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教育的工作形态及优化理路

　　[摘 要]思想教育的工作形态包括基础性形态和拓展性形态。以宣传党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为内核衍生的各种思想教育工作形态的总和构成基础性形态，并表征出时间与空间耦合、现实与虚拟交融、显性与隐叠的时代特性。从广义来看，所有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祉的事业都是思想教育工作的延伸，它们是思想教育工作基础性形态的有效延展，构成拓展性形态。优化思想教育的工作形态，需要革新工作形态的范围、拓展工作要素的视野、健全工作运行的机制。

　　近年来，学界对思想教育形态问题的关注呈上升态势，已构成思想教育学科建设与理论创新的重要增长点。孙迎光认为在思想教育发展历程中大致出现了“意识形态型思想教育、学术型思想教育和面向生活型思想教育三种形态”。[1] 叶方兴将思想教育学术形态概括为本学科“研究过程中形成的知识成果、社会建制、社会关系、思维习性等各种现象的总体表现样态”。[2] 刘建军针对思想教育内容形态建构了由心理情感、思想观念、精神品格、行为规范四种形态构成的整体框架。[3] 综观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作为思想教育最普遍、最基本形态的工作形态研究，尚处薄弱环节。思想教育的工作形态是思想教育者与工作对象在特定情境中相互作用呈现的样貌，按照由中心向外围延展的分类依据，可将其分为基础性形态和拓展性形态。基础性形态是拓展性形态的依托，拓展性形态是基础性形态的延伸，二者相互促进、互为支撑。

　　思想教育工作的基础性形态包含以宣传党的基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为内核所衍生的各种工作形态，并表征为时间与空间耦合、现实与虚拟交融、显性与隐叠等时代特性。

　　与个体成长和发展周期的不同时间段相耦合，家庭、学校、单位、社区等场域接续出场，在个体不同成长阶段交替发挥思想教育的“主场”作用。学校是受教育阶段思想教育工作的“主场”，单位是职业生涯阶段思想教育工作的“主场”，家庭和社区则贯穿始终。可以看出，思想教育与人的成长阶段同轨、与人的发展空间同构，在不同阶段、不同场域呈现的工作形态体现出一定的异质性。

　　思想教育的工作形态在家庭场域中主要表现为长辈等家庭成员的言传身教，在学校场域中主要表现为思想理论课专职教师、班主任、辅导员等协同开展的课堂教育和课外实践。在不同性质的单位，思想教育工作日渐分化、形态各异。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军队等普遍具有良好的思想教育工作传统和基础，形成“党委领导、专职负责、全员参与”的工作局面，体制机制得以不断健全。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也愈发重视思想教育工作，将企业文化和价值观塑造为引领业务工作的精神引擎。总体来看，不同企业对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视程度、开展方式和实际绩效差别较大。社区场域的思想教育工作生动鲜活，如近年来不断涌现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已成为提升民众思想觉悟和文明素养的重要抓手。

　　主体多元性、内容多样性、时空交互性等特征铸就了思想教育工作形态的独特基底，也赋予了工作形态更为丰富的内涵。与此同时，不同阶段的有效衔接以及不同场域的有机融合是当前思想教育工作形态建构亟待破解的难题。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重构甚至颠覆了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学习范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生活、学习、工作以及发展空间得到极大拓展，这种拓展不是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机械叠加，而是两者碰撞后的融合。空间环境之变为思想教育工作形态之变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网络空间人员集聚、交互便捷、异质性强，已成为各种、观点、声音交锋的主要阵地，更成为思想教育工作的必争之地。传统的思想教育主体纷纷转场，党媒等大众传媒陆续入场，新兴的自媒体、网络“大V”等争先登场，协同构筑网络思想教育工作阵地，传播主流价值观。在现实与虚拟交融的环境中，思想教育工作的形态也呈现新的变化。一方面，工作者与工作对象的交互关系趋于扁平化。任何个人，不论年龄、职业、阶层，当通过移动终端接入互联网后便实现了普遍连结。工作者与工作对象的交互关系突破了科层制束缚而趋于扁平化，所有“触网”对象都有可能成为思想教育工作内容无差别的接受者。同时，随着后喻文化的兴起，思想教育工作者与对象的边界有逐渐模糊的倾向，二者的交互作用愈发明显。另一方面，工作内容的生产和表达方式趋于多样化。借助网络流行语、表情包、短视频等创新载体的“东风”，思想教育工作不断推动文本形态和图像形态的生产与表达方式革新，有效提升了工作的针对性和亲和力。

　　网络时代，随着海量信息的泥沙俱下、浪潮涌动，部分网民陷入了不知所选、不知所向乃至不知所踪的尴尬境遇，加之科学素养、媒介素养不足，极易诱发“信息茧房”“网络暴力”“撕裂”等现象，势必会对社会的公序良俗带来冲击。这不利于涵养公民（作为思想教育工作对象乃至工作者）的基本思想品德素质，也对当前思想教育的工作形态优化提出诸多新课题。

　　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理应是思想教育工作的基本方法遵循。长期以来，显性形态占据着思想教育工作形态的主导地位，隐性形态则尚待有效展现。只有显性与隐叠、优势互补，才能取得相得益彰的成效。

　　思想教育工作显性形态具有意旨鲜明、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特点，发挥着旗帜鲜明弘扬主旋律、引领社会的关键作用，如中国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开展的主题教育以及党团组织日常开展的党团活动都属于思想教育工作的显性形态。与之相应，思想教育工作的隐性形态体现“借力发力”、润物细无声的特点，在充分挖掘开发各类文化资源、空间资源、教育资源等基础上，通过将思想教育元素有机融入人们学习、生活、工作等方方面面，于无声处发挥功效，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绍兴市枫桥镇的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4] “枫桥经验”成功实践的内核在于思想教育工作与基层治理工作的有效融合，堪称思想教育工作隐性形态的经典案例。

　　对于思想教育工作而言，无论是显性形态还是隐性形态都需要把握好时、度、效的问题，过于显性化造成的意义流失和过于隐性化导致的价值遮蔽都需要高度警惕和着力防范。

　　思想教育工作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及其他各项工作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孤立关系，也不是依附关系，而是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共生关系。中国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由此观之，具有思想教育效应的所有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谋福祉的事业都是思想教育工作的延伸，它们构成了思想教育工作的拓展性形态，是对基础性形态的有效延展。相较基础性形态，思想教育工作的拓展性形态主要呈现于以下维度。

　　在拓展性形态中，工作主体不局限于思想教育工作者或特定的组织机构，在特定情境下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任何个人或集体都有可能成为思想教育工作的主体。例如，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指出，“要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让所有高校、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5] 这意味着，在高校思想教育工作场域中，课程思政的推广实践将扭转长期以来高校思想理论课专职教师、班主任、辅导员作为思想教育工作狭义主体的局面，呈现出多元共生、全员联动、协同互促的工作态势。与之类似，社会各行各业尤其是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中蕴藏着广泛的思想教育潜在主体。那些在各自平凡岗位上辛勤耕耘的人民群众，如医护人员、人民等，虽然并未直接从事思想教育工作，但他们的实际行动是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具象化表达，可以激发显著的教育效应。

　　工作主体的拓展对于思想教育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整合工作力量。思想教育工作成效是不同工作主体的作用非线性叠加后的综合呈现，各方主体的同向同行和有效协同，有利于推动思想教育工作的力量整合和价值聚合，避免陷入“自说自话”甚至相互消解的尴尬境地。二是拓宽工作场域。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能够促进思想教育工作与业务工作和日常生活的有机融合，避免思想教育工作“空对空”、与业务工作和日常生活“两张皮”等困境。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需求驱动、技术迭代、自我革新等为社会治理持续注入发展动能。从运行视角看，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处于持续优化的态势，不断涌现出新的典型案例，并在互联网助推下迅速进入大众视野，如有些地区率先推出的“最多跑一次”改革即为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鲜活实践。该举措聚焦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联系最紧密、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领域和问题，把办事的“窗口”当作改革的“主场”，将群众的“一件事”落实为政府服务的“一次结”，变“群众跑”为“干部跑”“数据跑”，变“反复跑、多头跑”为“最多跑一次”。[6] 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化创新会产生“溢出效应”，即将人民群众对社会治理效能的获得感转化为对党和国家的认同感，这就拓展了思想教育工作的方法范围，社会治理的实践本身融合为思想教育工作拓展性形态的组成部分。

　　可以发现，在思想教育工作拓展性形态中，工作对象的诉求表达趋于显性化，思想教育工作方法更要精准回应工作对象的现实诉求，从而激发其获得感。这也促使思想教育工作的效应发挥机制趋于隐蔽化，使得工作方法更易被工作对象所接受且不被察觉。

　　载体是思想教育工作者开展工作的重要抓手，是工作方法得以实施的重要基础，既存在于现实空间，也存在于虚拟空间，既包括可触摸可体验的物理空间，也包括可感知可体悟的文化传承。例如，融合功能、文化功能、经济功能、社会功能于一体的农村文化礼堂便是思想教育工作在空间向度、时间向度、文化向度等有效拓展的典型载体案例。作为乡村中的空间实体，文化礼堂充分挖掘地域资源，做足农耕文化、乡贤文化和礼仪文化等地域文化的文章，能够有效激活基层思想教育工作的效能。[7]

　　拓展性形态是不同主体在多元场域中运用多种方法开展思想教育工作的综合呈现。上述针对工作主体、工作方法及工作载体等不同维度的适当区分，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思想教育工作拓展性形态的特征。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个维度的划分乃至基础性形态和拓展性形态的划分，只是从理论层面而言的。在思想教育实践中，这些工作形态之间有一定的交叉和重合。

　　作为服务于中国党治国理政、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系统工程，思想教育永葆生机活力的奥妙在于工作形态的良性运行和不断优化。思想教育工作形态的运行和优化不是自发自为的自然过程，而是常变常新、渐进渐成的动态发展过程。

　　面向未来建构和健全思想教育工作形态，应跳出传统的思维定式，从人们生活、工作、交往等多种视角革新工作形态的范围。

　　第一，融入日常生活形态。近年来，物质生活的极大改善拓展了人们日常生活的领域，愈发唤醒人们对自由时间的向往。作为与劳动时间相对的范畴，自由时间不以任何“直接劳动生产”为目的，而是用于享受家庭生活、生活以及其他社会生活的时间。[8] 自由时间赋予人们日常生活多向延展的空间。日常生活形态的急剧扩展带来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不相协调的问题，精神世界的发展速度滞后于物质世界，物质丰盈而精神荒芜的现象并不鲜见，从常见于场的道德危机事件便可见一斑。因此，由自由时间承载的日常生活形态开辟了思想教育工作的新场域。思想教育工作应充分融入日常生活形态，涵养日常生活中的精神养分，守护人们的精神家园，提升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

　　第二，植入实际工作形态。对于现代人而言，工作不仅是谋生的手段，也是自我实现的渠道以及社会参与的基础。工作形态具有系统性、完整性的特点，这为思想教育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现实基础。但是，思想教育工作与人们的实际工作形态之间的多重疏离却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行各业，具体表现为场域疏离、功能疏离、价值疏离等。场域疏离体现为将思想教育工作看成少部分人在特定情境下做的事，功能疏离即将思想教育工作看成实际工作之外的事，价值疏离即认为思想教育工作对实际工作无作用甚至起反作用。这些现实困境和思维困境迫切需要思想教育合理植入实际工作形态，成为实际工作的促进力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传统业态逐渐消亡、一批新兴业态持续孕育，这将倒逼思想教育工作不断推陈出新，以适应实际工作形态的演变与发展。

　　第三，嵌入社会治理形态。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述的日常生活形态、实际工作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而言都是社会治理形态的具象呈现。社会治理形态与思想教育工作形态犹如硬币的两面，后者是前者的隐蔽化表达，前者是后者的鲜活化表现。社会治理需要借助思想教育工作达成目标，其显著成就也构成思想教育工作鲜活的案例素材。通过嵌入社会治理形态，可以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优势迁移到思想教育工作中，不断调适民众的心态，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

　　主体、对象、载体、情境构成了思想教育工作形态的基本要素。以载体为媒介，主体与对象在一定情境中相互作用生成的结果即为思想教育工作形态。因而，任一要素的变化都会牵动思想教育工作形态的调整。拓宽对工作要素的认知边界，有助于建构开放式的思想教育工作形态。

　　第一，拓展对工作主体的认知边界。论及思想教育工作主体，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从事宣传思想工作的管理干部或从事思想教育工作的教师队伍。相较于上述这些“专职”工作者，社会上其他“兼职”力量在思想教育工作中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开发，我们要不断拓展对工作主体认知的视野，实现工作主体“专职”与“兼职”更好地结合，从“核心”向“外围”不断拓展。

　　第二，拓展对工作对象的认知边界。青少年群体和党政干部作为人民群众中的“关键少数”，一直是思想教育工作的主要对象。相比之下，人民群众中的“绝大多数”由于分布广泛、构成复杂等特点，局部存在思想教育“受力不均”“冷热不匀”的现象。思想教育工作应当秉持重点与一般相结合的原则，将工作视野由“少数人”拓展至“多数人”，通过建构适合不同人群以及不同成长阶段的工作形态，致力于让“关键少数”和“绝大多数”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思想教育工作获得感。

　　第三，拓展对工作载体的认知边界。载体多样性是思想教育工作形态多样性的直观体现。健全思想教育工作载体，首先，要有创新思维，唯有通过创新才能有效承载不断革新的工作内容、有力适应持续变化的工作环境。其次，要有借力思维，日常生活形态、实际工作形态以及社会治理形态的极大拓展为思想教育工作载体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思想教育工作应当“借力发力”，将日常生活、实际工作、社会治理的新范式转化成为思想教育工作的新载体。再次，要有精准思维，精准把握工作对象的特点和诉求，实现工作载体与工作内容、对象的精准匹配，从而提升思想教育工作实效性。

　　第四，拓展对工作情境的认知边界。情境赋予思想教育工作形态建构的空间，对情境的认知边界决定了思想教育工作形态乃至思想教育工作本身的边界。从建构方式上看，工作情境既可以是工作主体预设的，也可以是工作对象主动建构的；从作用机理上看，既可以是直截了当的感召，也可以是润物细无声的浸染；从存在样态上看，既可以是现实存在的，也可以是虚拟的；从实践逻辑上看，既可以是由上至下传授式的，也可以是平等对话体验式的，还可以是自下而上建议式的。

　　运行机制犹如生命有机体的骨骼，是保障思想教育工作有效运行的关键。健全工作运行机制，需要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统筹考虑，进而将思想教育打造为良性运行的共同体。

　　第一，微观运行机制。就思想教育工作内部运行而言，首先，需要主体协同。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者、宣传思想工作部门管理干部、党校系统教研人员、军队系统政工干部以及中小学德育工作者等构成思想教育工作的“几路大军”，这几类主体虽然在概念描述和工作内容上略有区别，但其关注的核心议题高度类似，应当增进认知、加强协同。其次，需要情境协同。家庭、学校、社会、网络等不同场域相互交叉构们学习、生活、工作、实践的真实空间，思想教育工作情境应在不同空间场域构成的现实基础上予以建构。不同情境之间需要有机衔接、相辅相成，以免出现错位进而造成认知撕裂、价值冲突等问题。再次，需要形态协同，思想教育工作形态从微观上看可以相互独立，但不应相互孤立甚至冲突，应当目标一致、功能互补。

　　第二，宏观运行机制。思想教育在宏观运行层面应关注自身与国家、社会、政党之间的关联和互动，这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也是思想教育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思想教育之于具体历史阶段可能存在三种由低到高的层级：落后、适应、引领。从当前实践状况来看，思想教育处于基本适应新时代的状态，存在落后于新时代的潜在风险，蕴含引领新时代的迫切希望。在新时代的宏阔背景下，思想教育该向何处去? ”[9] 在中国党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思想教育工作应主动入场、积极协同。就国家治理层面而言，国家治理取得的显著成就是思想教育工作的鲜活素材，也是赋予思想教育工作主流话语权的原生优势；就社会治理层面而言，应推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为思想教育工作赋能，让良性运行的社会发挥无言之教、无形之教的立体效应，并对有言、有形的思想教育工作形态产生辐射、验证、激活效应。

　　随着思想教育工作形态的不断优化，思想教育将会呈现一番新气象，其实效性将会得到较大提高，人民群众对思想教育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将会获得实质性跃升。

　　[1] 孙迎光.思想教育的三种形态[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2] 叶方兴.思想教育学术形态及其建构理路探微[J].思想理论教育，2020，(7).

　　[8] 李洋.自由时间：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构建的新维度[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

　　[9] 代玉启，罗琳.新时代思想教育方法研究进展探析[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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