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

　　辛亥武昌起义是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一部分党人决定把目标转向长江流域，准备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动一次新的武装起义。通过党人的努力，终于在1911年（农历辛亥年）10月10日成功地发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武昌起义。起义的胜利，逐步使清朝走向灭亡。

　　辛亥武昌起义前夕，由于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党人不断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清廷抛出“预备立宪”，其实质却是加强了皇族的权力，广大立宪派对此极为不满；1908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年仅3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即位，其父载沣摄政。1911年5月，清政府公布的内阁名单中满族人有九名（其中七名是皇族），汉族有四名。被人称为“皇族内阁”。立宪派对此大失所望，有少数人参加了党。为取得外国的支持，以维护其统治，清廷将广东、四川、湖北、湖南等地的商办铁路收为国有，然后再卖给外国，掀起了全国大规模的人民反抗运动——保路运动，其中四川最为激烈。

　　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巡捕闻声而至，搜去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秘密泄露。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党人。情急之下，党决定立即于10月9日晚12时发动武昌起义起义。但武昌城内戒备森严，各标营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落空。

　　新军中的党人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党人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夺取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缴获数万支，炮数十门，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此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的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尔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党人也纷纷率众起义，并赶向楚望台。起义人数多达3000多人。

　　10月10日晚上10点30分，起义军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之炮8标则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起初，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并突破敌人防线，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向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澄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坐船逃走，第八镇统制张彪仍旧在司领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的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镇司令部。张彪退出武昌，整个武昌在起义军的掌控之中。

　　汉阳、汉口的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掌控武汉三镇后，湖北军政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武昌起义胜利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湖南、广东等十三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宣布独立。1912年1月1日，中华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清朝灭亡。

　　武昌起义是资产阶级党人发动和领导的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湖北地区的党人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在新军中发展力量，为起义的爆发和成功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起义之所以能如此快地取得成功，武昌起义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一、湖北地区的两个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消除门户之见，成功地实现了联合，使武汉地区的力量得以统一。从而奠定了起义成功的组织基础；

　　二、资产阶级党人成功地选择了起义的时机和突破口。1911年9、10月间，全国形势趋于成熟，资产阶级党人利用部分湖北新军调往四川保路运动之机，果断决定选择力量雄厚的华中重镇武昌作为突破口，坚决发动起义。事实证明，这一选择完全正确；

　　三、起义发动后，党人不失时机地向督署和镇司令部等敌之关键部位发动进攻，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这一不断进攻的战术是符合起义的规律的，因而取得了成功；

　　四、党人和广大参加起义的士兵的英勇奋斗精神，保证了起义的胜利。起义爆发前，武汉地区的党人处在群龙无首的状态，但他们仍然自行联络，发动起义。起义爆发后，他们不怕流血牺牲，顽强作战，终于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武昌城头。

　　武昌起义是辛亥的开始，使全国高涨，且积累了经验。湖北军政府是辛亥中建立的政权，使武汉成为辛亥的摇篮。武昌起义胜利后，党人纷纷起义响应，各省相继摆脱清朝统治而独立，导致了清朝统治走向土崩瓦解。由于各省的立宪派、旧官僚相互色结，控制着大部分地方政权，也使辛亥潜伏着失败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