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辅：《周礼》与西洋古代思想及制度
西洋文化发源于希腊，要研究西洋古代思想与制度，应自古希腊的政制讲起。又，希腊出了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一是柏拉图，一是亚里士多德，其学术主张不仅影响当时制度，亦后世各种学术思想。本节即以此三者为研讨对象，首谈古希腊的制度，次谈柏拉图的理想国，末谈亚里士多德的主张。
一、古希腊的城市国——希腊位于地中海的巴尔干半岛，气候温和，农产品丰富，这是文化发源于此地的主要原因。由于岛上多山，交通不便，自然划成了许多区域，即所谓“城市国”（City-Staate），其中以雅典与斯巴达为最著名。这些“城市国”并非一个城市，亦有很多市镇构成一个小区域，但都有一个中心大城市，其国家即以此大城市命名，人民半居于城市中，半居于乡村，工作与生活，经常共同作息，“村社毗邻，鸡犬之声相闻”，故能“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凡国内皆有参，，民生安乐，所描写的理想社会即指此“小国寡民”的城市国而言。
中国上古时代的国家，区域甚小，“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而至者万余国。”其人口多则十余万人、或数万人，少则只有几千人，与古希腊“小国寡民”的城市国相似。周有天下，尚有一千八百余国，大国方圆一百里，小国方圆五十里，其口不会超过雅典的国民三十万人。《周礼》叙述六事之前，都有“惟王建国，辩证方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数语，即以建立城市、划分城乡、组织与任用，为建国的首要工作，查与希腊城市国的组织形态并无多大差异。所不同者，周朝国家之上有天子（周王），诸侯，古希腊的各城市国各自为政，彼此没有隶属关系，完全是小国林立的局面。
二、社会阶级划分——古希腊将人民划分为三个阶级，一是，二是外侨，三是奴隶。人数约为奴隶的一半（如雅典有四万人，奴隶有八万人），是社会的最上层阶级。他们不是地主、资本家，就是士绅或，而且是世袭的，父兄为，其子弟也是，有权参加各种活动，最低限度可出席最高立法的大会、或当选为法庭陪审员。外侨在希腊各城的人数很多，从事于工商业，由于希腊无入籍的，故有侨居数世仍是身份，其社会地位与无别，但无参。至奴隶虽是社会的最下层担任各种生产工作，因为人数最多又能自食其力，亦为家庭中，故主人不敢随便他们，其生活并不如想象中痛苦。因此，亚里士多德赞成奴隶制，认为低能的人担任劳动工作，可使有暇从事社会与文化事业，自也有其正当理由。
周朝将国民划分为君、臣、民三个阶级，君级中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臣级中分为卿、大夫、士、胥、吏、徒多种阶层，民级中又分工、商、农、兵与奴隶，且君级与臣级的卿、大夫亦用世袭制，与希腊级相似。《周礼》虽少论及君级，但对臣、民二级叙述甚详，以奴隶为民级中最下层，“役国中之辱事”，亦无社会地位，较希腊奴隶处境更为贱苦。良以中外政制虽有分别，但两者社会阶级的划分均行阶级制度，以奴隶为社会的最下层则无二致。
三、的雅典——雅典是实行的鼻祖，建立重文轻武的行政体制。其最高机关是全体大会（Assembly or ecclesia），凡年届二十岁之均可参加大会，大会每年召开十次（如遇有紧急情况发生，得由会议召开临时会议），负责讨论与通过会议提案，并有权检讨行政与司法。关于推行实际机构有三：（一）、会议，（二）、法庭，（三）、将领。
（一）、会议：由雅典十区各选议员五十人组成之，并实行分区轮司行政制度，即轮司区议员五十人，其他区议员各一人，组设常务会议掌理行政，常务会议之，便是国家最高元首，极似后世委员制国家的形态。
（二）、法庭：由十人（每区选举一人）及大批陪审员组成之，陪审员由各区推荐用抽签法决定其资格。对民、刑案件判定，用投票法决定之，行使司法权，不受行，亦犹如《周礼·大司寇》的职权。至离职时，须向法庭报告任内处理案件及经管账簿，经法庭批准后宣告退休，这是强调大公、操守廉洁。
（三）、将领：由各区直接选出将领十人掌理军事，不归会议与法庭管辖，行使军令权，极似《周礼·大司马》的职掌，既可向会议，又能在大会上提出议案，通常掌握国家的多为将领出身，如雅典大家皮瑞克尔斯便是将领出身，即位。
雅典的全体会议，有点类似后世国家的议会，代表人民行使。其中央的体制，系将行划归会议、司法权划归法庭、军事权划归将领，各自行使，相互制衡，是一种、司法、军事三权分立的体制。
周武王伐纣登天子位后，“乃偃武修文，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不用兵之意）”（《尚书·武成》篇）。周公尤重视文治，他制礼作乐，以礼乐为的根本，其施政纲领是礼乐刑政，均属于文治范围。大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为六官之首，其中春官独掌“礼乐”，秋官掌“刑罚”，其他各官可同列于“政”，这种以礼乐刑政为建国的纲领与雅典重文轻武的立国甚相类似。又，周王名为国家最高元首并未掌握军政，如行分由天官、地官、春官与冬官掌理，司法权划归秋官掌理，军事权赋予夏官管辖，亦是、军事、司法三权分立，合与雅典的体制大同小异。
四、军国主义的斯巴达——斯巴达是古代实行军国主义最有名的国家，在内政上，斯巴达人与军事，成为特别阶级的贵族；中等阶级从事工、农、商业，享有参加地方的；农奴与奴隶人数最多，专做劳力生产工作，供给社会的物质需要，有时征服兵役，但不得过问。其立国是重武轻文，恰与雅典体制相反。
又，重武轻文的施政纲领是贯彻全民皆兵的主张，并从儿童开始。儿童七岁后即离开父母，交由集中。幼时受严格体能训练，稍长则受军事训练，后服役军队，人人都是智勇双全的战士，国虽小而兵强，称雄希腊，这完全是推行军国主义的功效。
关于中央的组织与后世政制有别，设有国王三人同理国政，名为军事的最高，而掌握军政却是元老院（Senate），有议员二十八人，其中五个常务委员，为决定国家政策及军政大事的最高机关，颇似后世的内阁总理。关于斯巴达人全体大会，人人都有参加权，惟不经常召开对不发生重大影响。又，斯巴达人同食于公共食堂，膳费各人自付。如付不出膳费即取消其参，最后能过问的人便愈来愈少。这种贵族的体制，逐渐变成少数人的组织形态。
《周礼》提倡的大同世界，自与斯巴达实行的军国主义旨恰恰相反。但亦非常重视国民军事训练，如夏官中以田猎代替军训，分四季召训，“乃阵车徒，如战之阵”，严格演战与正规军训练相同，如有“不用命及后至者”按军令斩首。像这样训练民兵正是《管子》“作内政以寄军令”的作法，其目的在武装巩固国防，含有军国主义的。又，是斯巴达国王为虚位元首，以元老院五个常务委员掌理军政，与《周礼》天子未掌实权，权在诸侯、政归六卿，其分权理论亦大致相同。有关推行贵族、划分社会阶级、实施奴隶制度，两者的是颇多相似殊途同归。
五、贵族的古罗马——欧洲文明古国除希腊各城市国外，意大利半岛上曾建立一个罗马城市国，其管辖区域甚小，不过罗马城附近一带城乡而已。从史前时代至西元前五百年都是君主政体，国王是由贵族选举，另设贵族的参政院（Senate）佐理国政。其后国王修披波斯被逐，改为国，每年选举二位执政官，掌理国家军政，参政院仍然存在，其不再限于贵族，变为性的国是会议，名为机关，实际亦握有很大的权威。古罗马这种贵族制度，甚似于周朝的周召时代，由贵族诸侯推举同理国政。所不同者，未设参政的贵族机关。
《周礼》以天子为国家最高元首，但未掌握军政，权在诸侯，诸侯是贵族阶级；诸侯权在卿大夫，卿大夫亦是贵族阶级。至中央的行政，划归六卿掌理，六卿更是贵族阶级，说明《周礼》官制是一种贵族，与古罗马的政制似无多大区别。惟罗马的执政者与是经过选举产生，且有任期；周王、诸侯与卿大夫都是世袭，六卿则由周王任命，这是两者最大不同的一道鸿沟。
柏拉图是西洋的古代，可与东方的孔子媲美。其学术思想及主张，载其所著《理想国》一书，影响当时的制度甚大，且与《周礼》的基本甚多暗合。尤以下列五项为最：一、金银铜三阶级，二、尊重军人地位，三、贵族与教育，四、财产共有制度，五、提倡共妻与优生学。
一、金银铜三阶级——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对人民分为金、银、铜三个阶级，他说：“用黄金造间的，用白银造成辅助者，用铜铁造成农工商人。黄金阶级偏重，白银阶级偏重情感，铜铁阶级偏重。因为各阶级的子孙都有贤与不肖，所以黄金阶级的或可降为铜铁阶级；铜铁阶级的亦可升为黄金阶级。”这种浓厚的阶级观念是按天赋才能来划分，含有升降高低的变动性。他又认为“铜铁阶级是社会经济生产与交易者，必须有农夫、建筑匠、衣匠、鞋匠等，彼此分工合作、以有易无，相互依赖以为生。”可是铜铁阶级的人民“重视，各为打算，难免彼此争夺造成社会混乱，所以要有国王（黄金阶级）来，以筹设最好的立法与行政机关。又必须有一部分人辅助国王（白银阶级），执行国王的计划与命令。国王与辅助者都是专家，才能治理国家与人民。”这是其对金、银、铜三阶级的主要见解。
《周礼》亦有三个阶级的划分：一是君侯，二是卿大夫，三是庶民。君侯是者首重，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相等于柏氏的黄金阶级。卿大夫辅助者，重智能，所谓“选贤举能”、“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相等于柏氏的白银阶级。至于君侯卿大夫、卿大夫庶民，亦犹黄金阶级白银阶级、白银阶级铜铁阶级，故两者的理论与主张非常接近。惟柏氏是按天赋才能划分阶级，其阶级性由于人为力量可以升降变迁；《周礼》的阶级成分是世袭制，父为君侯子继其位，卿大夫亦是子承父爵，庶民更是世守其业，毫无生前变动的可能性，这是两者异常的显著差别。
二、尊重军人地位——柏拉图甚为尊重军人地位，将卫士与辅助者同列白银阶级，强调完善的卫士应接受科学与哲学训练，具有哲学家的资格可以当选为国王。其所讲的普通教育，如体格训练、音乐教育、军事训练，以训练卫士为主要对象。又认为卫士担任御外侮、定内寇的重大任务，应当宿于高地的帐篷中，随时准备战斗，对外作战要凶猛如虎，对内履行职务要忠于国家。他们不能有和私产，完全以人民利益为利益，待遇不宜太高，生活亦应简朴（同食公共食堂），更不可掌握国家，否则会变成。他虽尊重军人地位，但反对军人干政，甚至把军人比作看家的忠犬。
《周礼》将军事赋予夏官大司马掌理，佐王平定邦国、诸侯，并统率三军，抵御外侮、征伐叛乱、捕杀盗匪，担任保国卫民的战斗，与《理想国》的卫士任务大致相同。讲到《周礼》的军事教育，是采用“寓兵于农”的办法，以田猎代替军训，分四季举办，纪律严明，特别重视国民的军事教育；而柏氏所讲的军训是学校的正规教育，毕业后即成为职业军人，其子弟亦继承父兄为卫士，贵族才有当卫士的资格，这是彼此施政的不同主张。
三、贵族与教育——柏拉图反对国王的君主，强调“法律应居于最高的地位，者与人民都应遵守法律”，并重视辅助者的士大夫，认为士大夫执行国王命令，要尽忠职守，然后才能使全国人民各得其所，互相为用，成为一个国家。因为国王与高级辅助者都是哲学家出身，凡取得哲学家资格，便为继承国王的候选人，因此国王与辅助者都是阶级的贵族。他又鼓吹贵族教育，其所讲的普通教育只有体育和音乐二科。体育以锻炼身体为主要课程，音乐包括一切人生艺术，项目甚多，这一阶段教育以训练卫士为对象。高级教育亦分为科学与哲学二科，科学有数学、几何学、天文学等课程，以科学知识为基础，导入更高深的哲学阶段。哲学训练时间为五年，专学，培育天才人物，且采严格淘汰制，最后能毕业者不过寥寥数人，国王即在此数人中拣选。这种贵族教育实行的结果，便与贵族结合在一起发生不可的关系。
周行封建制度，天子虽是诸侯的元首，并未掌握行政；而掌理者是诸侯，行使者是卿大夫，“入则为卿，出则为将”，掌握一政。中央的行政则划归六卿执掌，以天官总揽群职。这些掌握所有的诸侯、以及行使的卿大夫，便是构成阶级的贵族，与柏氏贵族的主张若合符节。《周礼》是将教育行赋予春官掌理，计有十二种施教法，以礼乐与为主体，亦涉及职业、技能、刑法及教育，这种普通教育平民子弟均可参加。至于高等教育，以培育贵族子弟为旨，如大司乐“掌成均（大学）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卿大夫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这种大学教育，不收平民子弟专为贵族而设，与柏氏教育主张互有同异。
四、财产共有制度——柏拉图主张阶级与卫士之间应废除家庭组织，实行制度，其所需之住宅、服装、饮食及其他生活用品都由供给，不得置有私产，子女教养亦由公家负责，成年后继承父兄担任或卫士工作。又认为阶级得置有私产会自利、贪得无厌，追求物质的享受，不但不能护卫及领导人民，反而变民的仇敌，这是他主张贵族的主要由来。
《周礼》有一种井田制度，按户口分配土地，实行“土地国有而民用”的办法，以农民为分配对象。《地官·大司徒》之职云：“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家）数制之：不易之地（良田）家百亩，一易之地（隔年耕种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乃分地职，奠地守，制地贡，而颁职事焉。”这种按农民家数分配土地的办法，以均地利平财富为目的，与柏氏贵族的理论相同，但实施的办各采异样手段。
五、提倡共妻与优生学——柏拉图所提倡的共妻制度主要以男女卫士为实行对象，又在理论上高唱男女平等，认为男人能做的工作女人亦可做好，工作能力并无性别的差异。制造卫士的时候不分男女，因此，者选择卫士要男女并重、同住同食、一律平等。还要立法：“卫士们是共妻共子的，不可使父母认识他的子女，也不可使子女认识他的父母。”这种共妻的办法，佥以强国强种为目的。他又以养鸟留善种为例，强调聪明勇敢的男女应当励其多生育，由国家负责教养；低能者应尽量减少生育，必要时得抛弃之。但也反对，应按自然需要男女相会时间，举行婚媾节，让智勇者与智勇者结合，低能者与低能者结合，前者的子女主张公育与教养，产后其母可按时到保育所哺乳，时间不能太长，以不认识父母为度。这种优生学说与共妻办法，往往违反人性和伦理。
中国古代是母系社会，“男女杂处，若然”，所谓“有母而不知有父”，有点类似柏氏的共妻理论。自周公制定婚礼后，男有家、女有归，始建立以伦理为基础的家庭制度。《周礼》设有官媒主管人民婚姻，“令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凡届结婚年龄的男女都应当婚嫁，违者罚征独身税，这种婚姻政策含有励生育意义，与优生学说有关。又婚媾季节“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始是时也，奔者不禁。”在婚媾季节可免除各种礼节，励人民结婚，其目的亦在强国强种，更与柏氏主张完全相同。
亚里士多德虽是柏拉图的学生，但对其师若干主张却持相反看法。如《理想国》不能实现、与共妻理论都是违反人性。他的思想便建立在对《理想国》的上，其与《周礼》有关者，计有下列各项：
一、提倡财产私有——亚里士多德站在伦理观点，认为“”在经济与两方面都不是好制度。就经济言：财物公有后，人们便不会爱惜，工作亦不努力，所以无法达到高度生产的目的。生产后如何分配亦成问题，如按功计酬有违理论；若平均分配谁愿去努力生产？就言：私有财产是人类行为的必备条件，如宽厚与是一种美德，如无财产作施行宽厚与的义行工具，便无可言。基于以上两大理由，故反对其师的理论。他主张产业应当私有，如人民时，就能达到“私有公共”的程度。因为私有财产是鼓励生产的刺激物，人民为改善生活便会努力生产，自可达到高度生产的目的。在方面是亦如此，如宽厚、、互助、救济等行为都需财力为其实现的工具，只要人民互助的德性发达，“每人都专心治理他的私产，在实践上、德性上即可使他们达到朋友的东西，即是大家东西的境界。”他站在伦理的立场，强调财产私有的合理存在，较其师贵族的说法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周礼》的井田制法，除分配农民土地外，并配给住宅，自属于主义的一种实现，但这种土地分配的办法仅以土地为限，未涉及其他财产，范围甚小。至农民所生产的粮食，缴纳贡赋后都归农民所有，产权属于私人，不得随便取用，与柏拉图的办法有别。又将国家各阶级职业划分为王公、士大夫、百工、商旅、农夫与妇功六职，王公有贡赋、士大夫有俸禄、商旅通有无、百工作器皿、农夫长地材、妇功治丝麻，各以其工作或生产收入购置各种财物，物各有主，即实行财产私有制，与亚里士多德主张却不谋而合。
二、家庭组织——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彼此的亲爱感情，是人类最大幸福和建立家庭的基础，夫妇之间的爱情、父子兄弟姊妹之间的关切，是人类天性的自然发展。又认为人类最初是先有异性结合，其结果即家庭，家庭中的男女分工合作，繁殖种族，养育儿女，才是创造幸福家庭的最佳。他虽重视家庭组织，并未忽视国家的重要，以人民为国家一，国家之内包括家庭组织，认定家的国的根本，不仅未减杀国家组织力，且为增加国家团结的基础，正与《大学》所谓“家齐而后国治”的理论意义相同。
中国自古以齐家为之本，诗首关雎、易云，《仪礼·丧服·传》载：“父子，一体也。兄弟，一体也。夫妇，一体也。”以夫妇为王化的开端，成家为立国的基础。《大学》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又，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五伦中，其中父子、兄弟、夫妇属于家庭，正说明古代的实质是伦常化，国家的内容是家族化，诚是道统的真谛。《周礼》有关家庭的记载范围甚广，天官中有“九两（即君臣人民协办之九件大事）系邦国民”，其五曰：“（大小）以族得民”，即将家族列为治民的九事之一。地官有关家庭的记载尤多，如井田分配以家为对象，征兵征粮亦按家计算，比闾组织更是以家为建国的基础。又，教育的六行（孝、友、睦、姻、任、恤），首重孝道，三德中（至德、敏德、孝德）讲孝德，三行（孝行、友行、顺行）中论孝行，八刑中有不孝与不弟之刑。以上井田制度、比闾组织、言行与刑法教育，均以家为施政施教的重点，可作“国家家庭化”的有力证明。至亚里士多德有关家庭组织、仅限于理论发挥，言而未行，自不可与《周礼》相比拟。
三、主义——讲到平等，首应厉行，人民不分阶级与一律平等待遇，法律效力高于一切。亚里士多德即持这种看法，他主张国家须先有基本，国家政体形式，各级组织以及与人民各种关系。再根据研订其他法律与命令，以适应实际需要，维持国家秩序，保障人益，实现平等的理想。因为法律是无偏的，用法律国家可以约束人民行为，人民服从，是最能国体的一种客观力量。人民应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守法是人民的，并强调法律与习惯要打成一片才能发生效力，以伦理为的基础，含有与德治并重的意义。
《周礼》将司法行政各种职权交付秋官大司寇行使，实行赏罚并行的五刑：“一曰野刑，上功纠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五曰国刑，上愿纠暴。”五刑的主要作用是在励上功、上命、上德、上能与上愿五种德性，并刑罚不力、不守、不孝、失职与五种败德行为，以为法律的基础，与亚氏的看法相似。又，司法各级法院、明法教育、司法权、行政、犯民管训与就业，《周礼》都有完备组织建立良好的司法制度。而亚氏的主义则未论及建立体制，较《周礼》实在瞠乎其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