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喜欢一个人静静的坐着，伴着春的温柔，享受着独处的风景，陪伴着寂寞与孤独，淡淡的看着浮华烟云，随着那飘逝的灵魂一点一点的迷失在一片迷茫的思绪里。

作者/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文献与文化遗产管理部主任，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管理委员会常委 程焕文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古籍和特藏工作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巍巍然蔚为南国历史文献收藏、整理、保护和研究之重镇，令海内外瞩目和羡慕。回顾近二十年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与特藏工作，有艰难困苦，更有美好记忆，的确有许多值得书写之处。

1998年，学校任命我担任图书馆馆长时恰逢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进入热潮时期，中国四大骨干网之一的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正在全面铺开建设，标志着中国高校图书馆迈入网络化、数字化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刚刚启动，全国上下都沉浸在数字图书馆的美好憧憬之中。我上任后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全面巡查图书馆，每个旮旯都不放过，感受最深的不是图书馆在自动化和网络化方面与时代发展有多大差距，而是馆舍条件过于简陋，所有书库都没有空调设备，藏书长期处在自然状态下，一年四季任凭气温变化潮气侵袭，老化、霉变和虫害十分严重，全馆仅有的几台单体空调机装在了电脑机房，机器比人和书更重要、更需要空调的情形深深地触痛了我这个爱书者。在巡查民国书库时，看到大量泛黄的书籍报刊已经脆化，不能触碰，令人惊心动魄；眼见大量古籍被虫蛀得像筛子一样，又因长期遭受潮气侵袭而粘连以致难以揭开，我心如刀绞；特别是在巡查善本书库时，看到 1927年顾颉刚先生从江浙采购的 3万多件碑帖拓片堆放在几个大书柜内，70年来无人整理，还有半书柜的碑帖拓片因为在抗战迁徙各地途中被雨淋过后早已霉变板结，成为一块又一块难以揭开的黑砖头，伤心的泪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深感愧对先人，愧对历史，愧对文化！如果再不有所作为，那么，作为一馆之长，我不仅对不起前人，而且也对不起后人。一种油然而生的历史责任感腾然升起，由此开启了我二十年来始终把古籍工作作为图书馆工作重中之重的历程。

那时，各高校的经费普遍拮据，一个学校的年度经费预算达到两个亿就很不错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原有的年度经费预算不过 150万人民币，因为我起初不乐意接受学校的馆长任命，在我接受任命后，学校为了安抚我，在学校经费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仍然将图书馆的年度经费预算增加到了 350万元。但是，即使如此，图书馆的经费仍然是捉襟见肘，只能维持教学所需文献的采购，根本无法再有所作为。我似乎又陷入了与各位前任馆长一样想作为而无法作为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之中。好在我出任图书馆馆长时年仅 37岁，血气正旺，匪气十足，想做点事就一定会想办法做成，否则不会死心。

2000年，在美国岭南基金会主席牟锐（Douglas P. Murray）博士率董事会成员来中山大学例行访问时，我几乎是声泪俱下地陈述抢救和整理馆藏碑帖拓片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用个人的历史情感和文化情怀深深地打动了基金会的各位董事。于是，美国岭南基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同意捐款15万美元支持图书馆的碑帖拓片抢救与整理工作计划。那时，一美元可兑换八块多人民币，解付兑换后我获得了100多万人民币的专项经费支持，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大致相当于图书馆一年经费预算的一半。有了这笔美国捐赠款，我自然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点自己想做的事。事实上，这笔捐赠款在近二十年间一直发挥着种子基金的作用，不少人认为我很有气魄，敢于高薪聘请已退休的校外专家到校任职，其实是这笔活钱在帮我壮胆和撑腰，后来又通过其他渠道不断往这个经费池灌水，涓涓细流迄今尚未枯竭。

我始终认为图书馆，特别是研究型图书馆，最重要的是文献资源建设。没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图书馆的一切工作都会是无米之炊、无水之源，再漂亮的服务口号和措施都是水中月镜中花。在文献的采访工作中，一般图书的采购通常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有了经费，依照三目画钩选书即是。可是，历史文献的采购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很多时候还是可遇不可求。因此，访书特别重要，一个馆长如果不懂得访书，那么这样的馆长基本上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采访采访，既要采更要有访，只采不访，要想做好文献资源建设简直是痴心妄想。因此，我始终认为：采购图书是采编部的事，访求图书是馆长的事。

一个好的大学图书馆，特别是好的研究型大学图书馆，必然要有深厚的文献积累，可以说，历史文献的积累有多厚，学术资源的平台就有多高，学校文化的底蕴就有多深。因此，近二十年来，我一直不遗余力地开展历史文献的收集，通过募集、捐赠和采购，先后建立了多个系列的学术文化专藏：

一是学术大师专藏。起初，图书馆仅有陈寅恪教授藏书一个专藏，后来陆续增加了商衍鎏探花商承祚教授藏书、梁方仲教授藏书、戴镏龄教授藏书、金应熙教授藏书、李新魁教授藏书、安志敏先生藏书、端木正教授藏书、叶汝贤教授藏书、吴宏聪教授藏书、李锦全教授藏书等，累计访求个人捐赠藏书超过20万册（件）。

二是民间历史文献。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图书固然重要，但大多数是传世的文献资料，与殷墟甲骨、吐鲁番文书、内阁大库档案等一手学术资料相比较，往往相形见绌。学术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手资料的占有。徽州文书号称是继殷墟甲骨、敦煌遗书、秦汉简策和内阁档案之后20世纪中国文献的第五大发现，其国内最早研究者为中山大学梁方仲教授，向为中山大学的学术研究重点，徽州文书的收集自然成为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重点工作之一。近十年来我和同事经常深入黄山市搜求，已累计购买徽州文书39万余册（件），约占全球已知徽州文书收藏总量的三分之一。贵州水族的水书亦是中山大学教授在抗战西迁云南时所发现并最早开展研究的，学校人类学系在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设有水书研究基地，我亦曾深入黔南，累计从民间收购水书1000余册，我馆成为贵州以外水书收藏较多的单位之一。此外，侨批是广东的地方特色民间文献和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资料，图书馆亦购买过数千件。

三是外文文献特藏。中国图书馆界的外文文献收藏向来稀少，有外文古籍特藏的图书馆更是凤毛麟角，这乃是中国图书馆与欧美图书馆的重大差别之一，也是中国图书馆的文献收藏缺乏多样性和国际性的表现。每次造访欧美图书馆，看到琳琅满目的珍贵中华古籍特藏，我就会幻想有朝一日中国的图书馆也能有大量的外国古籍特藏。为此，我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建立起了中山大学的外文文献特藏，包括美国哈佛大学整体捐赠的喜乐斯藏书（约15万册19—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英文图书）、美国友人捐赠的陈纶绪藏书（约3万册10多种外文的明史和人文社会科学图书）、美国加州大学捐赠的UCLA藏书（约10万册英文图书），通过专项经费从奥地利采购的马恩列斯毛和孙中山手稿特藏（20余件）、从美国采购的埃塞俄比亚古抄本（110余卷册18—20世纪初埃塞俄比亚古文字手抄羊皮书卷）、从英国采购的英国文学专藏（可能是亚洲最好的英国文学专藏），以及从美国采购的西文、印刷史和图书史特藏（约5000册欧洲多文种图书，其中包含近10种16—18世纪古本）等，累计30多万册（件）。

四是碑帖字画器物。近二十年来，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一批碑帖字画器物，包括邹永、邹芳、邹达捐赠邹鲁校长与夫人赵淑嘉信札字画（约500件），黄海章教授捐赠书画扇面（约300件明清和民国书画扇面），商承祚教授捐赠个人印章（约250方）和甲骨、青铜器、古墨、古纸等文物（约100件），购买画家曹赞创作的中山大学历史油画（文明路校园、石牌校园、抗战时期迁徙澄江坪石三个系列约200幅），与丹霞山管委会合作捶拓丹霞山石刻拓片（近500件）等。

五是石刻造像墓碑。我通过挖掘中国第一个基督教传教士梁发的墓碑线索，从康乐校园废弃的旧构筑物内发现和收回了20世纪30年代学校从北京琉璃厂购买，在文革时期封存其后一直无人知晓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石刻、墓碑和佛教造像近20件。

二十年间，在我的馆长任期内，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古籍特藏增加了100多万册件，可以称得上是无法复制的奇迹，我倍感自豪。这些学术文化专藏的建设为中山大学的学术研究构筑了深厚宽广的学术资源平台，在未来将持续嘉惠学人，福泽学林。

得人才者得天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古籍工作人才的匮乏一直是困扰图书馆古籍工作发展的瓶颈问题。在我接任图书馆馆长时，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古籍工作人员正处于严重不足的时候，颇有几分老牛拉破车的味道，工作毫无生气，远远不能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采取非常措施，全面建设古籍工作人才队伍。

一是高薪外聘资深古籍专家。自2002年起开始在国内外寻访退休的古籍专家，先后聘请辽宁省图书馆古籍编目专家韩锡铎先生、上海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潘美娣女士、故宫博物院碑帖鉴定专家施安昌先生、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古籍整理专家沈津先生等陆续到馆任职，短者任职三五年，长者任职十余年，以传帮带的方式培养一代新人。

二是大力招聘博硕士毕业生。1998年我担任图书馆馆长时，全馆只有两位硕士毕业生，一位在采编部，一位在参考咨询部，本科毕业生只一二十个，大多为专科生和工人，古籍部的人员学历结构自不待言。通过与学校多方沟通，陆续招聘了一批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图书馆学等专业的毕业生，包括陈莉博士、倪莉博士、王蕾博士、李福标博士、蒋文仙博士、丁春华博士、张琦博士、肖卓硕士、张梅芳硕士、李卓硕士、谢小燕硕士、韩宇硕士等，从事古籍碑帖的整理和数字化工作，建立了一支三十余人的古籍整理与服务青年专业人才队伍。与此同时，于2001年派遣副馆长林明博士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The Universityof Texas at Austin）信息学院文献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访问进修一年，为组建古籍修复人才队伍做前期准备。在特聘专家潘美娣女士到职后，从馆内抽调肖晓梅等馆员专职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并以特殊专业技术人才的方式从社会招聘字画修复师李景文入职，从南京市莫愁中等专业学校古籍修复专业招聘中专毕业生若干名，组建了最初的古籍修复人才队伍。在过去的古籍修复圈内一直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古籍修复留不住高学历的人才，因此在选才时眼光时常向下，认为学历低点的人员更稳定更可靠，因此导致古籍修复人才的学历相对较低。

我虽然能够以一己之力撬动学校的权力资源以特殊专业技术人才的方式招聘一批低学历的古籍修复人才，但是，学校的人事制度摆在那里，工资水准和职务晋升同样障碍重重，总是突破人事制度的规定也不是长久之计，毕竟大学有大学的规矩，不能天天不按常理出牌。于是，我决意动员有文史背景的高学历馆员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其后张珊珊硕士、邱蔚晴硕士等陆续加入古籍修复人才团队，这大概也开创了我国图书馆界硕士毕业生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先例。如今，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人才队伍具备博士、硕士、学士等多个学历层次，具有从事古籍修复、古籍修复技复传承和文献保护保存研究与教学的能力，前途光明而远大。

500平方米的古籍修复室，不知不觉中展现了先行一步的广东改革开放特色，由此奠定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全国高校图书馆古籍修复和保护领域的领先地位。2009年文化部公布首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名单，中山大学图书馆是全国 12个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中唯一一个设立在高校的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其后，中山大学图书馆又先后被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确定为国家级古籍修复人才培训基地和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中心中山大学图书馆传习所。在全国屈指可数的古籍修复传习导师中，中山大学图书馆拥有潘美娣与林明两位传习导师和肖晓梅传习助理。

潘美娣女士自2003年受聘服务中山大学图书馆，担任古籍修复特聘专家。左起：庄秀芬、程焕文、潘美娣、赵燕群、谭祥金、王红蕾、林明

在古籍保护与修复人才培养上，近二十年来，中山大学一直处在全国领先地位，为国家古籍修复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卓越贡献。

自 2003年起，我馆便开始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信息学院文献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合作，开展西文古籍修复培训，其后与中国香港歌德学院图书馆建立了持久的合作关系，十多年来每年从德国、美国聘请古籍修复专家前来中山大学开展为期一个月左右的西文古籍修复人才培训。从初级班，到中级班和高级研修班，不仅为中山大学图书馆锻造了一支崭新的古籍修复人才队伍，而且为全国培养了数百位西文古籍修复人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国图书馆界的西文古籍修复人才全部出自中山大学，自然中山大学也就成为全国西文古籍修复人才培养的中心。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以后，中山大学图书馆还承担了不少中文古籍修复人才培训任务。

程焕文馆长展示学员制作的西方古籍缝线方法样书

鉴于全国古籍修复人才队伍学历结构偏低，高等教育体系中没有古籍修复专业，且全国各地图书馆的古籍修复人才大多为本科，职务晋升和专业研究明显处于劣势，也不利于古籍修复与保护事业的发展，于是，我向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提出共同开办古籍修复专业硕士班，此议正中张志清副主任的下怀，大家一拍即合，以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的学科平台为基础，于2015年率先在全国开设文献保护与修复专业硕士班，把全国文献保护与修复的专业教育层次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此基础上，作为中山大学图书馆学学科带头人，我又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合作，在学校实验中心建立300平方米的文献保护与修复实验室，供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学习文献修复、图书史、碑帖修复等专业课程和博雅课程实习使用，有效地普及了古籍整理和文献修复的知识与技艺，增强了学生的中国文化自信。

第三届古籍保护学科建设研讨会在中山大学举行

没有学术交流与研究，古籍整理和文献保护就难以持续发展，就会停留在师徒相授的故步自封状态，不断自我萎缩，甚至绝学不传。古籍修复技艺虽然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是古籍修复技艺决不能成为抢救和保护的对象，而应该成为广泛普及的专业才能。因此，构筑古籍整理和文献保护学术交流与研究平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方面，中山大学图书馆的贡献与成就均值得称道。

第一届文献保护与修复研究生论坛暨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模式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

自2012年起，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每两年主办一次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广邀世界各国中文古籍整理专家和民间古籍收藏专家开展古籍整理学术交流与研究，迄今已经举办了四届，成为颇有学术声望的学术交流品牌和凝聚全球古籍学术研究力量的中心之一。2016年，中山大学图书馆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主办古籍保护与修复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海内外古籍修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中西文献的保护与修复，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学术影响。另外，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自2012年起每年主办的古籍修复华南论坛，迄今已主办16届。

令人欣慰和骄傲的是，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和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的青年才俊在近十年内相继主持和完成了20余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广东省社科基金和广州市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出版了一大批学术著作，有效地将工作成果转化成为学术成果，有力地提高了图书馆的学术地位。

我相信，梦里能到达的地方，总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有一只表的人知道现在几点了，有两只表的人则无法确定时间。

因为具备这些优良的学术基础与条件，2017年我牵头整合中山大学图书馆和资讯管理学院的研究力量在学校成立了国家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研究院，形成与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三足鼎立、共襄中华古籍保护盛举的局面。

古籍整理是一项学术性的工作，每一项工作成果都可以转化为学术成果。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我对特藏部同仁的希冀与要求。近二十年来，他们深得其要，在古籍工作和学术研究上硕果累累，成绩斐然。

在书目编纂上，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山大学图书馆编《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增订本）》（上下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域外汉籍珍本丛刊书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王蕾主编《〈广州大典〉海外珍稀文献书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等书目，成为新世纪古籍编目的典范。

在整理出版上，合作编辑出版了一系列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包括：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广州图书馆合作耗时十年编纂完成520册大型历史文献丛书《广州大典》（广州出版社，2015年，收录清以前历史文献4000余种），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耗时十年之久编纂完成国家清史编纂工程项目400册的《清代稿钞本》（1—8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2017年）和100册的《民国稿钞本》（1—2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2018年），20册的《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域外汉籍珍本丛刊》（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25册的《美国驻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790—190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等，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珍藏古籍化身千百，传之海内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文化的传承和研究。此外，尚有若干部有关馆藏碑帖的著作已经杀青，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出版问世。

如今，特藏部同仁的新成果《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即将出版，令人欣慰！虽然我不再担任图书馆馆长，但是特藏部的同仁们吃水不忘挖井人，饮水思源，仍然邀我为《清代版刻图录·初编》作序，我自然乐意为之。

近二十年来，中山大学图书馆在古籍编目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也可以说是连续跨上了三级台阶。

第一个是古籍善本书目编纂阶段。在韩锡铎先生的指导下，特藏部的同仁花数年之力以四库法为基础完成了近40万册线装古籍的编目工作，第一次摸清了家底，实现了线装古籍的固定排架，既便于检索利用，又便于财产清点。在此基础上，韩锡铎先生建议编纂出版《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我自然大力支持，乐见其成。这部馆藏善本书目的出版亦是韩锡铎先生为中山大学图书馆竭诚服务的最好见证。韩锡铎先生因为身体原因返回辽宁以后，沈津先生到职，提议增订馆藏善本书目。于是，在沈津先生的指导下，特藏部同仁以原有善本书目为基础，增添新购善本和重新提取的善本，编纂出版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增订本）》（上下册）。古籍编目既是个复杂的学术活儿，同时也是个枯燥的体力活儿。大凡想在古籍整理上有所作为者，不经历长久的古籍编目训练均难以成大器。特藏部的这批青年博硕士，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女性，从20多岁进入特藏部从事编目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把如花似玉的美好青春和学识才华献给了宝贵的古籍整理事业。如今她们大多也不过30多岁，能够有此经历，有此积累，有此成就，的确非常了不起！

第二个是古籍书志编纂阶段。在沈津先生的指导下，特藏部同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开展书志的编纂，先后编纂出版了《中山大学图书馆藏域外汉籍珍本丛刊书志》和《〈广州大典〉海外珍稀文献书志》。书志的撰写涉及目录学、版本学、校雠学、文献学、史料学等多个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其难度绝不亚于学术论文的撰写，一篇好书志丝毫不逊色于一篇优秀论文。特藏部同仁近十年来一直坚持撰写书志，学术功力日益见长，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古籍整理本领。当时作为馆长，我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但是从来没有口头表扬过他们，因为我一直认为表扬一个人会得罪一批人，而批评一个人也就得罪一个人而已。现在我不做馆长了，我不能再三缄其口，可以实话实说：以特藏部主任王蕾博士为首的特藏部同仁，陈莉博士、蒋文仙博士、丁春华博士、李福标博士、肖卓硕士、李卓硕士、谢小燕硕士等在古籍编目和碑帖整理上的学术水准已经相当高超，远远超出同龄人，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国内一流的古籍整理专家。

第三个是版刻图录编纂阶段。2014年初沈津先生向我提出编纂《清代版刻图录》的建议，我欣然同意，并希望以《中国版刻图录·初编》为圭臬，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经过四年多的时光，特藏部同仁王蕾、倪莉、肖卓、陈莉、李福标、丁春华、蒋文仙、李卓、张红、凌菲霞等共同完成了《清代版刻图录·初编》的编纂工作，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可喜可贺！

《清代版刻图录·初编》以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为基础，从近40万册线装古籍中遴选具有明确刊刻年代和刊刻者的清代刻本1798种、活字本14种、朱印本11种、套印本3种，共计1826种；包含经（272种）、史（490种）、子（324种）、集（633种）、丛（107种）五大部类古籍，涵盖康熙（4种）、雍正（3种）、乾隆（81种）、嘉庆（133种）、道光（267种）、咸丰（109种）、同治（283种）、光绪（910种）、宣统（36种）九朝刻版。每种古籍取卷一卷端、扉页、牌记书影2至8幅，共收录书影4994幅，并配以文字说明，记述分类、题名、卷数、著者、版本、版框尺寸、附注等内容，是一部具有鲜明特色和重要学术价值的清代版刻学术成果。

明代以来，佞宋之风有增无减，非宋元旧椠不足以夸耀。民国以来有关善本的时间范围界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后移的态势，下限从乾隆以前延伸到1912年以前已被大多数接受，最近又有延伸到1949年以前之议，这是古籍保护观念的进步，但仍然没有跳出佞宋的窠臼。宁波天一阁的藏书向为学人看重，可是大家时常罔顾了一个基本史实，当年范氏家族并非以收藏宋元旧椠为重，而是大量购买当代书籍。这些当代书籍数百年之后都成为不可多得的善本。图书具有历史、学术和文化三重价值，善本的界定理应三者结合，不可仅以历史价值为重，而忽略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即使要以历史价值为重，也必须以图书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时间轴上是否留下刻痕印记为准，而不在于时间的远近。举个简单的例子，巴金的《家》《春》《秋》初版就应该列为善本，即使是莫言的《丰乳肥臀》初版现在也应该以善本视之，不可以等到一两百年以后再将其列入善本范围，这不是文献保护和保存应有的观念。

在特藏部同仁确定编纂《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后，我时常听到外人的一些不理解的声音，甚至有的国家级古籍出版机构的编辑也不以为然，认识不到《清代版刻图录》的价值，对此我只能一笑了之。清代是我国版刻图书的集大成时代，也是存世古籍最多的时代，犹如一座大山矗立在我们面前，跨不过也绕不过，不能熟视无睹或者视而不见，顾左右而言其他，只能直接面对；又犹如一座宝藏呈现在我们面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不能舍近求远或者舍本求末，守着金山银山去讨饭吃，只能不断发掘。

版刻图录的编辑出版兴起于西方珂罗版影印技术在中国流行的民国时代，大抵有以下两类：一类是藏家书影。如：陶湘辑《涉园所见宋版书影》（1937年武进陶氏影印本，共收书39种），王文进编《文禄堂书影》（1937年影印本，共收书50种）等；一类是断代图录。如：《宋元书影》（民国间上海有正书局影印本，共收书142种），潘承弼（景郑）、顾廷龙编《明代版本图录初编》（1941年开明书店影印本，线装4册，共收书203种）等。总体上收书数量较少，且以宋元书影出版为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版刻图录的编纂出版条件大为改善，因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北京图书馆编，赵万里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由文物出版社以珂罗版影印出版，1960年初印，选书500种，有图版662幅，宣纸印刷300部。1961年增订再版，选书550种，有图版724幅，道林纸印制500部，版画中彩色画面以珂罗版套印，品质上佳。该图录选辑历代代表性雕版印书的样页，按刻版时代和刻版地区编排，展示各个时代和各个地区刻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和风格变化，在刻版书籍之后还增加了活字印本与版画部分，成为系统反映中国雕版印刷成就精华的大型书影图谱，堪称集大成之作，开启了中国版本目录学的新纪元。惜因社会环境的变化，在此之后有关版刻图录或者书影编纂出版沉寂了三十余年。

20世纪90年代末，版刻图录的编纂出版再次兴起。黄永年、贾二强撰集《清代版本图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共5册），收录清代各个时期各种样式的代表性刻本350种，选取一幅书影，间或两幅，按年代先后编排，每种书列有卷数、撰人、刊刻者及刊刻年份、版框高宽等信息。周心慧主编《明代版刻图释》（学苑出版社，1998年，共4册）收录明代版刻书籍书影1000余幅、明刊版画200余幅，按刊行时代、地域或版刻流派排列，每种版本有简要释文。

总体来看，20世纪古籍图录的编纂出版历史大体上呈现出每隔二三十年潮起潮落一次的特点。

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古籍事业进入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自2008年3月1日起国务院陆续批准公布了三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和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在国家的推动下，各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相继编纂出版了一批印刷精美的馆藏珍贵古籍图录，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古籍图录编纂出版高潮。特藏部同仁亦曾提议编纂出版馆藏国家珍贵古籍图录，我没有首肯，原因是不成系统。可是，《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则不然，不仅可以系统地反映中山大学图书馆的馆藏清代古籍，而且可以系统反映清代版刻图书的特点，具有重要的版本学和目录学价值。

《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初稿收录中山大学图书馆馆藏清代古籍2639种，书影8000余幅，后经反复筛选最后选定清代古籍1826种，书影4994幅，虽然定稿较初稿的篇幅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但是无论是在收录图书的种数上，还是在收录书影的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了过去已经出版的所有古籍图录，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规模的断代版本图录之一。

在古籍图录的编排方式上，潘承弼（景郑）、顾廷龙编《明代版本图录初编》（1941年开明书店影印本）采用的基本上是版刻类型编排方法，依照分代、监本（附官刻）、内版、藩府、书院、家刻、毛刻、书林、活字、套印、绘图、附录12类。每种书的图版之后附有跋语，说明书名、卷数、册数、作者、版刻时间、地点、刊行者、纸张、原版框大小等，并略加考证，每类前有小序。全书之后附人名书名室名索引。赵万里主编《中国版刻图录》（文物出版社1961年增订版）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刻版，按刻版时代和刻版地区编排，收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各代刻版古籍 460种，书影 598幅，展示了各个时代刻版印刷技术的发展，从中可看到同一时代在不同地区刻印的书在字体风格上的差异以及同一地区不同时代版刻风格的延续性；第二部分活字版，收明清两代活字版书影 40种，图 50幅；第三部分版画，收宋元明清版画 50种，图 76幅。

《清代版刻图录·初编》主要是采用时序编排方法，全书按古籍刊刻时序编排，相同时间的古籍则按经、史、子、集、丛分类编排。这种依照时序编排的方式能够十分客观而清晰地呈现清代版刻的时代变化，是古籍图录编排方式的一种创新。例如：牌记兴起于宋元，流行于明季，至清代逐渐被扉页所替代，从《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就可以十分清晰地看见这种流变。

有清一代存世古籍浩繁，一馆之图录终难反映其全貌。如何凸显其特色，是一个值得斟酌的问题。《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在古籍的遴选上科学地处理了普遍性和典型性的关系，清前期刻书相对较少则尽可能多选，清后期刻书较多则尽量精选，而总的原则是同一刻书者（官书局）同一年同一类古籍只选一种。因此，《清代版刻图录·初编》也就构建了一张全面展现清代版刻历史全貌的完整拼图。

每个人的喜好不同，也许随着年龄的变化而改变，然而自己，一直喜爱春天的美丽，包括有关绿色的一切事物，都有着熟悉的味道。早安!绿油油的春天!

《清代版刻图录·初编》在借鉴前人著录成果的基础上，每种古籍取卷一卷端、扉页、牌记书影 2至8幅，书影所揭示的版本信息更加全面完备。每种古籍的书影同样配有文字说明，详细说明分类、题名、卷数、著者、版本、版框尺寸、附注等事项，书后附有题名、著者、藏版者索引，可谓集大成之举。

总之，《清代版刻图录·初编》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和创新意义的清代古籍版本学和目录学优秀成果，堪称中华古籍图录的佳作。

是为序。

程焕文

2019年8月19日

于中山大学康乐园竹帛斋

人生如天气，说变就变，方才朗朗晴空，现如今已乌云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