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对中国历史作出了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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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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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是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一位伟大人物，他发动和领导了资产阶级，终结了中国封建统治，推开了中国跻身现代化国家的藩蓠；他提出和倡行“三义”主张，关注民族、民权、民生问题，开凿了实现中国化的先河；他坚持实业救国，致力于变封建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强国，构筑了中国未来经济现代化的蓝图；他传承先进文化，努力用近代文明荡涤封建主义思想意识污秽，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振兴发展的奋斗史。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那时起中国人民也就开始了为实现民族复兴而奋斗的漫长曲折的历史进程。由于受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中国早期求索强国富民之路，也选择了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模式，“西化”之风在中国开始流行。尽管推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有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派、激进的主义者等，但他们所选择的救国图强道路都没有离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线，充分表现了近代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追赶世界文明进程的急切要求。然而，无数仁人志士上下求索，由于受到历史条件、阶级条件的制约以及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本身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使他们爱国图强、“振兴中华”的努力未能实现。但是，他们的实践活动为后继者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历史经验。孙中山作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的先驱，他“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为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付出了毕生的奋斗和追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不同于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又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其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接连用武力打败中国，强迫中国政府订立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不仅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操纵了中国的和军事力量。其二，中国的封建势力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对内残酷剥削人民，腐朽昏庸，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对外卑躬屈膝，奴颜厚耻，以大量出家主权来换取侵略者维持其地位。其三，外国列强的入侵，使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产了，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仅依然保留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显著的优势。其四，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由于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官僚买办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生长的，因而力量软弱，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在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背景下，即当国家命运还不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里的时候，在统治势力拒绝一切根本社会变革的时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能是一句空话。要从根本上摆脱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深重危机，同时也为未来的经济腾飞和民族振兴排除障碍，创造前提条件，就必须首先加强国家内部的社会整合，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现代国家，建立强有力的、能够真正成为民族复兴领导中枢的中央政府。就是说，只有进行，彻底变革封建社会制度，才是中国走出和社会危机，走向复兴的唯一选择。

　　孙中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人。就在下决心投身实际行动的前夜，他曾经专程赴天津上书李鸿章，试图推动清王朝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而实现“自强”。结果被李鸿章弃置一旁，不予理睬，改良的希望化为泡影。无奈，孙中山义无反顾地摒弃改良道路，走上了之路。为了实现三义的纲领，1911年10月，孙中山发动和领导了辛亥。

　　辛亥是近代中国的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它最终赶走了封建皇帝，推翻了满清王朝，宣告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统治的终结。辛亥在中国人动的长河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和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场最彻底的社会，是中国、经济、文化领域重大的社会变革；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历代进步阶级前仆后继、不断斗争的结果，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的一个里程碑。它超出了近代中国此前为寻求救亡图存所作的一切努力，达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推进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第一个制高点，为中华民族的后继者继续致力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

　　辛亥，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共和国，颁布了《中华临时约法》，使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辛亥，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历史性巨大进步；辛亥，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在上，辛亥为中华民族复兴创造了必要前提，迈出了中国由向转化的重要一步，开创了中国现代化的新阶段。在经济上，共和国政府制定的一系列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方针、条令和政策，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在思想文化领域，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人们观念的现代化，、民权、自由、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加之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也使中国文化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辛亥虽然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从而推开了中国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的藩蓠，使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开始由被动应付转入主动地汇入世界现代化潮流。正因为如此，十五大称辛亥为20世纪“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此成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第一位“伟大人物”，辛亥也因此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端。

　　早在1894年11月，孙中山就在檀香山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团体——兴中会，次年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这是在中国第一次提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在此基础上，1905年8月孙中山又领导成立了同盟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平均地权”的纲领，接着他又把这十六字纲领概括为三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形成了其完备的主义思想体系。

　　民族主义以“反满”为基本内容和中心口号，力求用手段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政府，避免为帝国主义“共管”或“瓜分”的厄运，争取建立独立的“民族的国家”，并以“五族共和”作为解决国内的基本原则，反对清政府对国内各民族的统治和压迫，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共创民族平等合作、共同参政的共和政体，从而把民族解放运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民权主义是经由“国民”的途径，创立一个“平等”、“民治”、“国民”的共和国，并在“立宪”的原则下就相应的政体问题，设计“程序论”、“政党论”、“权能区分论”、“地方自治论”、“全民论”和“五权宪”等一系列具体的建政方略。它作为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政纲出现，在社会思想领域产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无疑是中国近代主义的高峰。

　　民生主义包含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方面的内容，孙中山将其解释为“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1](P329)民生主义“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就是要全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2](P798,804)。显然，他的民生主义的宗旨和精髓是既要振兴实业，广泛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防患于未然，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端。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发展，中国的在五四运动后完成了从旧主义转变为新主义的历史性飞跃。由于受到十月影响和晚年实践的砥砺，孙中山对西方思想的虚伪性也进行了深刻批判，认识到只有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三义才能在中国真正实现。进而在中国党和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将三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起来，以精神重新解释了三义，从而使它反映了历史的特点，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重新解释的民族主义，对外主张“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反对帝国主义被规定为首要任务；对内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3](P591)，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4](P592)以“民族自决”的原则代替了先前民族“融合”、“同仕”的主张，并把三大政策作为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民权主义主张直接的、普通的、的民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5] (P592)人民享有权利，“凡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6] (P592)则不得享有，并规划了旨在“济代议之穷”和“矫选举制度之弊”[7] (P592)的具体措施。民生主义则明确提出“耕者有其田”为土地纲领的中心口号，“节制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则构成工业化的基本内核。重新阐释的三义，在基本原则上与党制订的阶段的政纲基本一致，因而成为国共两党和各阶级合作的基础，对推动中国的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植根于近代中国社会土壤的孙中山的思想，作为时代的产物，自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但是无可置疑，它是中国历史上此前为止最伟大的民族思想，是留在近代中国思想宝库中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遗产，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重大意义。

　　初建，孙中山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成功后必须致力于经济建设的思想，认为“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决心专心致志办理实业，指出“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 [8] (P338,341)认为成功后，只有从经济上发展实业，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当天，在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孙中山就表示：“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紧要的事待着手。”[9] (P319)即以实行民生主义、倡办实业为己任，从事经济建设活动。

　　在历经多年酝酿积聚、调查研究基础上，孙中山精心绘制出了全面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蓝图——《实业计划》。其主要内容，从大兴铁路建立五大铁路系统，到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联为一体；从建设三个国际性大港及众多中小商港、渔港，到疏浚、开凿运河，治理黄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扩建增设一大批沿海沿江商场商埠；从全方位开发煤、铁、石油及其他矿产，兴建钢铁、水泥、造船、机车等大型工厂，到发展食品、纺织、建筑等工业；从改良农业，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到鼓励移民垦荒，开发广大的边疆地区，其内容几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孙中山同时在《实业计划》最后的“结论”篇中强调指出：“发展中国工业，不论如何，必须进行。”但不能沿袭西方文明的旧路径，必须另辟新途，要“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

　　无可讳言，由于孙中山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多有失误之处，诸如对共和政体一度盲目乐观，对错综复杂的演变认识不足，对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内部矛盾及其对华态度同样缺乏本质的把握，因此寄希望于大规模引进外资振兴中国实业的建设计划只能落空。此外，计划本身过于庞大，缺乏现实估计，缺乏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与统筹安排。加之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背景所制约，气势磅礴的《实业计划》在孙中山的有生之年根本缺乏付诸实践的可能。

　　但是，《实业计划》毕竟是孙中山制订的“国家经济之大政策”，其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列项之全面、措施之周详，可谓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建设构想。它无疑是孙中山在前人的基础上继往开来的思想飞跃，是站在时代前列探寻未来中国发展模式的一次勇敢尝试，代表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派对未来中国总体设想的最高水平。它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振兴中华的思想宝库，客观上推动了辛亥以后实业潮流的发展，对于为祖国独立富强而奋斗的中国人民有着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作用。

　　先驱者未能及身而成的宏伟蓝图，无疑为后来者的继续前行开辟了道路。尤为弥足珍贵的是，《实业计划》中的许多精湛见解，比如全面而有重点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建立国际经济合作的思想，不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而且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近20多年的伟大实践表明，只有中国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经济建设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把一个曾经“一穷二白”的旧中国真正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当年的计划，有的已变成现实，有的正在努力之中，有的则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实业计划》对于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启发和借鉴作用，无疑是不争之实，作为一份丰富的思想遗产，它将继续泽惠后人，启迪来者。

　　孙中山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不仅形成了丰富的和经济思想，而且形成了广博的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以打破殖义和封建主义为前提，以实业化为中心，以为杠杆，以科学、教育和文化的革新与发展为必要条件，以建立独立、和富强的新中国为根本目标，其范围相当之广泛、内涵十分丰富，从、哲学到经济建设，从内政、外交到文化教育，从伦理、道德到济世救人，均有比较完整和系统的理论观点。包括建立在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基础上，坚持进化发展的普遍观念，以“生元说”和“知难行易说”为基本内容的哲学思想；包括“因袭”中国传统文化，“规抚”西方先进文化，并勇于“独见”创新，融贯中外文化之精华为特色的文化思想，等等。他的思想不仅对封建主义思想意识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而且有力地宣传了西方近代文明，对于此后的新文化运动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孙中山毕生为建立真正共和国制度的奋斗，以及从事、物质、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集中体现了他要使中国“驾乎欧美列强之上”的宏伟抱负和救国救民的主义战斗精神。他的近代化思想与实践超越同代人，大大推动了中国全面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孙中山特别强调“知难”，在他看来，中国人所谓“知之非艰”，其习闻所知大都是天圆地方、天动地静、螟蛉为子之类，“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线)因此，“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11] (P107)他认为中国积弱衰败的原因也在于受“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观念毒害太深，造成了人们“以难为易，以易为难”、“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他更认为“倘使我国之后知后觉者，能毅然打破‘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迷信，而奋起以仿效，推行之三义、五权宪法，而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诚有如反掌之易也”。[12] (P105)

　　孙中山还创立了“行易知难”说，认为“能知必能行”，突出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极力强调知对行的指导作用，并把它作为救国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当今处于科学昌明时代，“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后乃敢从事于行”，之所以如此，“盖欲免错误而防费时失事，以冀收事半功倍之效也”。并进而申明：“凡能从知识而构成意象，从意象而生出条理，本条理而筹备计划，按计划而用功夫，则无论其事物如何精妙，工程如何浩大，无不指日可以乐成者也。”[13] (P110)结合自己制定的方略在实际斗争中的遭际，孙中山指出这一有计划、有步骤的方略对于推动进程极为必要，“惜乎当时之党，多不知此为必要之事，遂放弃责任，失却天职，致使事业只能收破坏之功，而不能成建设之业”，究其原因，“是知与不知之故也”。[14] (P117)建设计划的失败也在于此。孙中山把“不知亦能行”看作人类文明进化的第一个重要阶段，认为“行先知后”、“以行求知”是人类认识的普遍原则，不会因科学昌明时代的到来而改变，指出“科学虽明，惟人类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较于知而后行者为尤多也。”例如“生徒之习练”、“科学家之试验”、“探索家之探索”、“伟人杰士之冒险”，都是“行其所不知以致其所知”，[15] (P130)有助于促进人类文明，国家富强。因而他强调，“不知而行”是人类进化之“门径”，有志于国家富强的人们应该“黾勉力行”[16] (P130)。基此认识，他以美国实业发达为例证，勉励国人抓住机遇，以实业救国奋发图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承继中国传统思想的优秀成分，并汲取西方近代学说的进步成果而熔铸创造的“三义”学说，作为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纲领，反映和概括了当时整个时代的要求和历史的动向，是当时中国最先进、最科学的思想。他不仅提出了“三义”的纲领，并为追求民族独立、自由和民生幸福贡献了毕生精力。他主张“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敢于向几千年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制度和阻碍社会进步的势力宣战。他最早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期望中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并为推动实现这个美好理想而顽强工作。他历经艰难险阻，但始终百折不挠，忠实地实践着他所说的“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励”的誓言。他强调“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把“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作为自己四十年生涯的经验留给了后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