收和法律制度进行管理；第二，统一国家有同一性的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他们推行的伦理和道德风俗，逐渐消除各地的伦理与文化差异；第三，由于地方的“去军事化”，来自地方官员的反叛或者改革往往很难成功，颠覆和改变往往仍然是自上而下。

　　在皇权是否下县这个问题上，葛教授认为皇权是下县的。从出土秦简来看，帝制国家对地方的控制极为深入，中国古代的文化一直以来也是阳儒阴法，总体趋势是对地方控制越来越细密的。尤其是宋明这两个汉族王朝，士大夫推进社会伦理道德风俗同一化，更是影响到了每一个人，这正是科举制与帝国官僚的作用。

　　古代与中世日本有畿内政权和摄关，还有“藤、源、橘、平”等贵族与天皇分权，无论是天皇亦或是将军，都必须妥协。日本始终没有科举制度，地方管理者的选拔也不是委派的而是世袭制的，各地有很有力的藩主，不仅拥有众多武士作为武装力量，还拥有相对独立的行政、司法和财政权，他们代替朝廷或者幕府直接掌控着地方的民众。江户幕府时期，地方大名又分为亲藩、谱代与外样，无法做到对地方整齐划一的统治，尤其是外样大名的实力相当强大。江户时期，日本学者已经在讨论郡县与封建的问题，太宰春台、赖山阳、荻生徂徕、古贺侗庵，直到福泽谕吉，他们都认为日本的分权是适合其国情的，福泽谕吉更是认为日本的分权是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政教关系的角度论述中日两国的不同。葛教授从织田信长火烧延历寺说起，之所以要武力进攻宗教势力，正是因为宗教已经成为国家统一的障碍，延历寺与石山本愿寺都有强大的武装与军事盟友。日本佛教自最澄与空海之后，逐渐形成了显密体制，成为可以与公家、武家并立的“寺家”。之所以有这样的势力，其一在宗教本身对心灵的控制，其二在于公家武家对宗教的容忍乃至支持，其三在于日本的佛教和神道有巨大的经济实力。尤为重要的是，日本的佛教与贵族之间联系极为紧密。日本佛教中的“院”主来自天皇、关白等贵族，是世袭的，相当于把世俗世界中的权力结构带到宗教体系内，这些宗教势力本身就是贵族。

　　中国的宗教是屈服于的，虽然有慧远法师的《沙门不敬王者论》挑战皇权，但随即被世俗权力压制。唐代显庆二年（657），朝廷规定宗必须礼拜王者，而父母君主不用礼拜僧尼，宗教必须服从。唐玄宗天宝五年（746），朝廷宣布要求僧尼道士也如同编户齐民，接受管理。所以，中国宗教不可能是“权门”只能是“方外”。

　　日本的宗教得以成为权门，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日本的皇族与贵族可以成为僧侣领袖。第二，日本的习合、显密交错与“镇护国家”传统，带有出世的特征。第三，日本特有的檀家制度与本末寺制，是佛教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关键，所有的日本人都是某一寺庙的信众，宗教是与个人密切联系。第四，日本僧侣参与国家外交与文化事务。如遣唐使、遣明使等。外交所用的船只也都属于寺庙，外交文书也是僧侣起草。中国的佛教与道教无法参与国家的外交。

　　在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欧洲、日本与中国的宗教扮演的角色也是不同的。欧洲开始走出中世纪，形成现代国际秩序，可以理解为世俗王权摆脱神圣教权的激烈历程，其结果是“民治”。明治日本在排除佛教的前提下，借助本土神道重新塑造王权的神圣性，建立集权国家，以推动现代化转型。日本的宗教在步入近代后，依然有强大的影响力，其结果是“神治”。在中国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佛教与道教是一个不必考虑的因素，宗教既不是推动维新的助力，也不是阻挡变革的障碍，依然是“德治”。

　　最后，葛教授总结：在伦理、中央与地方关系与政教关系上，中国和日本都有很大区别，这种区别来自于两国传统。不要以为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其历史就是相似的。作为历史学者，应该看到中国日本有相当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影响了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不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