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浔：江浙雄镇 儒商渊薮(组图

　　晚清同治、光绪年间，湖州东部的水乡古镇南浔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因经营丝业发家的豪富阶层，当地人幽默地用动物身躯的大小来比喻他们的财产多寡，逐渐形成了“四象八牛七十二墩狗”的民谚。财产达百万两以上的属“象”，50万至百万两称“牛”，30万至50万两的叫“狗”。据估计，这一豪富阶层的财产总额达6000至8000万两，几乎与当时清

　　每年的财政收入7000万两相当。时人惊呼：“湖州一个城，勿及南浔半个镇。”这些闻名遐迩的丝商巨贾并未“为富不仁”，他们熟谙“得诸社会，还诸社会”的道理，大多爱国爱乡，热心文化教育，赈灾救难，令人敬佩。

　　清末实业家张謇曾感慨地说，清咸同以来，东南以富著称，“而能以风义自树立于当时者”，在浙江只有3人，即杭州的胡光墉(雪岩)、宁波的叶澄衷和南浔的刘镛。这刘镛就是南浔“四象”之首刘家的创始人。

　　刘镛出生时，南浔早已因产“辑里丝”名满天下，经营蚕丝致富者不在少数。循着父祖先辈的足迹，刘镛14岁舍儒习贾，由于聪明好学，很快便弄清丝行的种种奥秘。他颇有心机，不甘心为人作嫁衣，总想有朝一日自立门户。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毅然与同乡邢赓星(“八牛”之一)、张聿屏各出资两百银圆合伙开办了一家丝行。之后，刘镛“一手出纳，比析肆，发梳眉列，无所遮蒙，人以为难。”勤勉努力，加上诚实守信，丝行的生意慢慢有了起色。可是，仅仅过了5年，因张聿屏撤资，丝行关门大吉，刘镛决定去上海发展。其时上海开埠不久，商贸刚刚起步，情况异常复杂，太湖流域劫匪，过往船只经常遭盗抢，时人皆视上海为畏途。刘镛冒险闯荡上海滩，很快与丝事通(洋商翻译)唐漾荷结成朋友。通过唐的关系，他对洋商内情和彼国情形了如指掌，从事起湖丝出口贸易来得心应手，迅速累积起了万贯家财。同治元年(1862年)，37岁的刘镛开始在上海购地建房，又捐资弄了个“蓝翎光禄寺署正”的头衔。尽管是个虚衔，且不大可能获得补录的机会，但精明的刘镛觉得，有了这个头衔，他才可能与同级别的官员交往，这对经商做买卖至关重要。果然，太平运动失败后，曾国藩在上海招商运盐，刘镛凭借与的特殊关系，轻而易举地从这个历来为垄断的行业分得了一块肥肉。几年间，从票盐到置灶产盐，淮扬一带盐业的产销均由其一手包办，获利不计其数。

　　家产千万的刘镛十分节俭，平时粗茶淡饭，从不服用补食，甚至生病也不求医服药，直到晚年病笃，才在家人的劝说下服人参调理。但他并非守财奴，该出手时就出手，赈灾救难，不甘人后。同治八年(1869年)，他出面向富商集资，在南浔“兴义塾，创育婴堂，购地建屋，酌定章程”，当地始有育婴堂。光绪三年(1877年)，河南、江西发大水，河南巡抚贻书劝募。刘镛拿出巨资，亲自解往灾区，还派人到南昌广润门外放赈，并捐款筑堤，抵御洪水。“州人感之，建舍于洲畔，奉长生位其中”。

　　在商海摸爬滚打数十年，刘镛纵横捭阖，独占鳌头。但因早年读书不多，一生与无缘，深以为憾，特别希望子女读书致仕，光耀祖。次子刘锦藻没有父亲的厚望，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和南通张謇同榜进士及第，那年他才32岁，旋授工部都水司行走，以五品京堂候补，又领内阁侍读学士衔。

　　有成的刘锦藻也是个经商能手。他继承父业，继续经营淮盐；集股开垦海涂，发展农牧业；在家乡投资创办浔震电灯公司、绸缎局；发起成立浙江铁公司，参与创建浙江兴业银行。刘锦藻一生中的最亮点，是在著名的“保权运动”和“湖州教案”中，所表现出的崇高的爱国热忱和不屈的民族气节。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英国向清请准由英商承建苏杭甬等5条铁，英商怡和洋行与清督办铁大臣盛宣怀签订了借款草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美商又欲谋浙赣铁修筑权。是年7月24日，为拒借外债，浙江各地绅商代表160余人上海，商讨自办铁，一致推荐汤寿潜、刘锦藻为浙公司正副总理。清廷为缓和矛盾，批准了江浙绅民自办铁的要求，责成盛宣怀与英方交涉废除草约。过了两年，苏杭铁动工修筑。此时，英国又向清廷压力，签订借款150万英镑的合同，把权给英国。消息传出，激起江浙两省群众的强烈愤慨，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款风潮。10月12日，汤寿潜、刘锦藻召集浙江铁公司股东大会，成立“国民拒款会”，痛陈借款筑的危害，通电各省请求，公开向民间招股。刘氏家族带头认购，成为第一大股东，从而带动湖州商界踊跃购股。刘锦藻后来曾说：“吾掷资此中，及招戚友之股，约近百万金。”至1907年底，认集铁股款达2300万元，为英商允借款数的两倍多，朝野，清不敢在借款约定书上签字，最后还权于民。为浙江铁建成，刘锦藻联络部分绅商成立浙江兴业银行，集资100万股。它是我国最早的商办银行之一，在扶持民族工业方面，功不可没。宣统元年(1909年)8月，沪杭铁全线通车，以其工费低、质量高、程长，被誉为全国商办铁之冠。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美国传教士恒特立等到湖州传教。过了6年，美国归安(今湖州)知县朱懋清，不经与土地所有者协商，也不经过丈量，以低价圈占城内“海岛”地区60余亩房地，价款由归安县府收受。欲在此建和医院，居民屋地。又不顾百姓的反对，地将房地由60亩扩大至120亩。湖属七县公推刘锦藻等为全权代表，向美方。刘锦藻等先具文归安县衙要求丈量并退还土地，朱懋清奴颜婢膝，竟“以力弱不敢受理”一口回绝。上诉至浙江巡抚署，也称“这系地方上华、洋讼案琐事”，一推了之。再诉清廷总理衙门，的清廷又借口此为地方小事不予理睬。刘锦藻等抱定不赢诉讼不的旨，继续诉于美国驻沪馆、美国驻华大，但美方袒护本国，态度暧昧。最后，刘等诉诸美国国务院，终因确凿、理由充分，使美国接受审理此案。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夏，美国以败诉告终。刘锦藻在这起长达6年多的涉外诉讼中，不卑不亢，，汗马之功，为人称道。

　　刘锦藻喜爱山水园林，除在杭州、上海、青岛购地修筑别墅外，又在故乡南浔鹧鸪溪畔构筑了一所庞大的私家园林，因慕元代书画巨擘赵孟 湖州别业“庄”，命名“小莲庄”。整座建筑由刘氏义庄、家庙和园林三部分组成，占地27亩，为刘家赏荷、休闲和会客之所。“小莲庄”至今保存完好，是南浔古镇重要的景点之一。

　　晚年刘锦藻思想趋于保守，终日埋首故纸堆，潜心撰写《清续文献通考》，记述晚清100多年间的典章制度及其演变，乃《十通》之一，又有《新政附考》等多部著作问世，奠定了他在近代学术界的地位。

　　刘锦藻之后，刘家又出了一位了不起的文化人，即被鲁迅先生戏称为“傻公子”的藏书家刘承干。1899年，刘镛离开，18岁的刘承干以长房长孙的身份成为首位继承人。受上辈的影响，刘承干自幼刻苦读书，孜孜不倦，渴求。可是，考取秀才的喜悦还来不及细享，北方即传来了令天下所有读书人备感辛酸的消息：清廷宣布于1906年彻底废除延续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时代的疾风骤雨击碎了刘承干读书做官的美梦，但他天生官瘾十足，不惜花巨资捐纳官衔。因连续在各地赈灾中捐银3万多两，累获分部郎中、三品卿衔、四品京堂。清朝后，他依然逊帝溥仪，一再输金献银。1914年，因资助德崇陵种树经费，溥仪“钦若嘉业”匾额。此匾后来被悬挂在刘家藏书楼内，书楼也因此命名为“嘉业堂”。

　　刘承干一生中没有做过官，也不会做生意，但他酷爱藏书、刻书。28岁那年去南京办事，为状元楼一带的书铺所吸引，一掷千金，运回不少旧版书。他买书的豪举立即引起书商们的注意，等他回到家里，专程送书上门的书贾尾随而至。辛亥后，大批清末遗老避居上海，许多人迫于生计而出售家中藏书。刘承干来者不拒，只要自家没有的，统统收进。在短短的六七年里，刘的藏书迅速扩大，以致他的上海居所容纳不下。于是，计划在家乡建造一幢藏书楼。1924年，一幢气派的两层藏书楼“嘉业堂”在南浔“小莲庄”西侧竣工。刘承干花在嘉业堂上的钱，据说超过了80万元，这笔钱当时可以在上海购买10余座花园洋房。

　　刘承干曾自称：“生平嗜书，与之珠玉货财同。”有一年，文友缪荃孙要嫁女儿缺少奁资，有意出让14种宋刊本、4种抄本，索价2万元，刘不发一言全部购进。南京书商朱甸卿送来余晋珊(联沅)的旧藏，余曾为上海道台，颇具书生气。刘承干发现内有武英殿珍本，欣喜不已，也悉数笑纳。如此山吞海纳20多年，至抗战前，嘉业堂内的藏书已达60万卷，20余万册。刘氏成为江南地区数一数二的藏书大家。

　　抗战时期，日寇攻陷南浔，烧杀掳掠，，唯独没有刘氏小莲庄和嘉业堂藏书楼。原来，刘承干藏书，从不把其视为一己之物，即使珍本秘籍也乐于让他人传抄。他还致力于将所藏善本典册刻印流传，广送文人学士、亲朋好友。他所刻印的书甚至流传到了日本。一名叫松崎鹤雄的日本汉学家，看到嘉业堂刊刻的书，便致函刘承干购书。刘承干得知这位日本人喜爱中国文化，便作为礼物将书赠送给他。松崎鹤雄显然记住了刘承干的为人和学识。当外甥“牧少将”开赴中国战场时，便告知自己与中国浙江嘉业堂主刘家有文化交往，希望他设法刘家。后来，“牧少将”做了日军驻湖州部队的司令官，他的部队在南浔狼奔豕突，干了不少坏事，但没有动小莲庄和嘉业堂的一砖一瓦。

　　“傻公子”刘承干其实一点也不傻，他精于版本目录之学，所刊刻的书都经过专家学者的鉴定、推荐。著名学者褚德彝、王国维、郑孝胥、缪荃孙等，都曾受他的邀请参加过选定、校订、撰跋作序等工作。刘承干还十分讲究印刷质量，刊刻的书均用上好的梨木做雕版，纸张也选最好的，印刷铺为南京姜文卿、文楷斋、扬州周楚江、武昌陶子麟等国内著名的店家。因此，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嘉业堂所刊刻的书均属上乘之作。半个多世纪后，刘承干的一个外孙女留学，看到慕尼黑图书馆藏装书，就问工作人员，是否有中国嘉业堂刊刻的书。对方表示没有，因为嘉业堂刻印本价格奇高，它不是普通的按册论价，而是按页码计价的。

　　同财大气粗的刘家一样，“四象”之一的张家也是南浔镇上亦官亦商亦文的豪门望族。张家的两处豪宅至今保存完好：一处是位于东大街东端的“尊德堂”，另一处是坐落在南西街南侧的“懿德堂”。前者为“奇人”张静江故居，后者是号称“江南第一宅”的张静江堂兄张石铭故居。张静江带着张家的财富，是反传统的闻人，而张石铭是个内敛的传统儒商，在实业界和文化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张静江幼时性顽劣，好交友，尚豪侠，以“人杰”自名，但真正出人头地，留名青史，是远赴法国以后。1902年，26岁的张静江带着富家阔少的傲气，踌躇满志地随同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出使法国。他的志向并不在宦海，只是想借此机会开阔眼界，寻求经商做买卖的新途径。凭借他的机敏灵活，很快摸清欧洲市场的行情，着手招股成立贸易公司，把中国的丝绸、瓷器、文物运到法国赚大钱。1905年至1907年，张静江时常往返于欧洲、东南亚和上海之间。一次，在海轮上邂逅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都非无以救中国。张静江当即表示，自己近年在英法从事贸易，获利丰厚，如果需要，愿随时捐助，并约好以“A、B、C、D、E”5个字母，代表所需经费数额，“A”代表1万，“E”即代表5万。后来，孙中山在东京计划于国内再次发动起义，经费极度匮乏，便想起了张静江，但又将信将疑。胡汉民说，横竖不亏本，拍个电报试试又何妨？于是，按地址拍发电报，不久钱款如数汇到，如次三番五次，对方均守约寄款。孙中山感慨地称张静江为“奇人”。

　　1915年，张静江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党财政部部长，居上海经商筹款。军队需巨额款项，他设法以自己的信誉和影响，向海外华侨借贷。他个人在巴黎的公司、茶叶店被卖掉，上海马思南的6幢花园洋房挂牌出售，全都变成了经费。后来有人称他“毁家襄助”，实不为过。

　　辛亥时期，张静江结识了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得力助手蒋介石，对他十分赏识，并将其推荐给孙中山。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张力举蒋出任校长，北伐时又以元老身份提名蒋为国民军总司令。除上大力提携，张还亲自过问蒋的婚姻大事。1919年暑假，张静江妻子朱逸民的中学同学陈洁如到张家玩，碰巧孙中山带着戴季陶和蒋介石也来张宅，蒋介石对14岁的陈洁如一见钟情。此后，一再上门张静江夫妇从中撮合。过了两年，陈洁如父亲去世，蒋介石竟穿着孝服前去凭吊。陈洁如一心想读书，不肯过早谈婚论嫁，何况对蒋也不了解。张静江亲自前去陈宅，竭力替蒋介石说好话。或许出于对这位元老的信任，或许为他的苦心所，陈母答应了这门亲事。1921年12月5日，蒋陈婚礼在上海永安大楼隆重举行，戴季陶主持仪式，张静江为证婚人。可是，6年后，蒋介石“为了需要”，与宋霭龄达成交易：迎娶宋美龄为妻，宋子文在宁汉中倒向蒋介石。1927年8月19日，蒋介石承诺“五年后与洁如恢复夫妻关系”，由张静江的两个女儿陪陈洁如漂洋过海去美国暂避。12月1日，蒋宋“世纪之婚”在豪华的上海大华饭店如期举行。从此，老蒋再也不提“五年之期”了。陈洁如哪里料到，等待她的竟是40多年的清灯孤影。

　　挚友于右任曾送给张静江一副对联：百炼此身成铁汉，三缄其口学金人。它彰显了作者的性格特征，也是几十年宦海浮沉的经验总结。也许张静江对此不以为然，也许他根本做不到。国民定都南京后，蒋介石羽翼已丰，开始独揽党政，先前被其称为“导师”的张静江却仍以元老自居，动不动唱反调，双方分歧越来越大。张一心想搞经济建设，而老蒋则热衷于“剿共”和消灭。冲突的结果，老蒋恩将仇报，先撤销张的中央执行委员头衔，再其辞去浙江省职务。

　　张静江晚年渐渐退出舞台，以书画弈棋养生。抗战爆发，他率全家避走，1938年8月再转欧洲，后定居美国纽约。离开的前一天，他伤感地对秘书李力经说：“此一去恐怕尸骨难归了！”李力经问要不要电告蒋介石，他一下子变了脸，生气地说：“我去哪里是我的，用不着通知他！”第二天上船后，前来送行的弟弟张澹如又问他：“二哥此去有无电报给蒋？”躺在沙发上的张激动地坐了起来，地说：“我为什么要通知他？我又不吃他的饭！他管不着！”张这样恼怒地对人讲话，生平是极少见的。

　　“张静江帮助蒋介石搞‘清党’，但他有经济眼光，经济头脑活络！”曾如是说。纵观张的一生，这样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相比之下，张石铭的人生之要比乃弟平坦、惬意得多。他从祖上继承了巨额家产，同时也继承了先辈擅长经商的细胞。除经营祖传的丝绸、盐业买卖外，他在上海斥资开设慎大钱庄和东南信托公司，开拓标金、股票、公债业务，进而涉足高风险、高投入的房地产领域。由于经营有方，张石铭逐渐累积起山海般的财富。因摊子铺得大，没人能说得清其家产的确切数字。1927年底，张石铭在上海病逝，家人请经济界著名人士张文进负责资产评估。最后，张文进讲了两句话，一是不算常熟、苏州、湖州等地的田地、盐厂、房产及古籍、字画，仅在上海的房地产和其他产业，价值即达2000万元；二是与此同时负债900万元。所谓“负债”，据说是指做地皮生意被“套”住的部分。

　　与许多富商相仿，张石铭也醉心文化。他平生爱石，故取字“石铭”。书画、金石、碑刻、古籍，无不深究。与清末民初浙、沪文化吴昌硕、郑孝胥、丁辅之、庵、缪荃孙交往密切，曾鼎力襄助杭州西泠印社，又在老家南浔故居西边的鹧鸪溪畔修建一处规模宏大的园林“适园”。文友郑孝胥《适园记》载，园名取自“季鹰适志”的典故，表明主人不愿为官，追求适合自己情趣的生活态度。据说，适园有厅堂楼阁50余间，荷花池20余亩。主人经常邀集诗书朋友来园吟风赏月，把玩藏品。可惜这处花园在抗战时期毁于兵燹，仅剩一座石塔孤零零地立在空地上。

　　张石铭还是南浔四大藏书家之一，聚书达10万卷之巨。他的藏书楼叫“六宜阁”，是他读书及与文人墨客聚谈的场所。1916年编《适园藏》时，他已秘藏宋刊本45部、元刊本57部、名人稿本和钞校本460部。此后，又陆续购进大批珍籍善本。宋版本《东都事略》130卷，目录后竟有类似“版权所有，翻印必究”之类的牌记，此书又曾为清皇室怡贤亲王收藏，故有“怡府世宝”、“明善堂”、“安乐堂”等印记，后来到日本，被初年司员兼收藏家董康发现，花重金购回，张石铭再以6000元的价格从董氏手中购下。两部宋版书《北山小集》和《李贺歌诗编》，均为宋代人用当时的废旧公文纸的背面印制而成的，甚至留有不少关防 印。仔细考察，竟是宋孝乾道年间的账册，当时的官衔、人名、年月都历历可辨。书正面可唐诗，又能欣赏宋代的簿册，十分有趣。

　　张石铭为人宽厚谦抑，对家里的佣人如自家人一样。他时常对家人说：“他们离开了自己的父母妻子而来我家做事，已经很可怜了，不要要求人家过高。”佣人有事相求，他必设法满足他们，“有过恶未尝显斥，曰毋使人难堪也。”他家的男佣女仆，都愿尽心尽力地为主人办事。张石铭又热心做善事，南浔育婴堂、养老院、施药局、平价米局等机构都收到过他的捐款。他去世后，这些机构均派员到场凭吊，送了不少挽联、挽诗，施药局的挽诗称：“贫病交侵百虑煎，死生呼吸更谁怜？于公种德传千古，幸有高风绍昔贤。”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