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辛亥与孙中山文化的时代价值

　　丘树宏：中山市孕育了一代伟人孙中山，决非历史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人文历史背景。丘树宏：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先知先觉”者，他的《建国方略》、实业思想以及铁、港口、水利计划等等，在如今逐一实现了。

　　他做过农民、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放映员、中学教师，直至地级市主管宣传文化的高级官员。一走来，不管身份怎么变化，诗歌创作是他不变的挚爱。近年来，他提出孙中山文化概念，认为孙中山文化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命题，一直以实际行动孜孜致力于孙中山文化的普及和理论研究，引起了广泛关注。他就是中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丘树宏。在孙中山的故乡中山市即将迎来“百年辛亥”纪念活动前夕，记者专访了丘树宏部长。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代伟人孙中山的故里，中山市与近代中国的发展息息相关。在您看来，是什么样的社会和文化气息孕育了一代伟人？

　　丘树宏：中山市孕育了一代伟人孙中山，决非历史偶然，而是有着深厚的人文历史背景。通过多年的思考和观察，我认为这主要取决于中山特殊的地理和人文。

　　中山是海上丝绸之的起点之一，历史上的中山囊括了现今的中山、珠海和澳门地区，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重要的对外口岸。自明代起，澳门为葡萄牙人占据，这使中山成为朝贡、传教线的必经之地，利玛窦、卫三畏等人均是由此进入中国内地的。其实，在孙中山之前已经有众多中山人走出国门，其中最早的可能是郑玛诺，他1645年就到意大利留学。1847年，容闳去美国留学，并因推动中国官派留学而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山还诞生了撰写《盛世危言》的郑观应等人，这些人对孙中山的影响很大。后来，孙中山由容闳介绍请郑观应写信给盛宣怀，最终得以李鸿章。中山这种特殊的地理和人文，不仅使孙中山较早形成了超前的时代观念和思想，而且具有了世界眼光，以致他的足迹遍布欧美、日本和东南亚。早在1890年，他就自称“远观历代，横览九洲”。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座与辛亥历史有着特殊联系的城市，在您看来，中山市应以何种特殊方式纪念辛亥100周年？

　　丘树宏：中山先生与辛亥有着密切而特别的关系，而他又出生在中山这片土地上，因而纪念辛亥100周年对中山是一个历史性的机会，我们也将它当做一件大事来做。今年的辛亥纪念活动将以辛亥百年为背景，以孙中山为核心，以首届孙中山文化节为重点，融、经济、文化、城市建设、旅游、民生于一体。总的来说，有十大工程，其中宣传文化项目有八大系列，全市大小活动近百项。

　　丘树宏：孙中山是近代中国“先知先觉”者，他的《建国方略》、实业思想以及铁、港口、水利计划等等，在如今逐一实现了。从孙中山的足迹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以“天下为公”的，既跳出了政党的局限，也跳出了政党私见，其目的在于中华民族振兴。中山先生的思想理论、文化和人格力量等，都具有强烈而深厚的人民性、人类性，在这一点上，他可与世界历史上的伟人比肩。当然，我们要读懂中山先生，也要理解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今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山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社会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中山市将如何进一步加强文化建设，再现近代中山人文的辉煌？

　　丘树宏：中山成功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主要得益于两个重要元素：一个是孙中山和孙中山文化，另一个是近代文化。孙中山文化和近代文化都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其内核是、兼容并包，它们都是中山文化的根。

　　文化的需要一些具体活动和项目载体来提升。中山市的文化建设首先体现在八大文化工程中，由八大文化工程统领全部工作，最后达到全民的文化自觉。其次，我们找到了一种宣传文化工作的新，那就是借势做事，比如今年，我们就要利用辛亥百年之“势”来进行文化建设。

　　丘树宏：地方社科界在科研力量和科研水平上均偏弱，这是全国普遍现象。但是基层社科界也有自身的优势，就是它能接触到最真实的社会现实。基于此，在推动孙中山学术研究方面，中山市完全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而高级研究机构可能做不了的事情。首先，我们把孙中山全方面的学术研究放在重要的。其次，我们要借力。例如我们策划出版的纪念“辛亥百年”的系列著作，就是请全国学者共同做的，四本著作分别由著名的辛亥研究专家、金冲及、章开沅、张玉法主编。再次，为了进一步推动孙中山学术研究活动，我们设立了孙中山研究的硕士博士，每年颁发。此外，我们还通过各种方式来普及孙中山文化。

　　当然，孙中山文化仅仅靠中山市做是远远不够的，她是广东省的命题，是国家命题，甚至是世界性命题，我们希望有省和国家层面的重视与提升，期望孙中山文化能够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显学。□记者 武勇 冯爱琴

　　中国历史上的“近代化”是指封建社会为近代社会的过程，“工商业近代化”则是指封建的传统的工商业为具有近代意义的工商业的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工商业近代化发展出现了，并涌现出一大批民族实业资本家，其中尤以香山（今中山市的前身）买办商人和香山人创办的“四大百货”公司为翘楚，他们也成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拓荒者。

　　中山在中国工商业近代发展中涌现出一大批明星人物并非偶然。自古以来，中山人就有经商的传统。元明时期，石岐山下就有“商铺十八间”的传说。葡萄牙人占据澳门后，中山长期作为中外交通和贸易的门户，因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此出现较早，是近代中国得风气之先的地区。鸦片战争后，中山因毗邻港、澳和广州，中外贸易和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迅速发展起来，境内的石岐、小榄、前山、香洲等地，也因商业的繁荣而成集镇。中国近代著名改良主义思想家、实业家香山人郑观应，曾先后参股于轮船招商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1894年，一部体现其维新思想体系的《盛世危言》问世，内容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在书中，郑观应强调振兴“商务”，发展工商业，是最早提出“商战”并主张“兵战”不如“商战”的思想家，后被誉为“盛世思危言，富民能救国”。也是在同一年，孙中山先生在《上李鸿章书》时系统地提出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冀望能按照资本主义的模式，在中国发展工商业。

　　清末民初，受孙中山和“实业救国”的影响，中山不仅出现了为数众多的精通中外贸易业务的著名买办商人，而且也涌现出大批享誉中外的华侨资本家。他们通过长期艰苦努力为自己赢得了荣誉和财富，又以他们的知识和勤奋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工商业的近代化。“中国第一买办”、香山人唐廷枢是代表之一。他一生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第一家民用企业、第一家煤矿、中国民族保险历史上第一家颇具规模的保险公司、第一条铁，还钻探出第一口油井、铺设了中国第一条电报线唐廷枢逝世后，上海《北华捷报》发表纪念文章，赞扬其一生为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称他的一生代表中国历史上“一个时代”。更有后人称其为中国近代企业“第一CEO”。

　　受买办商人以及早期中外贸易和文化的影响，清末民初，香山华侨马应彪、郭乐兄弟、蔡昌兄弟以及李敏周和刘锡基等，先后创办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不仅把国外百货业的经营模式、管理经验和商品引进中国，开创了中国现代百货业的先河，而且创造性地推动了中国百货业的现代化。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山的城市商业文化有了前所未有的革新。其中尤以孙文西十八间商铺为代表的市井商情最具魅力。它们既是传统商业在近代社会的延续，又是现代中山商业城市文化崛起的雏形。当时的太平洋公司、先施公司、美孚等十八间商铺，从整体格局到室内外陈设再到经营范围、店员衣着等，都既有买办、侨商文化的烙印，又具有鲜明的现代气息和时代特征，不仅成为近代中山工商业发展的一大亮点，也成为近代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回顾近代香山籍工商业名人成长的足迹，可见其独有的特色。第一，商品意识和商业传具一格。第二，有敢为人先的创新冒险。中山人不仅创办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四大百货公司”，而且率先采用了“不二价”、“送货上门”、“聘用女售货员”等措施，在当时的上海乃至全国都属空前创举。第三，形成了诚实守信、互利互惠、公平竞争的现代工商业。近代中山人在长期的工商业经济活动中形成并坚守诚实守信的商业，一直为商界称赞与肯定。他们将中国传统文化中“诚实可靠，童叟无欺”的经商玉律与先进的商业经营相结合，形成了中山人独特的现代工商业经营。第四，强烈的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其典型特征。近代中山商人在经商过程中没有片面追求商业利润和个人眼前利益，而是更多地把发展民族工商业与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富强、民生的幸福联系在一起。概括地说，近代中山商人之所以要积极发展工商业，就是要“在我之利不使外溢”、“外洋之利权由此分”，并认为工商业发展后不但“于贫民生计亦为有益，是一举而数善备焉”，而且“在国内从商业经营转为产业经营，就可以发展祖国实业，杜塞漏卮，具有使国家逐渐富强的道”。此外，中山工商业实业家在经商致富后，不仅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响应孙中山“实业救国”的号召，且十分乐善好施，救济赈灾、改良乡政、发展交通、支持教育。

　　伶仃洋西岸有一个称之为中山的地方。中山，原名香山，因“地多神仙花卉”而得名。香山在远古时代只是珠江出海口伶仃洋上的若干岛屿，所谓“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说的就是秦汉时期香山地区相对的自然与人文。香山的先辈们依托它围海造田，把岛屿逐渐扩展成绿洲；香山的先民却凭借它远涉重洋，开辟海外通途。

　　香山地理独特，是珠江水系的入海口，特别临近港澳，在历史上很早就有对外经济交流的传统，意识和冒险是香山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香山人“敢为天下先”，他们懂英语，熟悉洋务，善于与打交道，不少人成为了买办。同时，香山又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地区，外地移民不断移居香山，香山居民不断移民外地和海外，带来多元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也带来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重商传统和务实作风是香山人才辈出的另一重要原因。宋末以降，来自南雄珠玑巷操粤语的广府人，源自福建操闽语的潮汕人，还有出自中原操客家话的客家人，共同构建了香山这个移民社会。现在仅中山就有四大语系和二十多种方言，说明香山本就是一个万方精英荟萃之域。香山人在长期的发展淀积中，形成了先导性、性、重商性、包容性等文化特质。特别到了近代，在社会涌现出许多代表人物，对中华民族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这使香山成为中国肇起之地，在中国翻天覆地的近代化进程中风云际会、群星闪烁。

　　早在明代中期，香山文化教育就与中原发达地区不相上下。嘉靖年间，中举人数达180之众，其中有16人考取进士，有些在学术界和颇负盛名。到了清朝，香山“读书应试者众”，在科举制废除前200余年内，香山有探花2名，进士107名，举人721名，另有贡生和监生589名。鸦片战争爆发后，香山人在抵抗外来入侵者的同时，又深受文化影响，视野更加开阔，创业成才之不再局限于科举一途，而是全方位地施展自己的才华。孙中山、陆皓东、杨鹤龄、杨仙逸、苏兆征、杨殷、林伟民等，在近代中国中曾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孙中山更是中国近代的伟大和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探索者；徐润、唐廷枢、马应彪、郭乐、蔡昌等，在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和工商业近代化的过程中，均起了表率作用。而容闳、郑观应、钟荣光、刘师复、杨匏安、王云五等的思想主张和文化，既惊世骇俗，又前无古人；苏曼殊、阮玲玉、郑君里、萧友梅、吕文成等在文学艺术和体育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亦令香山人感到骄傲和自豪；郑藻如、唐绍仪、蔡廷干、梁如浩等在外交上表现出的才干，同样可圈可点。

　　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清部分官员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提倡“中学为体，为用”，在这样的背景下，1872年到1875年间，清共组织了四批留美学生，共120人，其中39人来自香山。在第一批赴美的47名留学生中，有13名是香山人，超过三成。在原籍为香山县的“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的推动下，一些思想的家长愿意送孩子出国留学。这群留学生大都在国外学有所成，成为国家的栋梁。在这些成功的例子的推动下，当时香山乃至广东地区兴起了一股“飘洋热”。因此，孙中山先生在14岁出国并非偶然。

　　在当代，祖籍中山而旅居的中山人中有著名漫画家方成，艺术家黄苗子、萧淑娴，著名作家刘斯奋，著名时装设计师张肇达，我国第一位女邮票设计师卢天骄，著名女子滑冰运动员关颖姗，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江嘉良，还有大量在、军界、学界、工商界的当代知名人士。可以说，自明清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中山因特殊的地理和人文历史，产生了众多闻名中外、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其人数之众、知名度之高，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可谓首屈一指。

　　香山是孙中山的故乡，香山文化的对于孙中山先生成长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样孙中山先生对于香山的影响也是巨大的。1925年4月15日，香山县易名“中山县”，以纪念孙中山先生。中山也因此成为全国一个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城市。由于经济发达，程度高，中山市被誉为广东“四小虎”之一，并相继被授予联合国“人居”、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全国环保模范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等称号。