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谈中国教育三大问题

　　杨东平教授是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他长期从事教育公平研究并参与行动，是环保组织“自然之友”、“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和“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创始人。他领导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是一家具有很高声誉和影响力的民间教育智库。

　　2016年4月下旬，杨东平老师应邀到哈佛大学参会，其间，哈佛沙龙邀请杨东平老师进行了一场关于中国教育的民间突围的讲座，杨东平首先讲了中国教育存在的三大问题：

　　最后，杨东平老师介绍了由民间生发的教育创新，包括homeschooling（在家上学）、国学读经、在线教育等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杨东平老师叙述的中国教育图景令与会的哈佛学生、学者极为震撼。

　　在中国，教育公平问题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外部问题，与整个社会制度有关，比如流动人口、流动儿童的管理。还有一类是内部问题，就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不公平。比如说高考制度的设计，是不是有利于农村学生？如何对农村学生进行补偿，等等。教育系统内的教育公平问题，主要是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造成的，在教育上同样如此，区别对待，经费投入，师资配备，学校建设，都是优先向城市倾斜。在城市的学校里，构建了另外一个二元结构：就是把学校分为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对重点学校锦上添花，造成义务教育阶段激烈的择校竞争。这是教育系统内部构建的一种制度性的不平等。我们现在反对的主要是这些东西，希望通过制度变革改善现状。

　　中国的教育公平问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在新中国建国后的前30年，那时的教育公平是具有身份歧视的，可称为是“阶级内的平等”，也就是说：只有劳动人民子女才能享受教育机会，剥夺了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子女的受教育机会。

　　1977年恢复高考否定了这种身份制度，恢复了分数面前的平等，但逐渐的，阶层差距、城乡差异就显现了。大学里工农子女的比例在1980年代中期是40%左右，到了1990年代中期就降低了一半，达到20%。最近这些年，这个比例仍然在降低。现在清华北大这些顶尖高校里，农民子弟的比例大概在15%左右。高等学校扩招以后，虽然极大增加了农民子女的受教育机会，但是农村的孩子主要分布在高等教育的中下层，即比较低端的地方院校和高职高专。在研究型大学中，农村孩子的比例在持续下降。

　　在近些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两个新的教育边缘化群体。这就是被称为“流动儿童”的进城务工农民工的随迁子女，以及他们留在农村家中的孩子——“留守儿童”。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全国17岁以下流动儿童为3581万，农村留守儿童6102.55万，这两个群体总数约一亿人，数量非常大，但他们的教育问题还没有得到制度性的解决。

　　国家制定了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两为主”政策，即“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现在虽然宏观统计流动儿童在城市公办学校入学比例达到80%，但2014年以来，在流动儿童集中的特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等，由于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压力，流动儿童的入学问题出现很大的逆转，城市开始高筑门槛，限制他们入学。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流动儿童面对的问题首先是城市要对他们开放，接纳他们，给予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

　　留守儿童的问题更复杂，据统计，孩子两岁左右的时候，是家长外出高峰时期。甚至有很多年轻的家长本身就是留守儿童。我看最近的报道，云南、广西初中生早恋早婚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初中一毕业就结婚生孩子，TA自己也是个留守儿童，自己还没有，根本就没有抚养子女的愿望，把小孩扔给家长，自己出去打工。大多数留守儿童由老人或者亲戚看管。但是，有3.37%的儿童没有任何陪伴，他们是处于高危状态下的困境儿童，总数约200万。最近几年国内连续发生留守儿童和死亡事件，基本上都是完全没有人监管的儿童。

　　需要认识到，留守儿童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移民、难民问题，全世界共有1500万难民，时间最长的难民营已经存在60多年；但是，无论在难民营还是贫民窟，他们的家庭是健全的，没有骨肉分离、儿童被“遗弃”留守的问题。我国出现巨大规模的留守儿童，有违基本的人伦和社会公平，主要是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排拒外来人口的城市管理体制——所谓“经济吸纳、社会排斥”——造成的。留守儿童问题是非常综合化的，不是你重视就能够解决的，很复杂，涉及到乡村的社会生态、乡村文明的断裂和乡村治理，我们也会在今后持续关注探讨这个问题。

　　第二个突出问题是严重的应试教育。应试的压力，原来主要是高考的压力，然后从高考转移到小升初，现在转移到幼升小。小孩还在幼儿园，家长就开始焦虑了，给TA买学区房，教育成为了“三座大山”之一（另外两个是住房和医疗）。家长集体焦虑的基本理论，就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这个理论忽悠了很多人。治理应试教育，实行素质教育，尽管政府层面出台各种各样的文件，但这种情况却愈演愈烈。

　　但是，中国的基础教育真的如此之好吗？为什么中国最优秀的中学生开始“逃离中国”，低龄留学的潮流越来越大？我认为，一是上海只能代表上海，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因为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另外，上海在这两次PISA测试当中其实是得了两个第一：一个是学业成就第一；另外一个是学生学习负担最重、学习时间最长。上海学生平均每周做作业时间为13.8小时，加上校外辅导和私人家教，每周校外学习时间17小时左右，远远高于OECD的平均值7.8小时。港澳台约为上海的一半，日本仅为上海的1/3。这一事实打破了一个流行的似是而非的认识：儒教文化圈的亚洲国家都一样，重视分数、考试，改不了。其实人家早就超越了“考试地狱”的阶段，只是我们还在“应试教育”的泥潭里挣扎。

　　“超级中学”是什么概念？北大的黄晓婷博士做了一个定量研究，根据其垄断当地一流生源和教师、毕业生垄断一流高校在该省（区、市）的录取计划，或者说“北清率（北大、清华录取率）”高的特质，识别出全国一共有84所超级中学，平均每省不到3所，其中有9个省份仅有一所超级中学。各地“超级中学”的特征是相似的：上万名学生的巨大规模，一个年级五六十个班，一个班七八十人；实行严格的军事化管理，用类似的方式，严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使之“万念归一”，只问高考；实行高强度、高难度的应试训练，产出骄人的高升学率。

　　河北的衡水中学是超级中学的典型。走廊、过道上全部用铁栏杆围着，被称为“模范监狱”，据说其口号是“今日疯狂，明日辉煌”。

　　北大社会学系的学生采访进入北大的衡水中学毕业生，这个论文非常真实，使我对衡水中学有一个定性。学生的作息时间被精细管理到每一分钟。作息时间表精细到分钟，起床几分钟，吃饭几分钟，走路几分钟，时间掐得非常准（编辑时查询到一份衡水中学作息时间表，5：30起床，5：40非值日生离开宿舍，5：43值日生离开宿舍－编者注）。各年级分批吃饭，每个年级时间间隔为4分钟，一顿饭只有15分钟时间，鼓励你挤出5分钟学习，所以得胃病的人很多。一位女生回忆说，在衡水中学读高中三年，没有脱过衣服睡觉，因为怕早上来不及叠被子，被子没有叠成方方正正的豆腐块就要扣分。还有很多细节，比如女生在冬天不许洗头，为什么？洗头没有吹干，容易着凉感冒，影响学习，以及规定只能吃什么水果等。这种管理令人难以想象，但由于升学率高，衡水中学被追捧和复制，在各地开办分校，不少中国家长认为这是好的教育，可以改变孩子的命运。

　　超级中学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教育不平等。因为这些学校都是在地级市或者省会城市，远离农村，教育成本更高，离农民更远。调查显示，超级中学中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远低于一般中学，仅为普通中学的1/8，是造成农村学生高等教育机会下降的重要原因。超级中学高考神话的背后，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将地区内的高分学生、优秀教师集中在一起，造就千木萧瑟、一支独秀的辉煌。超级中学数量越少、集中度最高，该区域教育生态失衡也越严重。超级中学兴起后，出现了原本很牛的“县中”沦陷的现象，包括著名的黄冈中学。县域高中教育滑坡的直接后果是初中不保，初中阶段的优秀生源和教师也相应流失，义务教育无法稳住，严重破坏了地区教育生态。

　　第三个问题是教育行政化。简单来讲，就是高等教育是教育部办学，基础教育是教育局办学，学校没有自主性可言。教育行政化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更大，对于办学活力和学术自由的损害更为明显。

　　这两年做的真正有价值的改革是高考制度改革，去年公布了高考改革的实施意见，现在正在上海和浙江两个地方试点。但这个高考改革方案并不是理想的。

　　高考改革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考试科目的改革，考几门，怎么考。第二部分是招生录取制度的改革，怎么招生怎么录取。真正需要改革的重点是招生录取制度改革。现在的模式是由省招办代替高校招生，每所高校划一道分数线，分分计较，甚至计较到小数点后的几位，完全根据一次性的考试分数录取学生。例如北大就一个分数线多分，一刀切。学艺术的、学考古的、学数学的、学人文的，都是这个分数。只有实行招考分离，落实高校的招生自主权，把招生录取的权利还给学校、还给学院，按照学科、学院招生，才能打破单一的录取分数线，改变唯分数论的弊端。但这个方案最后还是只有考试科目的改革，砍掉了高校自主权、自主招生部分。原因是认为社会严重，给高校放权缺乏安全性。老百姓也是这种主张，老百姓认为用分数说话是最公平的。这就使得高考改革基本原地踏步，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这次我在会上主要是介绍中国教育创新的情况。创新，说起来好像勉为其难，在那么严重的背景下，但的确，中国的教育创新正在生长，正在出现。这几年跟前些年的区别在于，原来的家长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批评、声讨、忍气吞声。后来有了第二种选择：逃离中国，逃离应试教育，到美国去。这个低龄留学生的浪潮在现在非常迅猛。2015年中国有4万多低龄留学生出国留学至美，较前年增加了5000多人，很迅猛。国内有各种各样的高中国际班、国际学校，一年学费二、三十万。家长趋之若鹜，要找人找关系，要特批，因为国家政策只有外籍学生才能够入读国际学校，所以有些学校找教育部、教委特许，可以招30个中国学生。有钱的老百姓可以用脚投票，可以逃离应试教育。

　　最近几年出现了第三种选择：越来越多家长开始教育自救，教育自足，自己解决问题，没有钱上国际学校，但也不愿意接受公办学校摧残儿童的教育，就自己在家上学，homeschooling。homeschooling是世界性的潮流，作为对学校教育体制的一种补充。中国学生在家上学的情形正在快速地增加，2013年我们做了第一次调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了《中国在家上学研究报告(2013)》－编者注），发现活跃在各大“在家上学”网站的人数已达1.8万，真正在家上学的学生大约有2000人，我相信这个数据到现在又有增长。

　　初期，部分在家上学的家长都是因为孩子在学校受到挫折或者师生关系发生严重的障碍、冲突，别无选择，要么讨好老师，忍气吞声，要不只能离开学校。当然离开学校是暂时性的，回来一两年，然后再回去。但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白领、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海归家长，不愿意让孩子进入公立学校接受那一套教育的折磨，所以抱团取暖。

　　在中国，在家上学马上发展成小微学校，著名的是北京回龙观的日日新学堂。从最初（2006年）的六个小孩到2007年的16个小孩，如今的日日新学堂已成为包括幼儿园、学前班、小学和初中近300名孩子以及90余名教职工规模的家庭互助式民办学校了。但没有资格证，一年学费要三万左右，家长趋之若鹜。这个学堂是先从幼儿园开始。在中国，在家上学的孩子如果想要参加中国高考，初中的时候就必须回到体制内学校。

　　从美国统计的数字来看，homeschooling学生占在校生的3.4%，大约有180万人（2012年联邦统计数据－编者注）。在美国的50个州，虽然各州具体规定有所不同，但所有的在家教育都是合法的，他们可以参与公立学校的学术课程，也可以指参与课外活动部分。在美国，在家上学的孩子的学业成绩也表现出高于公办学校的学生，是一个很大的潮流。2014年通过《高级中等以下教育阶段非学校型态实验教育实施条例》，在家上学合法化，叫“非学校型态教育实验”。中国远远还没有合法化，在家上学的孩子没有学籍，不能参加高考。但这是大势所趋，在家上学是很大的一个潮流，各大城市都有，云南大理是在家上学的大本营，很多人举家搬迁到那儿。

　　还有一个非常新的或者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是网络教育、在线教育。中国的在线教育发展非常迅猛。网络教育方面，只有中国可以和美国相比较，欧洲、中东都谈不上，一方面是市场对这个事情不太敏感，家长也不愿意为这个事情花钱。但中国不得了，资本家愿意烧钱，家长也愿意投钱，发展非常快。

　　关于在线教育，还有一些统计很有意思，接受在线教育的活跃程度，二、三、四线城市远远比北上广深的受众活跃程度要高。也许因为他们资源少，更多地是在网络上学习，而且积极性更高，女性要比男性高，高十几个百分点。从这个表现来看，网络教育的确成为弥补教育平等的重要工具。

　　网络教育，大家都意识到对教育生态的改变非常大，只不过现在大多数学校不为所动，觉得距离很远。其实，做在线教育要不了五年、十年，学校的界限就会打破。现在教育部也想推动这个事情，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是推动网络课程的学分。未来网络教育必然改变教育生态。

　　还有一个教育变革发生学校系统内部。学校系统，媒体传播比较多的是像北京十一学校，清华附小等教育资源比较丰富的学校，包括北大附中做的课程改革，新式教学，多样化的选修课、学分制等等，打破行政班制度。有人说美国早就这么做了，算什么创新？但它毕竟改变了中国的教育现实，应该算创新。其实在时期，在上世纪30年代，全部是学分制、选课制，后来中断了，现在重新恢复。

　　在中国农村有的学校开始做学习或者课堂改革，里面有所明星学校是山东的杜郎口中学，杜郎口中学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初中。曾经考试是全县最后一名，两次红牌警告，学生退学、流失，教育质量低下。1997年，新上任的校长崔其升为了挽救学校的命运，痛下决心，奋发图强，开始改革，没有多少外部资源，没有专家系统，没有一名受过本科教育的老师，都是中专，只有一个可以凭借的资源——学生，学生的学习潜力、学习能力。他发明的一种新的教学模式，以学生自学为主，老师少讲甚至不讲。只要学生自己能学明白的，老师就不讲了，完全改变原来那种填鸭式、满堂灌的方法。让学生自学，小组讨论，小组之间交流展示，无限相信学生的学习潜力，把课堂还给学生，把时间还给学生。事实证明，学生学习水平大幅度提高。

　　一开始强行规定，每节课老师最多只能讲10分钟，超过10分钟就罚款。因为老师习惯满堂灌了，强行把时间还给学生。

　　最后这个乡镇学校成为全县考试第一的学校，名声大振，全国各地的学校络绎不绝地去参观。2006年出名，到现在已经接待一百万人来参观。据媒体报道，门票是260元一张。每天学校门口，大巴车云集，像旅游景点一样，每一间教室前后门打开，全部是围观的人群，学生在当中侃侃而谈。所有人看到这样的学校，第一眼就说，这个学校这么上课能行吗？这是学校吗？像个大卖场。有人怀疑是白天作秀，晚上上课，就潜伏在学校，看他们晚上干嘛。其实这是一套成熟的教育模式，晚上9点钟熄灯，学生负担很轻，因为他能够自己讲明白就真的明白了。

　　崔其升为什么敢于这么做？源自于自己上初中时的一次经历。他当时是数学课代表，班主任说他来了一个亲戚，要办点什么事，你去给我上一节课。后来他发现，他上课的效果比老师上课要好，学生愿意听他讲。他就意识到学生教学生可能是管用的。现在整个农村地区有不少学校想学习杜郎口中学，但除了少数几所学校，大多数似乎不怎么能够学到位。

　　另外是山西新绛县的新绛中学，也是个农村高中，学杜郎口，校长痛下决心，从高三开始改，学生家长上县政府，拿我们学生做实验品。杜郎口是初中，新绛中学从高三直接改。后来我问他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决心？他说我就认准了这件事，每天到教室里看，学生就一个姿势：白天打磕睡，晚上熬夜刷题，他认定这种学习是低效率的，只要稍加改变，学习效率只会提高不会降低。让学生白天不打磕睡的办法是什么？——小组学习，面对面说话，就不打磕睡了。因为高三是复习旧课，没有新课，所以上午面对面讨论，下午自学，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进度自己组织复习。后来在课堂上放两个电脑，凡是百度都能够查到的，老师不用多讲，学生直接上网查。第二年高考结束了，这个校长给我发了一个短信，说今年学校二本以上的上线个百分点。这不得了，一个农村学校，提高三五个百分点都是重大进步，他提高了30个百分点。所以这种课堂，国内有些报纸称之为“高效课堂”，我不大主张这种提法，高校课堂过于注重效率，我把它称之为“学生主体课堂”，以学生自学、讨论、交流、展示为主，教师退到后面。这种新的教学模式，在农村地区正在流传。山西的教育厅长在全省范围内推进该模式，从小学、初中、高中，1/3的学校都已经采取了学生主体课堂，对学校教育的改变很大。但城市学校很少学习，因为城市学校不屑于学这个东西，而且没有必要改变，升学率很高，没有动力就没有需求，所以城市学校的学校面貌改变较少。

　　学生主体课堂对学生的表达能力是极大的增加，培养了学生的自信心、表达能力。我去年去了一次杜郎口，突破了教师中心。过去传统教学是三个中心：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现在只打破了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还是没有打破，还是围绕教材翻来覆去地学，课堂中心也还没有打破，没有使教育从课堂走向学校或者走向生活，还没有走到这一步，这是它的局限。但对农村学校来说，打破了满堂灌，打破了教师中心，也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