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电影》 想象力、科学性与人文关怀——对国产科幻电影创作的思考（下）

　　2000年，荷兰科学家克鲁岑(Paul Jozef Crutzen)提出了“人类世”(Anthropocene)的概念，“明确指出地球已经结束了长达11700多年的‘全新世’(Holocene)，进入了人类世”。 (60) “人类世”意味着“人类对地球的影响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临界点”，“人类已经成了地质运动的主要力量，并开始成为影响地球生态、决定自身生存的核心因素”， (61) 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克鲁岑倾向于把1784年蒸汽机的发明视为“人类世”的滥觞。 (62) 另一种倾向则认为，应当以爆炸和全球变暖问题日益严重为特征的20世纪中期为“人类世”的起点，以标志人类对地球全面影响的开始。 (63)

　　在“人类世”的背景下，科幻艺术作品的现代化叙事发生了转变，人类对现今世界的发展模式越来越充满忧虑。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扭转了“科学缔造乌托邦”的未来憧憬，科幻作品需要“扮演的另外一个重要角色就是科幻的反科学性”，即“对科学神话的质询，对现代性、现代计划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 (64) 科幻作品原本面向未来的创作方式也开始指向当下。其实，科幻创作中的灾难叙事一直都是关照当下人类焦虑的。越来越多的科幻电影强调被科学技术引导的未来遍布危机，“弗兰肯斯坦”式的科学怪人形象屡屡出现在科幻电影创作中，昭示着疯狂的科学行为会带来毁灭世界的“末日危机”。

　　科幻小说作家韩松认为，科幻就是“一种‘现代隐喻’，是作为‘结构寓言’的‘技术时代的神话’”，“是一种‘有力地批评社会并促进社会发展的方式’”。 (65) 文化学者戴锦华指出：“科幻的设定打破了唯物主义的物理限定、我们的身体和知识的限定，在这些限定之外，科幻在思考宇宙、地球、人类、生命的整体及其意义。我们反省现代性的时候，怎么对人类中心主义保持觉醒，怎么实现对人类自身的自我提示，又如何再度学会面对自然、宇宙和星空的时候，所必须的谦卑。” (66)

　　我国科幻电影的创作数量不多，却不乏有价值的精品。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有两部科幻电影已经开始探讨科技背景下的人性危机。1987年，黄建新导演的影片《错位》从视听语言到主题思索，均秉承了80年代的探索精神，思考了人工智能为生活带来便捷之余所带来的反噬效果，同时借用了“一个荒诞的科幻概念，揭露了改革开放头十年中，因为社会体制与思想观念的颠覆性改变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 (67) 1988年的《合》则探讨了在脑科学业已高度发达的医学背景下，两个不相干的人可以通过“换脑”来延续生命，但是，“合”的“身份认同”和生命伦理问题却令人深思。类似的超前思索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关注。现在看来，两部影片的科幻叙事弱化了对科学逻辑的演绎、推论与思辨。其关于科技发展对人与社会的异化与改造的深刻探讨，却应和了当代科幻的重要母题，将之应用于现代性的批判创作中，完成了对人之价值的反思。

　　科幻电影的核心价值最终是科技不断进步背景下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思索。詹姆斯·卡梅隆说：“科幻绝不仅是怪物和火箭飞船，科幻总是直指人心，”“理解一代又一代科幻创作者留给我们的那些叹为观止的杰作，是我们这个物种向着掌控自己命运的方向前进的一个阶梯。” (68) 笔者认为，在“人类世”理论背景之下，我们一方面需要“科幻现实主义”与“反科学”主题的科幻作品来聚焦现世和末世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问题，质询科学神话、警示人类，并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来思考地球和未来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仍然也需要建构一种彰显“科学精神”和“人性乌托邦”的作品，来引领人类去完成“末日救赎”。

　　追本溯源，科幻小说脱胎于乌托邦小说。人类超越现实困境与死亡宿命、建构一个美好未来成为最初的乌托邦。从这个意义上说，《星际穿越》与众不同的创意点不仅仅在于对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理论的精巧运用，更在于其回归人伦情感的主题设置。中国月球探测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院士评价《星际穿越》“是一场科学的飨宴，更是一场关于人类命运的探寻”。 (69) 有网友感叹道：“我想给100颗星，这可能是我至今看过最令我震撼的电影了。到电影结束时候还不断流泪，奇迹不是因为有上帝，也不是有什么不可知的某种力量，正是我们自己。” (70) 《流浪地球》的成功是“文明转型、科幻想象力、电影工业体系及其技术水平、能力、综合实力、国力合力形成的一个结果”。 (71) 影片中彰显了人的力量之伟大。毕竟，人类的未来需要人类自身去改造。

　　除了在影片中渗透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有价值思索，并张扬人性力量，去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科幻电影还要承担起一个重要使命——科学文化的营造。对于当下中国而言，培养科学思维、激发科学精神想必也是《意见》出台的更深层意图。海德格尔(Heidegger)认为“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 (72) 是塑造现代性的根本力量。 (73) 在科学史研究中有个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博士曾在20世纪末提出：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

　　李约瑟指出：“道家对自然界的推究和洞察完全可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家媲美，而且成为整个中国科学的基础。” (74) 明代《正统道藏》《续道藏》《藏外道书》等道教典籍中谈论的自然科学知识涉及化学、物理学、数学、天文学、地理学、进化论、冶炼学、建筑学、医学、养生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且塑造了许多掌握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因而能征服自然、驾御命运、趟水蹈火的超人形象。西方科幻小说中塑造的超人、巨人早在公元三世纪甚至更早的中国就已经出现。 (75) 李约瑟认为，道家发展了科学态度的许多最重要的特点，因而对中国科学史有着头等重要的作用。 (76) 然而，中国本土道教将“想象发挥到了极致，又节制以科学理性的生命观念”，最终导向的却是“创造了几千年的神仙信仰文化”， (77) 重在“以玄想存神的方式体道修仙”， (78) 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影响深远，却并未由此衍生出强调“理性与实证”，引领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科学。

　　“李约瑟难题”促使我们必须去反思中国科技史乃至社会史的发展，将中华科技文明放在世界文明的整体框架下去进行考察。“李约瑟难题”之所以成为难题，究其根本，是因为没有科学精神支撑的原创科学理论与科学体系去溯本求源，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科技因而难于传承，更不用说可持续发展。 (79) 知名学者吴国盛曾尖锐地指出，我们的文化中缺少“对科学、真理和创造的支持”。整个近代史和现代化转型中，我们所强调的科学，“很少单纯地是为了追求真理、展现个人创造力、好奇宇宙的奥秘，我们更多的会从一种功利角度、实用角度来看待科学”，而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对科学、对基础研究、对创造性文化的看法”，“从长远来看，中华民族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培育起我们的科学文化”，唤起民众“对真理的热爱，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因为“这才是驱动科技创新的源头所在”。 (80)

　　相对于前文所倡导的创作者应具备的科学素养、科学精神，《意见》提出要“把握科技前沿、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家精神，推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是基于更广泛意义上的，面对普通观众的科学文化建构机制。因此，与《意见》中所倡导的“各级科技馆、科学馆、工业博物馆、青少年宫、文化主题公园”的科普文化机构一道，组建“科普放映联盟”，借助科幻电影的蓬勃发展，树立民众对科学精神的尊崇、对人文关怀的思考、塑造良性的科学文化氛围，乃是当务之急。

　　詹姆斯·卡梅隆认为，拍摄科幻电影“是一场竞赛，是在我们的进步、使我们变得更好，与我们自身的进化、心灵和精神的进化之间的竞赛”。 (81) 科幻作家陈楸帆坦言：“我们需要通过幻想去挣脱现实的枷锁，去找到属于每一个人的崭新道路，去探索在未来技术下人性的尺度，去讲述一个个属于数字时代的人类共同体神话。唯有如此，作为一个整体的我们才得以保持好奇、继续成长，而不是垂垂老去。” (82) 从太空俯瞰地球，这个蓝色星球正因为生命的欣欣向荣而焕发勃勃生机。《星际穿越》在太空为人类找到了适宜的居住地，《流浪地球》也演绎了全人类团结的英雄主义壮举。这些影片都力图向观众证明，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人类高贵的情感与智慧理应导向更美好、更有希望的未来。

　　《2001：太空漫游》是科幻电影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影片。卡梅隆、诺兰、斯皮尔伯格都曾讲述过《2001：太空漫游》给他们的心灵带来的震撼。斯皮尔伯格自言，那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让他“产生出了一种宗教体验感的观影经历”。卡梅隆在影院中看了18遍，而诺兰第一次在影院观看时就“惊呆了”。他认为任何一部科幻电影，都可以说是在与《2001：太空漫游》对线) 相信对于中国观众来讲，《流浪地球》的意义也在于会启迪一代人的心灵，并引领更多电影人走向科幻电影的创作之路，因为“科幻元年不是一部电影出现的结果，要有一部又一部科幻片的出现，并且确立这个原型，科幻元年才有意义”。 (84)

　　(60)Crutzen P J. Geology of Mankind. Nature , 2002(6867):23-23.转引自付昌义、张洁《人类世视野下的中国科幻文学》，《科普创作》2020年第2期，第18页。约翰·R.麦克尼尔(John R.McNeil)通过谷歌搜索发现，“人类世”一词最早出现于1958年，但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并没有关注和研究这个词的内涵。见[美]约翰·R.麦克尼尔《人类世与18世纪》，续娜译，《全球史评论》2018年第1期，第3—17、278页。另有学者研究发现，1922年，苏联地质学家巴普洛夫(Aleksei Pavlov)就用“Anthropocene”描述他所界定的人类物种近16万年的发展进化史。20世纪80年代，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尤金·斯托默(Eugene Stoermer)提出“人类世”概念，内涵基本一致，但并未引起学界重视。见姜礼福《“人类世”概念考辨：从地质学到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建构》，《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第124—134页。

　　(63)滕菲《人类世的到来与生态现代主义的后自然思想》，《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第106—115、170页。

　　(64)(66)戴锦华《遗骸、幻境或未来之乡——当代科幻的位置》，《文艺报》2019年11月18日。

　　(65)韩松《2066年之西行漫记》，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2页。

　　(67)李钰辰《从〈错位〉科幻电影的早期探索》，《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18页。

　　(71)饶曙光《〈流浪地球〉与“共同体美学”》，《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2月20日。

　　(72)[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存在哲学》，孙周兴等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版，第256页。

　　(75)蒋振华《想象与理性——中国道教文学及其思想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总论第2页。

　　(79)张亚旭《卷首语:李约瑟难题&科学精神》，《可编程与工业自动化》2014年第8期，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