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来学者关于辛亥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研究述评
关于反满的必要性与相关历史作用，基于清朝的、与，章开沅指出：“的丰富内容当然并非排满二字所能尽行概括，但是排满却已成为的当务之急，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梯。”[61]
认为，孙中山的表明他“已经摆脱了具有狭隘落后性和复仇色彩的种族的倾向，而显示出了近代民族运动中的主义的”，并为清朝后以五族解决民族问题奠定了基础。[30]李时岳、赵矢元也认为，有关内容“已经透露了在清朝之后孙中山随即改反满口号为五族的消息”[31]。
耿云志则强调，尽管孙中山等人“确非真正意义上的反满论者”，但他们身上的主义能量并不很多。相比之下，“蔡元培是唯一不很迁就种族主义的反满论的人”。孙中山领导的“这个主义是在降一格的形式中实现出来的，它是穿着厚重的主义外衣登台表演的。这也就决定了辛亥不足以完成主义的任务”[52]。他还说，“反满不是一个近代意义的正确口号，可是如果去掉反满的口号，辛亥就不成其为辛亥了。”因为“党人在队伍中实际宣传的重心是在民族主义”，“队伍中即使像新军这样比较有组织又略有文化的部分，一般也只接受了反满的民族主义，而未曾接受主义”，“孙中山确立其主义的目标，是带有相当的理想主义色彩的”[53]。
1961年，正值纪念辛亥50周年，刘大年专论反满问题。他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之所以“具有浓厚的反满民族斗争色彩”，“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辛亥要的，是一个满洲贵族占有特殊地位的。满洲贵族利用它的地位采取一些实际上只符合于贵族特殊利益的民族歧视政策国内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9]
不少学者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仅没有反帝的内容和口号，反而对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成为辛亥“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孙中山的反清活动就是为国家与民族的危机而起步的，虽无明确的反帝纲领，至少客观上存在反帝的作用。至于孙中山不以反帝相号召，主要是基于策略上的考虑，无可非议。
张正明等人认为，“兴中会成立之前，是酝酿时期”；“与兴中会同始终，是向旧三义过渡的时期”；“同盟会阶段，是旧三义的民族主义的第一阶段，即排满阶段”；“和中华党阶段，是旧三义的第二阶段，即在国家的和统一的同时，确认民族平等和民族的阶段”[20]。
林家有从社会背景、阶级基础与思想源流等三方面加以探讨。他说：“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和清面目的彻底，是20世纪初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社会原因。”“随着民族资产阶级阶级意识和要求的确立，民族资产阶级派的民族日益提高，是20世纪初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阶级基础。“继承中国近代以农民为主的先民的反清传统，吸收欧美和亚洲民族的思想，作为争取中国民族和的思想武器，是20世纪初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至于“先民所遗留的思想”，“这包含有继承古代中国夷夏之辨的思想因素，但主要是吸收太平农民的反清思想。”[13]稍后，他也强调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虽然是文化复杂化的产物，但它产生的文化背景主要是受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的影响。”[14]
进入70年代末以后，有关讨论继续展开。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史》云：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有二，“一是农民阶级朴素的民族思想”，“二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10]。魏忠胜也说，一方面，“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其思想渊源来说，继承了中华民族、中国近代运动的传统”；另一方面，“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向学习的结果”。不过，他在具体阐述时，还是强调前者。在他看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既汲取了朱元璋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又更多地受到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运动的”[11]。
关于孙中山等人的反满宣传，章开沅认为，“大多数排满论者不过是穿戴古代的衣冠扮演近代的角色”，“我们不能因为排满论中了大汉族主义的封建糟粕，就忽视了它所包含的可贵的主义内容”[51]。
除此之外，苑书义《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三义》一文也涉及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起源问题，他所强调的是国内外被民族的斗争对孙中山的。他说，孙中山民族主义纲领的提出，既有“汉族人民的风潮一日千丈”的推动，也有“亚非殖民地人民反帝斗争的鼓舞”[8]。
关于反满民族主义的局限性问题，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有无列强之意；二是有无大汉族主义倾向。
关于民族主义的性质，一般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惟在具体论述上略显差异。
生当中外局势与社会生活急剧嬗变的年代，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之源也许不可能是单一的，试图弥补文本主义的缺陷，沿着思想本原与社会两条线索来探求之，应该说是可取的。至于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之流向与阶段性的演变过程，也为学者们所关注。
宝力格以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为界，将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演化过程分成二段：前段是“建立在传统华夏意识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论”，后段是“建立在民族思想基础上的民族论”[21]。
张正明等称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有六点“革新”：一是“把建立适合资产阶级需要的统一民族国家的思想灌注到原有的华夏民族意识中去，从而了适合地主阶级需要的内中国而外四夷的传统观念”；二是“主张改君主政体为政体，从而扬弃了尊周攘夷和反清复明，这类有浓厚的法色彩和帝制思想的传统观念”；三是“主张师夷，从而否定了盲目排外和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四是“对内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从而基本上排除了贵华夏而贱夷狄的传统观念”；五是“寓联满于排满之中”，“这就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六是“主张在胜利后实行民族”，“从而了明夷夏之辨和严夷夏之防这类传统观念”。[29]孙中山对这些传统观念的、扬弃、排除、或是否果真令人满意，还不难引起争议，但论者试图在细心对比相关传统观念的基础上来把握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之内涵，无疑颇具匠心，更容易触及问题的实质。
在此问题上，上述论点颇有代表性，许多论著都显得大同小异。如果说反满是资产阶级发动的，也许还应当回答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孙中山等人是否属于资产阶级？如果按照另一部分学者所述，孙中山等人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或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那么，至少也需要具体说明代表者与被代表者是否一回事？彼此认同的情况又何如？况且，如果断定反清志士们只是为了一个资产阶级甚至只为这个阶级中的某个阶层的利益，显然容易低估他们那为国为民不畏的宽阔胸怀和情操。因此，郭世佑提出，“相对于他们强烈的反满要求和救国救民的思想境界而言，经济利益的并不重要。他们不是为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去抛头颅洒热血的。”[41]
钟卓安则认为，可以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或曰“排满而兴汉”，“汉家天下，政由己出”；二、“以反满为救国手段”；三、“在反满斗争中严格区分满洲贵族和满洲普通群众”。[27]
皮明勇试图从近代民族主义演变的宏观视野加以考察。他指出：“在排满的热浪中，大汉族主义迅速地盛极一时。”“辛亥后，大汉族主义进而表现为一种民族主义。孙中山就曾提出要满、蒙、回、藏都于我们汉族。尽管孙中山本人后来纠正了这种提法，但是他的观点在当时还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至于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则主要是边疆少数民族的意识极度膨胀的产物。”他还说，“仅仅用民族主义来支撑整个民族是不够的。反过来，民族传统中的许多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确实做好一些传统特质的和功能转换工作，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演变和相关制度的确立。”[63]
黎明认为主要有四：“一、要救国必须清朝”；“二、能发奋就能消除外侮”；“三、五族，平等联合”；“四、国家，天下为公”。[24]林家有认为主要有三：即反满平等。“反满，即清，用资产阶级国代替君主的清。在反满斗争中，要把满族人民和满族贵族区别开来，不以仇杀为事。”“，即建立一个不受外人控制的、由资产阶级行使主权的国。”“平等，即在清，建立国之后，国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皆可参，国际上，则要与处于平等地位，共同维持世界和平。”[25]
贺陆才等概括的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四项内容”是：一、“建立中国人的民族国家”；二、“种族与同时进行”；“以优等的多数民族（汉族）吸收少数民族，使之”；四、“寓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于反满中”[28]。
应该说，划分复合型与多变型历史人物的思想阶段，如同对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做分期判断一样，原本并不容易确定。在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流变历程中，即使以“创立合众”为坐标，1894年或1895年这样的年份也顶多只是一个近似符号，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迟至1900年10月，孙中山为何还向刘学询提出，起义成功后的首脑“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23]倘若以孙中山领导的团体或政党的成立等群体行为做界标，也不一定能及时与真实地反映孙中山本人的思想变化情况。否则，孙中山就难有“先知”或“先行”可言。
李华兴另列四条作为“主要内容”：一、“突破了狭隘的种族复仇主义和笼统排满思想”；二、“和、民族危亡、摆脱瓜分危机联系在一起”；三、“主要以资产阶级的民族构成学说为思想依据”；四、“对太平和秘密会党反满、反侵略要求的继承与发展”。[26]李华兴所论与其说乃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还不如说是有关特征问题，不过，李华兴的立意还是不难估摸的。
李光灿的见解是：“正因为中国的民族运动反对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国内民族的，对于被的各阶级，对于中国的全体都是休戚相关的。因此，这种民族运动，客观上不能不带有全民的性质。”[42]此论显得有点与众不同，但未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曾引起重视。窃以为，如果说反满民族在客观上带有全民的性质，那么，属于孙中山等人主观范畴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性质究竟何如？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怎样？如何看待这些联系与差异？这些问题似乎都有待进一步说明。
李时岳与赵矢元则认为，“反满思想主要来源于封建的大汉族主义的华夷之辨，即汉族优越于国内其他民族，只有汉人可以做中国的，其他民族没有资格做中国的。”至于“清朝确立后逐渐淡薄下去的满汉矛盾，经过200多年又突然尖锐起来了”，“真正的原因在于反满和资产阶级民族思想的结合”[12]。
问题的关键恐怕在于，需要对清朝260余年间各阶段满汉矛盾的消长情况作出具体考察。但不管怎样，满汉矛盾的存在，实属有清一代十分与棘手的基本国情。至于汉族知识对清朝的认同范围与程度，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同盟会汪东的回忆倒是为我们提供了相反的。他说：“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依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祖父住在镇江府训导衙门里。我祖父已将近八十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不要为所鼓惑。我却从别人手中弄到一本《驳康有为书》的《国民报》，偷偷地把他放在祖父桌上。祖父看见了，仔细读了一遍，便问我：这是你拿来的吧？我一口承认了，原准备大受，谁知祖父却笑道：这篇文章很有道理。于此可见文字宣传，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因人说法，收效才大。”[50]尽管《国民报》与《驳康有为书》之间不可能有直接关联，前者在后者问世前即已停刊，很可能是回忆人误将章太炎的《正仇满论》当做《驳康有为书》，但他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士大夫的另外一种信息，值得关注。
章开沅认为，“二十世纪初年的排满实际上成为反帝、反封、反君主主义三位一体的战斗口号，已经与往昔的反清复明有着本质区别。”“资产阶级派诚然不是明确的阶级论者，但他们的许多言论和文字，至少在客观上表述了这个斗争口号的阶级内容。”[39]
张正明等人则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导源于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说远一点，是内中国而外四裔、贵华夏而贱夷狄的民族正统观念；说近一点，是明朝遗老和江南会党反清复明、扑满兴汉的思想”，进而“用西欧、美国、日本的资产阶级思想革新了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而形成”。至于孙中山本人所称“先民所遗留者”，其中的“先民”主要指朱元璋，而不是洪秀全。“朱元璋和洪秀全先后奠都南京，孙中山在南京祭了朱元璋而不祭洪秀全。十分明显，朱元璋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高于洪秀全。”[15]
平心而论，俞正的见解更显得接近或反映历史的真实。这是因为，姑且不说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中究竟有无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本义，也不论孙中山后来对五族主张的真实态度如何，只要细读孙中山那份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赞诩的词，便可知人所强调的还是“种性”与“汉人的国”，[34]无意于平等看待包括满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况且，他的之所以明显增加了主义思想之比重，这与同盟会之狭隘民族主义正遭到梁启超的也不无关系。孙中山平时蔑称满洲人为“满胡”、“满洲鞑子”、“满奴”、“满贼”、“满虏”、“鞑虏”、“清虏”、“胡虏”、“胡逆”、“异族”、“异种”、“外国人”和“从外国来的满族人”，呼清帝为“客帝”、“野番”，视清朝为“虏朝”、“异族”、“外国”，强调“满洲”不等于“支那”，“大清国”不等于“中华国”，自称汉族为“皇汉”，汉人为“之民”，斥君主立宪论者为“”，[35]有关在此后也不曾完全消失。例如，孙中山在1908年部署广西边境起义前后仍称，“当此得失之交，为吾汉族存亡所关”[36]，仍视光绪帝为“虏帝”，满人为“满奴”[37]。在1910年2月的一次中，还再三强调：“我中国已被灭于满洲二百六十余年，我华人今日乃遗民”，“非实行，废灭鞑虏清朝，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不可也。”[38]这是我们在归纳和阐释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内涵与演变进程时不能不有所注意的。
较早地指出孙中山“一定程度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在他看来，孙中山把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归结为汉族历史的发展，在强调灿烂的中华古老文明时，忽视或其他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所做的贡献，另外，“相当程度的种族的色彩这乃是民族主义的又一个缺陷”，“过分地强调反满和把满族理解为鞑虏是与近代民族运动的内容和形式不相适应的”[43]。
有关反满民族主义之源流的认识与分歧往往来源于有关内涵与性质的确认，而且还反过来影响后者。
几乎所有讨论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论著都势必一并考察它的作用与影响。由于学者们对孙中山反满主义思想的内涵与性质认识悬殊，对有关作用与影响的认识就难免见仁见智。
张正明等人说得更具体：“总的看来，辛亥不是在民族冲突中、而是在民族和解中进行的。经过辛亥，满汉关系不是变得坏了些，而是变得好了些。”“为庞大而驳杂的排满队伍了正确方向的，不是别人，正是孙中山。”[57]
金冲及、章开沅等都强调民族主义本身像双刃剑一样所具有的两重性。金冲及认为，孙中山清除了民族主义的性，发挥其性与进步性，成效显著。[64]章开沅则认为，“以排满口号而言，它固然曾经有效地启动了辛亥，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有可能被其他民族演变为排汉，以遂其祖国统一之私。民族情绪与省籍情绪一样，都需要引向更为广阔的国家认同、区域合作与国际整合，而不宜作为谋取短期利益的简单手段而反复加以利用。”[65]
刘大年认为，民族主义与反满斗争“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理由在于这时的反满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反满斗争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要内容”，“其阶级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中国的工具和清背后的帝国主义，反对本国的封建阶级。”[40]
50年代发表的3篇专述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论文，都充分注意到了这一思想的渊源与社会历史条件。李泽厚认为，从理论上讲，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向学习的结果，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不同于章太炎等人那种夷夏之辨的中国传统封建观念。“从现实渊源说，则是太平、义和拳等农民的反满要求的承续和提高。”[5]则认为，孙中山除了从“欧美借取了的解放思想”与“接受了农民阶级和社会下层的民族斗争的线，但又淘汰了其中的笼统的排外主义和法的落后色彩”，还“继承了把中国的民族和解放的命题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相互联系的改良派的观点，但又唾弃了其中的主义的线”[6]。可见，已较早地注意到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萌发也有积极影响的一面。李光灿则着重阐释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进而指出：这一思想“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民族的社会条件中产生的，它反映了全国人民反清反侵略的民族的要求”[7]。
林家有的看法是：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是“孙中山民族主义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然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派指导的三义的组成部分，则是在1896年10月伦敦以后至1903年才确立起来的。”[18]他还强调，“一个人的思想来源于什么文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以及如何将自己的思想与日益发展、变化着的形势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处于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序列中。”[19]在这里，林家有之所以断定“一个人的思想来源于什么文化并不重要”，那是因为他的立论偏重于价值判断，但这并不能否定事实判断的意义。
林家有的认识则相反。他认为，反清中固然存在种族复仇主义的，那与孙中山无关。“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便是要消除这种不健康、不合理的意识，端正民族的立场与效果。”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既不是寻仇主义、报复主义，也决不是狭隘的汉族沙文主义”[45]。
魏忠胜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宣传，是深得包括满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的。他们共同团结在反满的旗帜之下，进行着反对封建的斗争”[54]。林家有说，由于孙中山所的民族主义“还包括了五族民族平等主张”，“也能够号召包括满族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响应”，[55]谢冰也强调，由于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是针对满洲贵族者，使辛亥“避免演变成一场民族仇杀的”[56]。
应该说，孙中山在发动会党时，也偶尔留下过“兴汉复仇”[46]之类过激文字，也说过与“复仇”有关的话，值得引起注意。不过，倘若把他归入种族复仇主义者一类，似嫌论据不足。况且，发动反清运动乃事关发动者与被发动者双方之事，孙中山曾经依靠会党，推崇暗杀手段，似乎无可非议。在当时，连康、梁为首的保皇党都热衷于暗杀与联络会党中人，遑论以反清为职志的孙中山。至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是否连一点“狭隘的汉族沙文主义”都没有，也有待于充分的史料说明。
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讨论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涵，还是划分其发展阶段，人们几乎无一不提及孙中山于1906年12月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的，为之者也不乏其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某些复杂的历史问题研究得越多，其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也往往越大。学者为期半个世纪之于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也大致如此。
章开沅在1981年指出，孙中山等人的“排满”宣传品“确实充塞着大量的封建性极为浓厚的大汉族主义”，但是，“我们在评说排满的时候，不能忽略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即有清一代汉族始终是被民族。”[47]时过十余年后，他的见解已稍有变化。他说，“满族入主中原以后，一方面是恩威兼施政策的，一方面是本身汉化程度的加深，使满汉之间的敌对情绪已逐渐减弱”，汉族知识中的“多数人早已认同了清朝两百多年的”。在当时，“中国的民族运动实际上存在两种抉择，两个前途。清朝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充当民族运动的主导者（即令是名义上的主导者）。[48]章开沅的后一种见解倒是同李时岳、赵矢元于1981年发表的论点比较接近。[49]不过，多数学者的看法却与此相反。
郭世佑针对有些学者认定孙中山等人的反满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之论点，认为反满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孙中山、朱执信等人对此都曾明确。“及至溥仪退位，清朝皇统结束，孙中山自己即将退位之际，他还特意赶往明孝陵，向明太祖朱元璋的亡灵祭告自己的光复之功，可谓克始克终。再过七年，当他撰写《建国方略》时，这位的缔造者还在津津乐道武昌起义之成功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60]
二、内涵、性质与作用
王力平认为，孙中山在其“民族”的实践中，以“排满”为口号，不仅“强化种族对立的色彩”，“强化大汉族主义的观念”，还“渲染民族复仇意识，过分地依靠具有强烈反清色彩的会党组织和过分地推崇暗杀等手段”，及至成立，“将放心地交给了同种、同族的袁世凯，自己则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经济建设去了”[44]。
一、思想之源与流
关于孙中山有无大汉族主义倾向，以及如何衡估反满民族主义的作用与影响，讨论各方的分歧较大。
俞正的看有所不同。他说，尽管这篇标志着孙中山向民族平等思想迈进了一大步，“不过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其一，该强调汉人有才是有国，那就意味着未来只能由汉族掌管。其二，满人在后可不可以参加新？有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该未作说明。可见孙中山此时的思想，离开完全的民族平等，尚有相当差距。”[33]
关于辛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涵，一般认为主要体现在满洲贵族把持的清朝，并与建立的主义结合起来。
关于“先民”之所指，尹全海的见解既不是朱元璋，也不是洪秀全，而是洪门会党。他的判断是：“朱元璋遗留的民族思想和孙中山民族主义中先民所遗留的民族思想，并不是一回事。”“洪门会党的反清复明旨和洪秀全的反满思想相比，前者才是孙中山所指的先民所遗留的民族思想。”[16]
李新等人认为，求学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起点，也是其思想的起点。而1895年兴中会提出“创立合众”，又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主义相结合的起点，标志着“孙中山思想的重大发展”。1903年十六字纲领的出现，表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经赋予“越来越充实的近代社会内容”[17]。
俞正以孙中山“对民族思想的逐步修正”为线索，分做三个阶段：一、从1897年8月与宫崎寅藏等谈话开始，“初步论及民族主义与主义的关系，注意将民族同改朝换代区分”，到1906年11月为止。二、“公开纠正某些人对民族主义的，清晰透辟地阐明了民族与的关系，时间大致从1906年12月至1911年冬。”其中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标志着孙中山民族平等思想迈进了一大步，标志着民族主义基本成熟”。三、“以五族取代驱除鞑虏，以完全的民族平等思想淘汰华夷观念，时间为1912年。”[22]
郭世佑则从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多重入手，认为“满族贵族所制订的许多国策不是旨在尽可能调动绝大多数国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而是带着弱者心态，以防范国家基本人口群体汉人为目标，绝大多数国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民族和臣民，了大量的资源。”“欲期从根本上实现中华民族的和富强，义无返顾地走师夷之长技的之，就必须从切实解决国内的满汉矛盾入手，变防范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为尽可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因此，“反满民族的多种合及其历史作用是客观存在的”。[62]
近20年来，关于学者研究孙中山辛亥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即反满思想的状况，至少有4篇论文提供过详略不一的综述和评论：一是陈锡祺先生所撰《建国以来孙中山研究述评》[1]；二是林家有先生所撰《建国以来孙中山民族主义研究述评》[2]；三是段云章与周兴梁合撰《建国以来孙中山研究述评》[3]；四是先生的《孙中山思想研究述评祖国学者40年来实绩综览》[4]。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上述作者不仅都是毕生致力于研究孙中山的专家，而且都来自广东。只因陈、段、周、张诸先生并非专为评述研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之状况而作，而且陈锡祺先生所撰乃18年前，有关内容比较简约；相比之下，林家有先生完成于1984年的专题撰述显得较为详尽。而在此之后，学者的有关研究仍呈活跃状态，并有所深入。由此回头观照不同阶段的有关研究，也许别有一番滋味。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拟在上述学者的著述基础上，就半个世纪以来学者之于辛亥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即反满民族主义之研究状况作出简要介绍与评论，以期有助于有关研究之深入。
林家有在另一篇论文中则承认，在期间，陕西、福建两地出现过满、汉之间的民族仇杀，但他认为，“这些现象不是为时尚短的民族主义宣传所能引起的，而是剥削阶级长期实行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造成的。当然，派的反满口号过于简单，也容易被人曲解反满的过激言辞也确实含有一些消极因素，对民族情绪的增长起了某些作用，这是历史事实，没有必要加以隐讳”，但是，“有人不加分析地把上述两种现象都说成是派民族主义宣传的结果，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58]
赵毅等人在具体考察“排满”呼声对八旗社会的影响时指出，不仅封建者寝食难安，而且在八旗社会内部“也引起了不小的惊慌”，“说明党人还没有在八旗社会内部进行广泛深入的排满的正确宣传，从另一个角度则反映出反满影响的效果，造成了旗营中相当的不稳定因素，而且一部分旗人已取逃避而非抵抗的态度”，加速清朝的。[59]
在李光灿看来，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权”，“这种反映历史真正要求的见解，就自然接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