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文化】中山国文化如何与现代艺术结合看看专家怎么说

　　编者按：中山国文化如何获得更广泛的传播，是参加中山国定位研讨会的领导、专家、有关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关心关注的问题。这些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提供了更广阔的的思路。

　　本期推出的是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申有顺、河北省文化厅艺术处原处长王竹平、河北广播电视台主任编辑刘亚军、河北365集团董事长于树中的精彩发言。

　　我是研究古都名城的。我国古代有多少个城市或地区曾经作过古代大统一华夏帝国国都、封建割据和诸侯争霸时期诸侯国的都城、以及我国边彊地区少数民族政权所在地呢？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看法不同，在学术界众说不一。但经过三十多年探讨，目前比较统一的看法是220个左右（朱士光主编《中国八大古都》人民出版社2007·2），它广泛分布于我国除海南省、上海市、天津市，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之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这当然也包括战国时期作过中山国都城的灵寿。

　　中山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河北广袤大地上一个由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白狄族鲜虞部落建立的诸侯王国，虽然它最早建国于公元前507年，但其鼎盛时期却是在前414年桓公复国后建都灵寿的八十五年间。在这短短的不足百年时间内，中山国虽然处在“地薄人众”的丘陵低山地区，于强敌环伺之中，但却以武功闻达天下，骁勇善战，纵横捭阖于燕、赵大国之间，以千乘之限，敌万乘者二，书写了一部“慷慨悲歌”并极具浪漫色彩的史诗，被誉为“千乘之国”。鼎盛时期的中山国疆域一度涵盖了现在的石家庄全部，保定市大部，和衡水、沧州、张家口市的部分地区。与同一时期的燕、赵、韩、魏同时称王，史称“五国相王”，与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并驾齐驱，成为战国时期的“第八强”。

　　中山国作为春秋时期河北大地上的“三大古国”之一，它都城灵寿后，见证了中山国从复国到鼎盛到被赵国兼并的全过程。中山国的都城灵寿，与燕古都昜、赵国古都邯郸堪称为河北“三大古都”。中山国文化与燕文化、赵文化一样作为河北“三大古文化”，是燕赵文化的基石，是形成河北人文精神的重要根脉，也是石家庄文化重要组成和文化脉络中的重要一环。

　　根据考古发掘，灵寿中山古都不仅保存了中山国的都城形态、城垣体系、手工业作坊、众多的建筑基址，以及王陵、墓葬、祭祀等重要遗存，还出土了三项世界之最、四项中国之最的珍贵文物。而由这些有形遗存为支撑的中山国古都文化在中山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古都文化研究中，我重点研究的是都城选址、建设理念、空间布局与地域特色。从灵寿中山国都城遗址来看，它不仅反映了战国时期都城营建的理念，而且还融入了鲜虞民族的建筑传统、建筑特色和风格。

　　从城市选址来看。都城，是国家的权力中心、军事中心，是国家最高统治者行使权力和生活居住的地方。在生产力低下的春秋战国时期，都城在则国家在，都城亡则国家亡。因此，国家的统治者，都把都城的选址与建设作为立国建业的头等大事来抓。

　　殷商时期，“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靠占卜选都。当时商都无定所，曾七次迁都，最后到殷商才固定下来。代商而起的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武王灭商后，由周公制定了《周礼》，以周易八卦中“数理吉象”的哲理思想开始渗透到都邑选址和规划之中，形成了“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管子·度地篇》）的传统定制。桓公复国后，选择在灵寿建制都城就是遵循了这一传统定制，是少数民族文化融入华夏文明的结晶。

　　灵寿中山国都城位于太行山脉东麓、滹沱河北岸的台地上，北依陵山、牛山，处于“大山之下”；南面有水流湍急的滹沱河，位于“广川之上”。城北东西陵山之间有一涓涓溪水蜿蜒南流，既可作为护城濠之用，又可泄洪，达到了“水用足”的目的，实现了“沟防省”的效能。

　　从建设理念来看。 灵寿中山国古都的建制理念，既遵循了我国古代都城的传统定制，也充分体现了鲜虞族“崇山”的传统。据《水经注》记载，早期中山国都城的特点是“城俗以山在邑中”。到桓公营建都城时，将都城选在太行山高山峻岭之中，奠定了“崇山”的基石；在营建城池时，又将一座独立的小山丘圈进了城池北部的中间地带，达到了“山在邑中”的意境。同时，城池内建筑物瓦顶上使用山字形脊瓦和山峰形、座山形瓦钉饰，是崇山的“象征”。

　　从城市空间布局來看。受儒道哲学影响，我国古代都城内空间布局是在维护和巩固皇权等级观念基础上产生的。在《周礼·考工记》中就有“左祖在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之定制。到春秋战国时期更加清晰，《管子·小匡》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杂处，杂处则，其言咙，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懋，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这些产生于二仟多年前的城市空间布局思想，虽然与现代城市空间布局理念不同。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组织严谨、内外有别、秩序井然、功能清晰的规划效能。

　　灵寿中山国古都的城池，有东、西两区之分。东城池内东北区发现的大面积夯土建筑遗址应是宫殿区；南部发现的几夯土建筑遗址应是官署所在地；西部中区则是官办手工作坊。在西城池内的北部为王陵区；陵区的南部有一条东西向的陵墙与南部的居住区相分开；西城中区东部应为都城内的“市肆”。这种形式的城池空间布局，虽然与中原地区的都城空间布局中的城、廓有些相似。但在城址外东面的高坡上，又有一座夯筑小城，小城内西部中间有一座夯土台，往东可以俯视辽阔的华北平原。这个小城据考古人员推测是防御设施，夯土台是烽火台。一旦发现敌情，既可向都城传达信息，迅速组织城内人员向山中撤退，又能起到抵御来犯之敌。这种由东、西两座城池加小城所组成的都城平面布局形态，填补了我国古代城邑空间布局的空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从地域特色来看。我国古代都城建设非常重视环境对城市的影响，认为山可以增势，水可以聚气，空气流动而成风，加上阳光的作用，可以影响大地的气候和万物生长，皆是组成城市环境的重要因素。这是古代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传统理念。

　　灵寿中山国都城体现了这一理念。该城充分利用了自然地形、山体、沟壑、高地、石丘进行修建。城垣筑于断崖、河岸之上，随崖体、河岸走向弯弯曲曲，四周不规整，没有明显的拐角；南北最长4500米，东西最宽4000米，平面呈不规则的“桃形”。城池内北高南低，高差达40米，各种建筑物、抅筑物隨坡就势，无规则布局，高差悬殊，由山体、沟壑相联通，形成了城在山中，山在城中，山城一体的独特格局。

　　纵观灵寿中山国古都遗址，它既遵循了华夏都城建制理念，又有鲜虞少数民族的特征，它是中山国文化融入华夏文化的产物，是我国民族大融合的结晶，它在中国古都文化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但遗憾的是，这种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山国古都文化在中国古都文化的研究中还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据不完全统计。自1983年中国古都学会设立“古都高峰论坛”以来，目前已在全国26个作过古都的城市或地区，召开过35次古都学术高峰论坛，收到各类研究成果与论文二千多篇，组织出版研究专著近百部，但其中没有一篇一部是研究灵寿中山国都城文化的。而作为中山国都城所在地的石家庄市，仍然被人们认为是一个火车拉来的城市。这不能说是历史对我们当代学人的嘲弄和遗憾。

　　为此，借此次论坛之际，我建议中山国文化的定位要定在古都文化上，增强文化自信，让中山国都城文化，走出深山，走出河北，走向全国，叫响“古都牌”，使咱们石家庄的古都文化靓起来！活起来！火起来！

　　自上个时期七十年代在平山县三汲乡发现中山国大量的精美器物后，中山国就引起史学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考证研究，保护利用工作已见成效。舞台艺术工作者们也抓住了这个河北独有的重要创作题材，考虑利用舞台演出能够为中山国的丰厚文化遗产做点什么？用什么样的形式，表达什么内容，创造什么效益，达到什么目的。郭沫若说过：“中山是个艺术的民族，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那深沉悲壮的歌声，它那婉约清丽的琴声，它那婀娜多姿的舞步，我们无缘倾听和欣赏了，只有两千多前那些精美绝伦的遗物还留在我们的视线中，不时提醒我们：脚下这块土地上曾经有一个叫白狄的民族，建立了一个盛极一时的国家”。我们有责任使这段历史在演出舞台上活起来，把这古国文明的根脉延续下去。怎么活起来？一是靠书刊报纸，现代宣传媒体；二是靠电影、电视（包括纪录片）；三是靠舞台表演艺术。目前，研究成果已出版多种，宣传媒体报道很及时，影视方面的进展很快，六集大型历史纪录片《中山国》已经在中央电视台开播，为国内外观众揭开了中山国神秘的面纱，深受好评；电视剧《中山故国传奇》也已筹备开拍。从2005年起，我省舞台表演艺术方面也有作品陆续出现，主要是以戏曲、歌舞、杂技的艺术形式来表现的剧（节）目。除了个别已筹拍之外，大部分还处于文案准备阶段。单从脚本上看，都有一定的思想艺术水平，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惩恶扬善，爱憎分明，集中两个字：“好看”。杂技剧《梦回中山》用杂技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中山国的故事，借故事展示技巧，用技巧演绎故事，别开生面。做为“剧”就得有情节，其难点是如何展开故事情节和表达思想内容，突出鲜明的主题。这些剧（节）目都努力在创作过程中融进业已发现的中山国文化元素，并力求寻找和体现中山国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文化的交汇点，即中山文化艺术的特点。

　　取材于中山国的舞台艺术作品，最大的难点是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资料缺乏，且成碎片状存在，或是仅有一个大概轮廊。重大历史事件，如：改朝换代不知其来龙去脉不清，重要人物的经历、生死等缺乏细节的记叙，不像“史记”等历史典籍记事、写人那么准确、鲜活，本纪、世家、列传、表、书，那么全面。不知何故，司马迁却不为中山国写史，似有什么隐情。但是，随着对中山国遗存的进一步探察，对历史典籍的进一步解读，一定会有新的发现，给文艺创作者们提供新的历史资料和创作素材。如果暂时没有新的发现，让它保持一种神秘状态存在，令人心存遐想，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中山国历经二百余年，数度兴衰，应该有许多足于警世的故事。由于创作时掌握资料较少，结构戏剧矛盾时从剧场效果出发，虚构的成份很大，这是艺术创作的需要，但是无根据的虚构，是值得考虑的。有的剧目写成公战事失败，把没有使用铁制武器做为主要原因之一，似有斟酌之处，据吕不韦所著《吕览·贵卒》记载，赵国攻打中山国，中山国有个力大无穷的人叫吾丘窎，穿着铁甲，拿着铁杖作战，击无不碎，攻无不陷，他还可以抡起战车来砸向敌人的车辆，举起人来当武器，掷打敌人，几乎把敌人打完才死于战场。这段生动的叙述表现了中山人的英勇，也清楚表明，中山人使用了铁器，在战场上也很有效。还有些情节，如武公在病中被假扮女巫、潜入中山的乐羊女儿用毒蛇咬死，中山王废长立幼等主要情节亦不知有无所宗。还有的节目名挂中山国，实际反映内容都是汉朝的事等等。

　　历史剧就是取材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维持历史的真实，并以此为创作原则，在符合历史真实的基础上选取有典型意义的事件和人物原型，经过合理的，符合人物行为逻辑的想象与虚构编写的艺术作品，再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社会矛盾和典型人物形象，达到“以古为镜，可知兴替”的认知作用、艺术欣赏作用、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作用。

　　历史剧要敬畏历史，尊重历史，一事多说或戏说都可能影响到人们对中山国的认知。三人成虎，文艺作品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史籍《三国志》要早于小说《三国演义》上千年，但曹操在《三国演义》中的形象传播最广，在传统戏曲中，曹操已经被脸谱化了，是勾白脸的奸雄。许多学者多次为其翻案，郭沫若还写了话剧《蔡文姬》，以文姬归汉的故事树立曹操的正面形象，但老百姓对曹操的印象似乎并不那么唯物，至今尚无多大改变。再如《水浒传》中的潘金莲，原是名门淑媛，嫁与曾受黄堂接济后任知县的武植（武大郎），一日黄堂家失火，财物尽毁，找武植谋官差，并居其家三个月仍不果，愤然不辞而别，一路上逢人便讲武植、潘金莲的坏话，传播极广。施耐庵写《水浒传》时便把此事加以丰富，添加人物和情节，写进了小说，于是潘金莲的恶名遍传天下，并导致清河县当地的武、潘两姓几百年来不通婚，这大概是施耐庵没想到的。据说施耐庵的直系后人前几年还到清河，向武姓人道歉，并赋诗裱挂在武公祠墙壁上，这些都说明了文艺作品的传播力量和对人们的影响，所以说，在现有的历史资料不足以构成戏剧作品的时候，不挂“历史剧”的标签为妥。可写成古装故事剧之类的，这样创作者会更加自由，同时也避免历史剧创作中以讹传讹的观象。编写历史剧除了大量研读文献资料外，还需请教史学界的专家学者给予指导，以求客观地、艺术性地在舞台上再现中山国的兴衰史和中山文化的辉煌。我们有许多作品，都受益于史学专家的指导才得以成功演出。

　　演出是舞台艺术生产的终端。舞台艺术作品所有的价值都得面对观众，一场一场的演出才能体现。和影视作品一次性成型不同，它的每场演出，都因演出的环境、场地、设备的限制而有所不同，这里就有一个演出场地定位问题。现代化的大剧院灯光、音响、布景齐备、气象万千、赏心悦目；实景演出可以气势恢宏，万马奔腾；小剧场没有这些条件，但可以发挥出传统戏曲写意性的表演特点，演出一些短小精干的剧（节）目。中山国遗址公园目前还没有演出的条件，特别是实景演出的条件，但这并不影响各艺术表演团体的创作演出，各团体可根据自身的条件创造有关中山国的剧（节）目和进行正常的营业演出，这也是为将来在中山国遗址公园演出积累剧目，届时可根据演出场地情况对剧目进行适当的改动。

　　演出的关键是剧（节）目的思想艺术水平，但演出成本也是演出成败的重要因素。如果没有大量观众的支撑，演出将无以为续。外省的《长恨歌》《印象丽江》、宋城“千古情”系列、长隆马戏等等的演出成功，均因为有大量客源，而且游客能留得下，住得舒服，有时间来观看演出，反过来看，别具特色，引人注目的演出又能吸引大量游客，形成了良性循环。像长隆的马戏，很多游客是冲着观看国际顶尖的马戏表演而来的。长隆前几年也开始举办国际杂技马戏艺术节，其规模与节目水平不输中国吴桥杂技艺术节，可称南北双雄。他们超前的经营理念，不断探求进取的精神，都给我们启发，但因客观条件不同，亦不能生搬硬套。

　　中山古城山川形胜，依山面水，且为数代帝王之都，文化积淀厚重，具有极高的保护、研究、传承和旅游开发价值，前景广阔。但万事开头难，演出活动亦是如此。在中山古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初创时期，虽不具备演出条件，但各演出团体可以筹排有关中山国的剧（节）目，在全省乃至全国各地演出，广泛宣传，扩大中山国遗址的知名度。把舞台艺术作品拍成电视片播放，受众面更大，这就是造势。同时也为日后来中山国遗址演出积累剧目。当然，也不妨在王厝墓南边的展示厅前以撂地摊的形式，根据游客多寡的情况演出一些具有春秋战国时期艺术风格、短小精干的歌舞、杂技节目做为试水，收集观众的意见，不断调整改进演出的内容和形式。

　　在旅游景区演出，大致有三种形式：一是像吴桥县江湖文化城那样，采用撂地摊的形式进行，没有什么华丽的布景、灯光、音响。江湖文化城古香古色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的店铺民宅就是背景，节目表演原始古朴，且见功力，让人如临其境，仿佛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看到了先民们生活和娱乐的场景。这是在大剧场里所体验不到的，其实，游客们远道而来，大多就是为追寻中山这个千年古国的踪迹，领略旧时的风土人情。吴桥江湖文化城的思路和做法很值得借鉴。如果利用拍摄电视剧《中山故国传奇》的机遇，建起具有春秋战国时期民族文化融汇风格的建筑群，使这种演出形式有了依托，便会如鱼得水。

　　二是在固定舞台或临时搭建的露天舞台演出适合在中山国遗址演出的，与中山国有关的剧（节）目，这些剧（节）目是已经排好或演出过的，或是新排的，如有需要，只需谈好价钱，把剧团请来即可，省时、省力、省经费。

　　三是依托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进行实景演出。这类演出场面宏大，演员众多，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很多景区与企业联合，都为吸引游客，展示当地的文化精粹，组织了实景演出。据有关方面统计，2017年全国有57台实景演出，2018年将超过60台，但是这种演出形式耗资巨大，动辙投资几千万或上亿元人民币，最多的投资达七亿元人民币，而线年统计，不到十分之一，所以，如要搞实景演出，一定要实事求是，多方论证，切勿草率上马，成骑虎之势，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河北省中山国文化研究会张志平会长提出：要建立几个中心的建议很好，这样各项工作就有人负责，有人把事做实。希望这几个中心能早日开张，团结更多有志于中山文化研究，传承的各路贤哲达人，共同为中山文化的发扬广大做出贡献。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信仰，并伴随着丰富甚至繁缛的仪式。在古代中国，这种程式化的仪式主要体现在祭祀中。这是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后形成的集体行为范式，更是民间与官方在意识形态领域达成的具有强制性的国家信仰、国家典仪。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国家主要有两件大事：祭祀和战争。而祭祀是国家日常工作的头等大事，其真实目的是统治者为了增强人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巩固其执政的合法地位，所以祭祀就国家而言具有和文化的双重意义。

　　与欧美不同，中国是个多民族、多神祗的国家。在民间既有原始的动物崇拜，也有后世的儒、道、释宗教信仰。从秦汉到明清，历朝历代帝王祭祀天地君亲师、祭祀岳镇海渎。可以说古代中国的信仰与祭祀对象包罗万象，不一而足。

　　中山国虽然是由白狄鲜虞为主体的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但是由于它长期受到周边诸侯国的、文化影响，到定都灵寿后已经全面华夏化，所以国家祭祀活动也在全面仿效当时诸侯大国通行的规制。

　　从1970年始的中山国考古大发现中，考古人员在灵寿城遗址的西南部、滹沱河北岸就曾经发现了一个大型祭祀坑，从坑内出土了大量玉器、动物遗骨，其中玉器以当时流行的龙形为主，动物以当时日常饲养的羊、猪为主。

　　这些发现都指向一个事实：当年中山国存在着定期的国家祭祀活动，而且祭祀场所在分工上有所不同：在王墓上的享堂里祭祀的是王族成员，包括去世的国君和历代先祖；在手工作坊前祭祀的是给工匠们提供矿产、木材等各种资源的山神，而在滹沱河北岸常设的国家祭祀台上，祭祀的对象主要是山神与河神。

　　考古人员曾经在1号和6号王墓中各发现一组体型硕大的山字形青铜器。因为与帐篷在一起出土，所以被专家们认定曾经立于王帐前，作为中山国的国徽。

　　北京大学教授孙华先生为此曾经做过深入研究。他发现“山型器”中间部分是龟的造型，两边部分分别是鸟的造型。他认为：这种“山型器”是从商周以来就流行在华夏区域内的一种祭祀礼器—翣演变而来，经过中山国工匠改造成了这个样子。这种祭祀礼器，可能有沟通地上的人和天上的神的功能。我们以为，孙华先生的研究结果是成立的。

　　中山国的祖先来自狄族，而狄族长期生活于崇山峻岭中，他们的图腾就是鸟。如果我们联想一下这个历史事实，疑团就迎刃而解了。而且在中山国祭祀坑中除了当时流行的祭祀礼器——龙形玉器之外，还发现了大量鸟形玉器，加上很可能在祭祀时立于祭祀台上的“山型器”，都在佐证着鸟是中山国崇拜的山神。

　　在中山国1号王墓中曾经出土过一座帐篷，与帐篷配套对的是3个为一组的屏风。屏风底座是错金银青铜材质，形象分别是虎噬鹿、犀、牛。当时虎、犀都是很难驯服的动物，是人类的天敌，是暴力、的象征。

　　但是，经常被大家忽略是，这三个动物背上的长方形銎，其两侧的纹饰是山羊面纹。羊，是人类的朋友，是善良、正义的象征。

　　在一个器物上显示出两类相生相克的动物形象，而且羊居上位，是否可以理解为作者是在隐喻正义必将战胜、善良必将战胜暴力呢？

　　《山海经》上提到滹沱河源头泰戏山上有一种神兽，“其状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后”。《禹贡》中记载，帝尧的执法官皋陶经常使用一种名叫獬豸的类似羊的独角兽断案。如果嫌疑人有罪，此独角兽就会顶触他，无罪则不顶触。因此，后世人们把这种颇有灵性的神兽作为正义的化身。

　　在滹沱河流域，历代民间都把羊神作为河神修建庙宇进行供奉，并得到了官方认可。当沿岸百姓因争夺水源发生冲突，往往双方首先要到庙里请羊神评判。《畿辅通志》等志书上对羊神庙有明确记载，现在滹沱河沿岸还残存着一些羊神庙的遗迹，比如繁峙县泰戏山脚下的白爷庙、代县的羊头神祠、五台山的五爷庙、正定的大鸣泉羚羊神祠等；祭祀羊神的风俗在滹沱河流域曾一度盛行，比如已经失传的平山县五岳山“黑羊贡”；还在滹沱河流域留下了许多纪念羊神的地名，比如平山县白羊关、义羊村等。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滹沱河是中山国人的母亲河，当年中山国民间崇拜的是羊神，国家祭祀的河神应该也是羊神。

　　综上所述，以鸟为代表的山神、以羊为代表的河神，在中山国不仅成为民间信仰，更走上神坛成为国家祭祀的对象。

　　旅游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效手段。旅游的基础是产业，底色是蓝天，文化是灵魂。应深入研究“中山国”历史文化和精神内涵，明确“中山国”文化旅游的发展定位和目标，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全域旅游，培育新动能，助力扶贫攻坚、乡村振兴和蓝天保卫战，将“中山国”文化旅游打造成石家庄全面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引擎。

　　石家庄是火车拉来的城市，只有一百余年的历史，成为省会的时间更短，缺乏足够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新时代要增强历史文化自信，充分挖掘独具特色的“中山国”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全域旅游，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山国”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缺乏顶层设计。对产业融合、资源整合、文旅结合发展全域旅游的认识不到位，对“中山国”历史文化价值认识不自信，缺乏在新时代旅游发展观指导下，统一编制的“中山国”旅游发展规划。

　　2、文化内涵挖掘不够。“中山国”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没有充分挖掘和弘扬，没有探索名人名胜名城名址“四名一体”的文化旅游发展模式，导致文化的可视化、艺术化、品牌化、产业化程度不高。

　　3、高质量发展投资动力不足。在交通畅通、旅游厕所、游客中心、停车场等公共服务方面质量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社会资本投资动力不足，机制不活，注重景区门票收入，轻视游客服务体验。

　　4、新动能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对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带动作用的新动能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存在产业融合不深、资源整合不够、文化特色不突出、文旅品牌不响亮、综合效益不明显等问题。

　　1、“中山国”历史文化的精神内涵。古中山国地处燕赵腹地，是战国时代“千乘之囯”中的佼佼者。她虽“小”却“强”，在大国夹缝中倔强图存，与整个战国时代几乎相始终。古中山国200多年的抵力图存与“中山国”精神密不可分。“中山国”精神即：仁厚实在、忠勇稳定、慷慨向前。仁厚实在即“信”，忠勇稳定即“忠”，慷慨向前即“义”，“信、忠、义”是“中山国”历史文化的精神内涵。新时代要站在“五位一体”“五大发展理念”的全局和高度上，确立文化自信，树立新时代旅游发展观，明确“中山国”文化旅游的定位和目标，推进文化旅游供给侧改革与创新。

　　2、“中山国”文化旅游发展定位。把促进“中山国”文化旅游发展，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从“中山国”历史文化的弘扬和区域协同发展的全局出发，统一规划，明确定位，整合资源，推进产业融合，增强全域旅游发展新动能。“中山国”文化旅游应定位于：（1）构建现代经济体系，优化产业结构，转换经济发展动能的重要引擎；（2）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创新的新引领，成为京津冀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3）实施脱贫攻坚计划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和路径。

　　3、“中山国”文化旅游发展目标。发展“中山国”文化旅游，将“中山国”作为完整旅游目的地，以产业为基础，以蓝天为底色，以文化为灵魂，推进“中山国”文化旅游大发展，不断提升“中山国”旅游业现代化、品质化、国际化水平，更好满足旅游消费需求。“中山国”文化旅游发展目标：（1）推动经济发展；（2）优化创业结构；（3）带动群众致富；（4）促进动能转换；（5）改善生态环境；（6）改变城乡面貌；（7）助力脱贫攻坚；（8）推动民众就业；（9）提高幸福指数；（10）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旅游需要。

　　1、加强党的领导。把发展文化旅游、全域旅游列入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突出发展“中山国”文化旅游，弘扬“中山国”历史文化，在区域产业融合、扶贫攻坚、大气治理、乡村振兴、扫黑除恶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并给予政策支持。

　　2、重视顶层设计。结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8〕15号）及省、市有关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特色农业等现行政策，编制《“中山国”文化旅游投资建设指南》，激发社会资本参与“中山国”文化旅游项目建设的积极性。

　　3、构建“中山国”文化旅游产业链、价值链、生态链。按照“接一连二建三”（三产融合）的基本思路和模式，建立旅游服务“八大”体系：（1）标准体系；（2）品牌体系；（3）产品体系；（4）文化体系；（5）服务体系；（6）产业体系；（7）考核体系；（8）诚信体系。把“中山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体系纳入国民经济类别，列入政府重点考核工作，推进全产业链经济增长。

　　4、树立开放共享理念，向世界推介“中山国”。学习借鉴西安、成都等历史名城文化旅游走向世界的经验和模式，把“中山国”的文化旅游、西柏坡的红色旅游和石家庄的全域旅游推向世界。

　　5、发展“中山国”文化旅游的具体建议：（1）加大“中山国”最后一公里的路网投资，无缝对接机场、高铁等交通枢纽。（2）周六、周日高速公路常态免费通行，带动乡村文化旅游。（3）60周岁以上游客实行门票免费。（4）把“中山国”建设并申报为国家游学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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