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樑：廖仲恺关于三义的理论探索孙中山三民主义内容

其次，廖仲恺还认为救中国社会的“贫乏之征，自非改良生产方法不可”，因而提出了如何建设富强国家及达到国利民福的一些真知灼见。如他认为：“要救中国，要建中国，非从交通上着手不可”，“这交通机关第一要紧的就是铁”。其又提出“经济上生产这事体，在人的因素说，是要分工，在地的因素说，也是要分业，才能够发达。各处地方应该依它天然最有利的条件，来生产东西”，并运用“近代机械生产的特色多用原料，多造多卖”，以发展商品经济和外国商品竞争。他还提出应把钱币与国家建设一举完成之，以收社会经济发展之实效：“于此而民不富、国不立者，未之或有。”

廖仲恺在进行上述理论新探索与宣传的同时，还与时俱进地萌生了适应中国新要求的新思想。这主要有：（一）他面对只有一块空牌的现实，深知在新形势下需“把各人将近要忘记的的旨和的目的，重新提起”，重新继续才是的必由之；（二）他从五四运动中学、工、商的、、罢市等斗争中，看到了中国潜在的伟力，随后又认为农工乃重要之问题，由此而省和建设事业，要靠广大群众尤其农量来进行，于是萌生了扶助农工等思想；（三）他欢迎并向往十月社会主义，同孙中山一样渐生中国应学习苏俄经验之想法，而开始与其使华人员有所接触和交往，且协助孙中山制定出“华、德、俄三国联合”的计划。正是这些新的，促使廖仲恺从孙中山，到与他一同决志以俄为师、重新，因此，其在中国新初期，即大力协助孙中山改组和订出了三大政策，而成为当时最能奋斗的。

五四运动后的一年多时间，廖仲恺几乎心地投入了孙中山所的研讨三义理论，以进一步“革心”之思想解放运动；其在上海担任《建设》和《星期评论》编辑等职期间，先后发表了《三大》、《全民论》、《钱币与建设》、《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的关系》与《继续的工夫》等10篇论（译）文，对三义（特别是、民生主义）理论进行了新探索与再宣传。廖先生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这种理论探索，为其日后践行之新起步，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准备好前进动力。

廖仲恺这个时期新的理论探索和宣传，还表现在对民生主义之研讨和发展方面。他在当时及后来的一些论（译）著中，并丰富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与“资本”思想。如其赋土地问题以阶级内容，又认为：“本党之平均地权，也为经济之一种；经济者，以有相当之，而求相当之幸福也要之，不外求我国民得到安乐境”。同时，廖还补充与发展了孙先生关于资本的思想，指出“若欲一面改良生活，而同时解决分配问题，以平和渐进之方，达理想组织之域，计只有两途：一为履行公营政策，一为广布合作社组织。”

廖仲恺这期间还提出了自己强国裕民的经济建设主张与新见，强调其冀达目的是为群众谋幸福，从而发展了民生主义学说。他在这方面的高明之处在于：首先，其洞察并阐明了与经济密不可分的关系，强调铲除障碍是实现民生主义和强国裕民的必要历史前提。廖指出目下中国成问题的，倒是“民穷财尽”四个字。这四个字的根源，固然是在上：内因“在国家里面，社会的制度不平等，军阀的”，而外因则“我国之贫弱、实业不发达，实是由帝国主义侵略的缘故”；这些“上的问题不能解决，则经济上的问题也不能解决，而国内的实业也不能发展”，“所以为今之计，应该合全体国民的力，共谋的”，“欲求一般人免于肚饿，须先不平的现在。”此真乃一针见血之高论。

廖仲恺这期间的理论新探索，首先表现在着力探讨与阐发思想方面。他在当时发表的几篇论（译）文中，指出欧美现行的代议制存在许多问题之同时，又明确指出在中国实行的主要手段，是应推行全体国民皆能参政之“全民”，即让人民享有“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官权”，“或亦曰直接”。其还强调说：“此之问题，关于建设之根本者至巨”。“中华成立八年，变乱侵寻，迄无宁岁苟无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相辅而行，其弊将如前述”。因此，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正式的国家”。“为什么要做一个国呢？因为做成一个国，然后可以把国家主权放在四万万手上，然后使四万万都有管理国家的义务，国家才可发达，人民才可以安宁”、“享太平之福”。廖仲恺那时把这些归结为直接，首先是接受了美国学者威尔科克斯之《全民论》一书的观点，其次也与受到五四之影响大有关系其将感受到的在该运动中自发行使创制、复决、罢官3种权的威力，与实施直接联系起来，并进而想把此民力变成为一种法律上和制度上的具体，在中国建立起广大人民享有直接的制度。他的这种思想，所关注的是社会底层广大平民应享有，走的是一条平义的径。这是其日后能成为平民家的思想基础。廖在此赋主义以直接之新意，丰富和发展孙中山的旧主义。戴季陶对这点曾作过以下评说：“就思想上说，仲恺是在中国鼓吹全民的第一人。全民这个名词是他的创译。（十）三年以后，在中国思想上有全民名词出现，成为普通的力量，确是仲恺先生的功绩。他的全民的主张，得中山先生三义思想的不少，但是同时关于主义的内容，仲恺先生的研究，也供给了中山先生许多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