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民生史观”的孙中山的 民生史观

“民生”一词虽然在春秋时期的《左传》中就已提及，但历朝历代的家、思想家从来没有像孙中山那样重视民生，更没有从理论上加以阐释，形成系统而独具特色的“民生史观”。早在1894年，28岁的孙中山专程赴天津李鸿章，希望清廷重视民生问题，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但没有被采纳。1905年前后，经过长时间的思索研究，孙中山将民生与民族、并立，建构为划时代的三义。五四时期，直至1925年病逝，孙中山倾心钻研民生问题，使民生主义进一步系统完整，从而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但是，长期以来，学界对孙中山“民生史观”的评价并不高，尤其是受“史观”的影响，把“民生史观”说成是“二元论”的主义。现在看来，这种看法颇有问题。

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孙中山从的角度出发，人类之大爱，社会之和谐，反对彼此争斗和相互压榨，提出了著名的协调利益和避免相互冲突的“互助论”。孙中山认为：“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者，互助之用也”。“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利益相冲突”。“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而不在于竞争”。他还认为“喜欢争斗”是动物的“本性”，人和人之间的“争斗”正是这种“”未除的某种表现，提倡和寻求“互助”才是剔除“”、发扬“人性”的不二选择。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孙中山的“互助论”是对“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理论的另一种新思考，也是对《天演论》问世以来中国社会“争强竞进”的一种反思。事实上，“斗争”和“互助”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下有推动历史的作用，片面强调哪一面，都会出问题。但一般情况下，互助、、推崇和谐，总比片面“斗争”要好得多。近百年来，尤其“”时期，斗争哲学已经深入，甚至出现了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灾难”岁月。因此，重温一下孙中山民生史观指导下的“互助论”，大有益处。

在孙中山看来，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人的，突出表现为衣食住行等民生问题。他明确指出：“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存。人类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人类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民生问题。民生问题才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而且，人类衣食住行等民生问题永远不会完结，因为人的欲求是无止境的，达到了基本生活需要，还要求舒适；舒适了，还要求豪华；如此不断追求，以至无穷。所以“历史上的和社会经济种种中心，都归之于民生问题”。“民生就是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好像天空以内的重心一样”。“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中的原动力”。客观地讲，孙中山的这些论断合乎社会实际，是唯物主义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早就指出：“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1页)既然如恩格斯所讲的生活是人类创造历史的基点和前提，集中反映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民生问题当然就是历史的重心。用孙中山的话讲就是“社会中的各种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按这样的关系推演下去，孙中山明确认定的产生是民生问题没有解决好的结果，阶级矛盾尖锐、频发只能说明社会不正常，说明是社会处于一种“病态”。只要将民生问题解决好了，大规模的剧烈的就不会发生。“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当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孙中山的这个论断，不能说不正确，历史上大规模的平民起义、社会，民生凋敝是主因。民生出了问题，日积月累，迟早要引发社会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